毫无疑问，中医当然能够治疗瘟疫。但是能不能治疗具近代意义的、经过细菌学洗礼的传染病，则莫衷一是。民国以来，通过中医与西方细菌学不断的对话，重新诠释、肯定古典医书中的经验与治法，建立起治疗的信心，并赋予外感热病学新的定义，促使中医去建构一个较完整的论述架构。

自西医细菌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就没有强烈地排拒细菌论，反而将其纳入新课程。文中所举的数位中医，皆善于把细菌在人体内产生的身体变化，用各种毒来加以解释。而就细菌作为一种生物角色而言，中医则强调“菌在气中”，细菌不能脱离空气、季节、温度、湿气等外在客观因素而生长，进而将细菌学拉至气论的范畴中，此即近代中西医气论与细菌论汇通的历史模式。

过去的中医历史中，并没有认识到“细菌”这个物种，与近代中西医在生理与解剖学上的差异与论争相当不同。后者在中国古代医史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甚至可用“西学源出中国说”来解说。[1]虽然，民国时期也有人如罗燮元认为细菌学是一种“亚学西还”，例如蛊毒、鬼疰、狐惑蛔虫、阴阳毒等，皆与细菌有关。但所谓“细菌”之为物，毕竟是闻所未闻，虽也有如章太炎或罗氏等医者强解其义，终究难以用肉眼观察；对中医而言，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透过论述，我们看到近代中医的活力，除来自吸收西方细菌学之外，也涉及《伤寒论》与《温病条辨》在内之热病学经典医书的对话；除了一些气的基本理论外，其实近代中医较少用《内经》来作为论理的依据，因为回应细菌学，除了理论层次外，治疗上也要有所实效才行，而近代中医所依恃的，正是这些治疗传染病的实际疗效。

通过本章论述，我们看到中医对病菌说持多种态度，但对传统医学治疗法之信心则坚若磐石。章太炎的“据古论菌”颇具代表性，他将古代的博物学、生物学、医学的知识混在一起，来回应细菌学；而日本汉医的论述，强而有力地支持着中医把经典中的汗法、解毒、下法等疗法，划归为“杀菌”之法，或多或少强化了中医在这方面论述的信心。而获取“杀菌”知识的两种方式，除吸收西医细菌学的学理之外，无非就是再从中医的伤寒与温病体系内吸收身体罹病的观点，与药物治疗之机转，来发现“杀菌”的可能。文中虽举了不同医者的言论，但是他们“发现杀菌”的论理，皆取径于此。

但民国中医的热病论述实不只主“杀菌”的意义，不然即无法解释中医为什么没有走向发展出杀菌药，或是较少往这个方面做治疗的再思考。除了没有实验室、科学方法等已在文中略作论述外，更重要的是，中医即便有杀菌药，也会谨守“气论”，因为中医乃依寒热与气候的“气”来对证治疗，而非对菌治疗的一种医学。所以，也不得不说，近代中医基于“气论”与身体观，对于西方细菌学采取了一种讨论、反面论证与高度选择性接纳的态度。

陆士谔在《我之中医改良观》中指出：“倘然翻译几部生理书，西医病理书，诊断学，西药书，抄袭几个西医名词，就算是改良中医，天下从无如此便当的事。本国数千年的学术，可以把他国学说改头换面，生吞活剥，一朝就算做自己的学术改良工作，只可以算国文国语的西医，不能算是中医。”[2]恽铁樵则认为一旦研究细菌，势必要连带研究血清注射，“果然切实做到，已是完全西医，无复国医本来面目”[3]。这种尴尬的状况，就落着傅斯年的批评了：接受了微菌学的中医，自然不能称为“中医”。傅讽刺中医“改无可改”，因其背后整个思想体系都必须完全改变。[4]所以，这种具高度片面选择性的吸收知识态度，导致民国中医只能选择一些译本的教科书，陆渊雷即言：“（病原细菌等）西医译本书可用者甚多，无须编纂。”[5]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即便是走在中医科学化前端的陆，其言论之“开放”大概也仅此而已，可知“气论”所代表的整个古典医学体系，细菌学无法将之完全取代。

从整体历史来看，经历30年代“中医科学化”的讨论后，结果是采用细菌学其实仍不及采用西方生理学来得重要。1955年成书之《中医科学化讲义》，倡导要“根据现代科学研究，解释中医学说”。但于病理解释，竟是“根据中医病原学说”，而不是西医的细菌论。[6]中医在近代以来终究没有走向一条以细菌为基础的病理医学道路。探索民国中医的正、反论述，补充了近代中医史的缺憾，或许让我们对中西医论争有更多的认识与反思。

[1] 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4、5、7章之论述。

[2] 陆士谔：《士谔医话·我之中医改良观》，《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68页。

[3] 恽铁樵：《论医集》，第35页。

[4] 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316—317页。

[5] 陆渊雷：《国医馆学术整理会亲历记》，《陆氏论医集》，《陆渊雷医书二种》，第166页。

[6] 朱鹤皋、陆奎生纂辑：《中医科学化讲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编辑凡例，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