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如火如荼，中医药正冲锋陷阵，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社会层面上，依旧有一些人似乎对此熟视无睹，极尽贬低中医之能事。甚至于这两天一位自称“中医黑”的出院小哥，虽然吃中药治好了，面对记者采访时仍然保持对中医的质疑。

于是，一场“中西医之争”至今此起彼伏，不亦乐乎。而这场纷争，也使人们空前关注和思考当前的中医困境，并给出了种种解释。然而，有个具根本性的方面却少有人提及：中医的困境，缘于中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贫瘠了。

中医是医学，也是文化，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中医产生于长期养生治病的实践，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汇了道、气、阴阳、五行等中国哲学思想，逐渐构建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藏象经络、气血津液、辨证论治、性味归经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独具特色的医学与哲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在几千年实践中形成了全球范围独树一帜、疗效确切、覆盖人生命全周期的医学体系。而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曾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但时至今日都走向没落甚至消失，主要归因于没有自身理论的坚实支撑。

正是由于其自成一体及其强烈的文化属性，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中医理论“费解”，但这并不妨碍中医解决现实中的医学难题。时至今日，在病毒感染性疾病（如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各类慢性病、功能障碍性疾病等治疗和养生保健等方面，中医仍具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中医四诊的“主观性”特征，也不妨碍优秀中医的准确诊疗，还因“简、便、廉”等优势深受群众喜爱。可以说，那种将中医困境完全归咎于其自身“缺陷”的观点，如同将一棵大树的枯枝败叶，归咎于树自身有“病”，却忽略了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因素。

其实，自19世纪末部分国人主张“全盘西化”以“强国”时，中医的困境就已开始。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寻找中国落后挨打根源的知识分子，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没落文化的代表，不加区分地踏在脚下。“打倒孔家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医不科学”等矫枉过正的言论，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背后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此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多，