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医界有如此多反对细菌论述的言论，但需要说明，反对并不代表完全无法汇通。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医谈好气论就好，根本不用去理会细菌学的发展。其实正好相反，中医界拼命围绕着这个议题反复申论，正代表着他们对这类议题之重视。而且，末节将要探讨的故事，竟然是中医汇通了西医的治疗法则，“发现”了许多“杀菌”的药物，颇值玩味。

在1949年以前，西医许多治热病的药物都不是以“杀菌”为主，即使到40年代中后期，抗生素仍非常罕见，甚至多用于战争医疗。民初西医治疗热病之药物，主要都是针对“退热”，而鲜有“灭菌”的思维（梅毒在民初的治疗是个例外）。例如1936年出版的《西药辞典》，除“解热剂”这样的分类与治疗外感热病有关外[1]，其他所谓“杀菌剂”类之药物，具有“防物质之腐败发酵，及骤杀灭诸种霉菌之效”者，主要是用于外科消毒、外伤溃疡、漱口水和环境卫生消毒用品，甚少内服以杀菌者；大概比较例外的，就是“结列阿曹笃”（蒸木油、几阿苏，Creosotum or Creosot）以及“知阿克儿”（Thiocol），主要用来杀灭结核菌，以及气管支炎、喉头黏膜炎等；另外，米尔笃儿（Myrtolum）则有“消毒防腐”之作用，也可用于急慢性气管支炎、肺病初期。[2]内服杀菌药，于抗日战争前大概仅有这些类别。

民初西医针对细菌疾病的治疗药物，乃用特殊病原菌或死菌制成的血清浆苗，又称“生物制品（剂）”，专门针对特定传染病菌所研制之“菌汁”（见图2）[3]，有预防注射和治疗两类用途。1938年的药物学专书更介绍了新的混合型疫苗，如“贝灵流行性感冒菌浆苗”，可加入“肺炎菌苗”或“链状球菌苗”一起施打，据称效果更佳。但这类药物，着眼的功效乃增强人体的抵抗力，以抗拒细菌产生之“毒力”，也非直接杀菌。[4]真正着眼于“杀菌”的药物，大概要到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期才被介绍到中国来（见图3）[5]，例如在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百浪多息”（Prontosil album，后来研制成各种磺胺类药物）就是其一。[6]不过，当时研究报告也指出，该药对“葡萄状球菌”的扑灭效果较不理想。[7]另一种叫“乌利龙”（Uleron）的药品，它的特点刚好可以补前药之不足。[8]但这两种算是新药，其使用率和普及率，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图2 伤寒症之最新合理疗法——脱夫菌汁

图3 化学治疗新药——消发灭定

在40年代以前，“灭菌”思维的总体展现，多见于日常生活的“卫生”举措。例如当时著名的消毒药水“罗威沙而”（或称“来沙而”），就强调通过冲洗可以“消毒杀菌”[9]，是民初社会“卫生运动”的消费宠儿。今日我们常称为“消毒”，但其作用应是“灭菌”。[10]至于西医之物质文化与器具操作、溶剂之辨识使用，都是必要的知识，如实验用玻璃器皿“应先用肥皂液洗净或沸煮之，再以硫酸46份、铬酸钾6份、水46份之溶液，洗净后，末用蒸馏水冲洗之，再以新纸包裹。末用高压蒸汽灭菌器消毒，或用干燥消毒器消毒”。又有数种理学消毒法，皆牵涉器具、物理定律与化学反应之注意事项[11]；铬酸钾（K2CrO4）乃有毒溶剂，这些化学药品之取得，恐怕又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其操作步骤，也必经过实验室之实作才能理解。故研究细菌学，其操作之困难与复杂，可能远超过传统中医的想象。如恽铁樵也说这些手续是“专科之学，绝非门外汉漫然可以效颦者”[12]。真正较普及地以西药来杀菌，是30年代末期的事情，当时还出现“免疫剂”，宣称可以治疗传染病与各种发热病，但成分不明。（见图4）[13]

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反倒是中医竟然很早就有“杀菌药”的想法。中医虽强调气化，但用“气”或“阴阳”来论述药理，毕竟已渐渐失去了“国家”的信任。当时中医界之思考虽千头万绪，然既知中药有实用之处 [14]  ，又可补西药之不足，则干脆从细菌论述来切入，用以定义、解释中药的成分与特性，这逐渐成为新中医的一种科学话语。

图4 免疫剂息热定

关于对付“细菌”药物，民国中医多从传统的身体观与治疗思维中获得灵感，而不是从西医的药物分类得来。丁福保在1933年出版的《中药浅说》，即用西医的分类方式，将中药分成10类。与热病较有关系的是“解热药”类，这类药物多具备“发汗解热”效果。[15]另外像“麻黄”这味中医常用来治疗热病的药物，则被归为“镇痛、镇静、镇痉药”。[16]分类方法决定其属性，既然西医较无杀菌作用之内服药，若依据西药分类法，不论怎么细分，都不会产生“杀菌”这种思维。另一本著名的中药学著作是陈邦贤的《新本草备要》，它可能完成于抗日战争之时，饱受炮火轰炸的四川一间小茶馆内。[17]陈虽以传统药学的分类方法来区分中药种类，但其中“黄连”一味药标注了“对细菌有抗生作用”[18]，这就和丁书有所不同；丁书内之“黄连”不过能“健胃止泻”或治肠炎、黄疸等，并不能“杀菌”。[19]可惜，陈发现的“抗菌”功能，仅有该条而已。陈书在药物成分上采用了西方药学的分析，例如治疗热病的常用药物“桂枝”，含有挥发桂油（桂皮油）等成分，“麻黄”具有“植物盐基之Ephedorin”[20]，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西医实验所得。故笔者以为，陈的“抗菌”发现，可能仅是随笔所至的一种巧合罢了。

真正考察民国中医对“杀菌”一事的论述，大概可归类为两种思考。第一种思考，中药不治菌，但可以排除菌毒，细菌非热病之主因。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认为一定要从“杀菌”的角度来思考中医的治疗。章太炎认为：“凡发汗剂，其以排泄毒素一也。”“伤寒虽有菌，必以寒为主因，菌为助因。温病虽有菌，必以热为主因，菌为助因。”[21]章氏认为热病之主因不是菌，而是热与寒等“外气”。更进一步地，章氏推论中医中药的功效，并不在“杀菌”，而在于中药能驱逐菌之“毒素”。[22]不过，章氏并没有确切指出哪些中药可能有杀菌或驱逐毒素的功能。第二种思考，则是进一步论证“中药可以排除毒素，所以也能杀菌”的思维。关于中药杀菌的想法，可能得自日本汉医尤其是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为多。[23]不过，张锡纯在1924年出版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已有“樟脑之性，原善振兴心脏，通活周身血脉，尤善消除毒菌”之语[24]，张氏似未阅过汉医书籍[25]，大概后来汉医著作内大量的“杀菌”话语，和其近代受西医质疑的历史，颇能引起当时中医之共鸣与同情。杨熙龄就认为：中医若不改革，必像日本汉医一样，在十年内被消灭殆尽，但从何处着手？日本汉医的例子，这时反转过来成为中医可参考的对象。[26]

日本汉医汤本求真曾学西医，他的“杀菌”论述，常显示一种中西医汇通式的陈述。他的灵感除来自中国古代医学经典外，恐怕日本的汉药学研究也给他不少启发。他曾指出《和汉药物学》所言“杏仁”之主成分为脂肪油（杏仁油），含50％以上，又辅以证据说明该药，“含有制腐制酵作用，故有治下等动物性及细菌性疾病之可能性可知”[27]。这里他指出杏仁具有“制腐制酵”之作用，因为物质受到细菌影响，往往会出现酸腐臭秽之特性，故该药“抑遏细胞之酸化作用”实为治疗细菌性疾病的重要药理。其实，中医也常借西方药理学来推测某中药可以消毒杀菌，例如张锡纯谓：“（朱砂）为其原质硫汞，皆能消除毒菌，故能治暴病传染、霍乱吐泻。”[28]此外，另一些杀菌的思维，是基于古典医学治疗热病的想法而延伸之论述，即先肯定古典医学的治法，再解释细菌与药物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驱逐“毒”的概念，汤本说：

假令被侵入同一之病原体，亦随患者之体质，及病毒所在之各异，发现种种不同之病状。……必当随其发现症状而选用汗、吐、下三法之理也，是即仲景所谓“当随其证而治之”之义。[29]

此处不拘病原、病名，但汤本已指出发汗、催吐与下（催便）法为针对病者之体质及身上之“毒”而立的方法，更将“毒”引伸成“菌毒”。反之，余云岫批评汤本的理论，也一道抨击其最崇尚的《伤寒论》，言汤本注解经典的方式，是近代中医最常见的写作方法，以经典原文为纲目，再参以西医或科学化的论述与说理，简直是“没有根据、不曾研究、无可证明的一种口头油滑无根的瞎话”[30]。

若仔细梳理汤本的医书，其“发现”的“杀菌”药物还真不少。该书有关杀菌思维的条文，笔者整理如下：一者为治疟药“常山”[31]，汤本据古代本草书籍解释该药“有杀虫杀菌性，然以有毒不可轻用”。或许能治疗热病的“悍药”、“毒药”都有杀菌的功能。“去瘀血”和“杀虫”，也与“杀菌”同时出现。例如他据《生生堂治验》一书记载妇人下经血而治愈伤寒的例子：“肠伤寒之毒素，可由经血排除也明矣。”[32]可见“下经血”也是一种排毒方式，而汤本解释此治疗即在驱逐菌毒。二是“铅丹”的例子：汤本举《本草纲目》等医书的主治来加以解释，说铅丹“为铅之化合物，故有收敛、镇静、镇痉、杀虫、杀菌作用也明矣”[33]。分析他的论述，很可能只要符合古典医书记载的“解热拔毒”和“杀虫”，即是“杀菌”功能的明证。三为“苦参”的例子，汤本言：“《本草备要》曰：‘苦参……热生风，湿生虫，又能祛风、逐水、杀虫，治大风疥癞。’由此说观之，则本药为有力之解热药，兼有杀虫杀菌作用者。”[34]显见他认为具有杀虫与解热效果的药物，皆可杀菌。民国时期论“虫”与“菌”的关系密切，不一定全是日本汉医之影响，已如前述[35]，然汤本之论，确实给杀菌和杀虫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添上了最好的脚注。

除了以杀虫为主外，杀菌的想法可能也牵涉外科疮疾与解毒的中药，例如汤本推测“桃核仁”功效时说：“本药为消炎性驱瘀血的解凝药，兼有镇咳，镇痛，缓下，杀虫，杀菌作用矣。”[36]治疗外感病常用的便方“葱”也可以杀菌，汤本引《本草备要》载：“（葱）通气故能解毒，解药毒、鱼肉毒、蚯蚓毒，涂猘犬伤。”且葱为温性兴奋药，具有杀虫杀菌之用。[37]还有“雄黄”[38]、“干漆”[39]等，也都因为能杀虫或具有小毒性，或可治疗外科、伤科之疾病，而被认为具有杀菌的功效。不过，能“杀虫”的中药还有很多，汤本并没有全部列出来。[40]

中医论述的“杀菌”思维，受到过日本汉医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吴锡璜说：“微生菌既由气候而来，参气候之变，正以撷天地之精髓，为探源之治疗，此吾人根据六气以处方，所以确能愈病而自能消灭微菌之原理也。”[41] 中医所论述的“杀菌”思维，非常广泛，用药杀菌不过是一法，调整外界“气”对身体之影响，也是一法。如曹颖甫可能就没有受到汉医之影响，出之以中国医学热病论争脉络的解释，指出发汗可以把细菌从身体中排出，借以抨击温病派用滋阴之品，挡住了细菌的出路。[42]发汗法在明清时期担负了很大的污名，特别是桂枝、麻黄等药，很多病人都视为虎狼药。反观民国时则有不少医者赋予“发汗法”新的地位，这或许可作为古典经方复兴的一种侧面观察。

此外，章太炎曾论及当时中医开始注意到“抵抗力”的问题：“凡五蒸、五疰之属，要在鼓舞脾阳，使生白血，则杀菌之功自立。”[43]此又可见中国医者不专以“杀菌”为能，而是注重病人本身抗菌能力之培养与恢复。还有中医指出，不应拘泥于“杀菌”之见，因为细菌有好有坏，“致病的细菌”，可称为“邪”，中医可用毒药攻之；而对于身体有益之菌，则可用补药益之。[44]又如杨志一指出：有些传染病好发在寒春，如脑膜炎；有些则好发于夏季，如霍乱，这都是因为六气主导之季节或气候利于某种病菌生长。中医用药是治疗六气导致的疾病（“六淫”），而不是着眼于杀菌。西医用注射盐水治疗霍乱，用食物调养来治疗肺痨，用期待疗法来治疗伤寒，也都不是着眼于杀菌，何以又言中医中药不能杀菌？[45]杨是从调整体内六气之偏差来达到治疗传染病的目的，也不以杀菌为论述核心。

中医更多地依据经典医书的内容来论述，而较少去分析药物的化学成分对细菌的影响。特别是《伤寒论》的开篇论述“太阳病”，即指出了发汗法对热病治疗的重要性。许多中医都从这个思考出发，论述治疗“细菌”的问题。例如曹颖甫用发汗法来梳理“菌”和“瘀血”的身体病理与意涵，其言“湿”病乃水湿（气）凝结于肌肉，血液就会阻塞，而导致疼痛；同理，痈疽也是一种“血瘀”，必须打通它。这时用灸法、熨法或炭的热气来熏蒸，都可以把“菌汗”逼出，这样血液就会流通，疾病就会康复。[46]曹对发汗以排除病毒之疗法甚具信心，他曾说：“一切毒素（包括外来之病原物，及内壅之排泄物）已随此畅汗以俱去，此所谓‘法当汗解’是也。”[47]曹认为此乃从日常“实验”中得来，其实不过就是把经典医书之文字付诸临床实用所得的实际经验。

章太炎也说：“风、寒、暑、湿之不入，营卫不起而与争，夫焉得有菌也。虽然古者不言杀菌，其于处方用药，则杀菌之效兼之。中风用桂枝汤，伤寒用麻黄汤，麻黄汤亦有桂，《别录》称桂宣导百药无所畏，《药性论》云：桂心杀草木毒，是岂非杀菌药耶！”[48]大概也是从发汗法可以治疗热病这一点来说明中医治疗细菌性疾病的可能性。章不完全认同细菌致病说，反而认为中药可以解毒或杀菌，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49]至于“下法”的论述，其实在《伤寒论》“阳明病”篇中有不少论述，由一些医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气与细菌论的汇通。潘澄濂即言：“阳明症可称为急性热病之第二度阶梯也。”并言其症状之高热乃“病菌侵入，体温调节机能障碍也”。而使用承气汤类等下剂来加以治疗，则可使“病毒排除于体外”。[50]  

个别的传染病，则“杀菌”论述更加明确。此中就不存在汗、吐、下、衂、去瘀血等思维，而是直接把个别治疗疫病的方剂内的诸药，拉到可以“杀菌”的层次。我们无法对每一个传染病都细细检视[51]，但看看对“瘟疫”治疗的大论述和几个霍乱的例子，或已可明其轮廓。朱茀说：“瘟疫重症，中医谓血热有毒，西医谓病菌传染，其实则一。不过中医无检查器具，不能明指为菌，特浑言之曰毒耳。……中医清热解毒之能，亦与西医清血杀菌之疗法不背也。”[52]朱将中医之“清热解毒”和西医之“清血杀菌”并论，认为其道理是一致的，故论述至“清热（火）解毒”的方剂，皆谓有杀菌之功，足见朱承认细菌致病说。中药杀菌、解毒等概念，反复出现在民国中医的论述中，成为创建新传染病论述的资产。

[1] 参考李龙公编辑：《西药辞典》，上海：大众书局，1936年，第38—47页。

[2] 李龙公编辑：《西药辞典》，第121—132页。

[3] 上海国医导报社：《国医导报》1939年第1卷3期，第7页。

[4] 拜耳大药厂：《拜耳新药大全补遗》，上海：拜耳大药厂，1938年，第42—47页。

[5] 上海国医导报社：《国医导报》1939年第1卷3期，第17页。

[6] ［美］玛格纳著、刘学礼译：《医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2—494页。

[7] 拜耳大药厂：《拜耳新药大全补遗》，第14—18页。

[8] 拜耳大药厂：《拜耳新药大全补遗》，第28—32页。

[9] 中法大药房：《卫生要旨》，上海：上海中法大药房，1919年，第34—36页。

[10] 程瀚章：《西药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8、33页。

[11] 谢恩增编辑：《新药本草》，北平：华安药房，1943年，第2364—2366页。

[12] 恽铁樵：《论医集》，第8—9页。

[13] 上海国医导报社：《国医导报》1939年第1卷第3期，第28页。

[14] 杨熙龄：《著园医话·中医中药不为无用》，《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515页。

[15] 丁福保：《中药浅说》，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0—29页。

[16] 丁福保：《中药浅说》，第51页。

[17] 关于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考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1997年第95卷第6期，第26—35页。李经纬：《中国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986年第16卷第4期，第193—198页。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以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分别收录于《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20卷第1期，第11—13、14—16、17—19页。

[18] 陈邦贤：《新本草备要》，台中：瑞成书局，1983年，第20—21页。

[19] 丁福保：《中药浅说》，第13页。

[20] 陈邦贤：《新本草备要》，第65、126—127页。

[21]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致病之说》，《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451—452页。

[22]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致病之说》，《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453—454页。

[23] 章太炎、陆渊雷、吴锡璜、恽铁樵、余无言、潘澄濂等人，受日本汉医的影响相当大；他们的论述，确实与汤本的论述有若干符合之处。至于曹颖甫、朱茀等人，则几无直接证据显示他们受到影响。

[24] 张锡纯：《治霍乱方·急救回生丹》，《医学衷中参西录》上卷，第182页。

[25] 赵洪钧：《张锡纯年谱》，《中华医史杂志》21．4（1991），第214—218页。

[26] 杨熙龄：《中医中药不为无用》，《著园医话》，《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516页。

[27]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杏仁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115页。

[28] 张锡纯：《朱砂解》，《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卷，第281页。

[29]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皇汉医学》，第21—22页。

[30] 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36—37页。

[31]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蜀漆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62页。

[32]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小柴胡汤之腹证》，《皇汉医学》，第160页。

[33]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铅丹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179—180页。

[34]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苦参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258—259页。

[35] “国医古籍虽不知菌，但认为有虫，故治疮疡疥癣每用杀虫药，实亦杀菌也。” 说明中医认为杀虫与杀菌概念相近。出自潘树仁：《漫谈菌虫》，《中国医药月刊》1941年第8、9期合刊，第21页。

[36]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桃仁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347—348页。

[37]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葱白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417页。

[38]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雄黄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456页。

[39] 汤本求真著，周子叙译：《干漆之医治效用》，《皇汉医学》，第365页。

[40] 例如地黄、胡麻也皆能杀虫，汤本却未加以解释。出自（清）汪昂：《本草备要》，收入项长生主编：《汪昂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41] 吴锡璜：《四时感症讲义》，陈影鹤序，第1页。渡邊熙：《現代醫學改造の烽火東洋和漢醫學實驗集》，大阪：東洋和漢醫學研究會，1927— 1932年。

[42] 曹颖甫：《伤寒发微》，《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第124页。

[43]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土传染病论》，《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322页。

[44] 谭林伯：《中医论细菌》，《嘉定中医周刊》第1—20期合订本（1947），第16页。

[45] 杨志一：《中西医“治疫”之我见》，《医界春秋》第49期（1930），第3—4页。

[46] 曹颖甫：《金匮发微》，《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第23页。

[47] 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第40页。

[48]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虫菌论》，《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444—445页。

[49]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菌毒》，《章太炎全集》第8册，第447页。

[50] 潘澄濂：《伤寒论新解》，第87、89页。

[51] 参考曹洪欣主编：《温病大成》，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6部，“近现代传染病防治的发展（1840—2006年）”。

[52] 朱茀：《最新杂病论精义折中》上卷，第28B—29B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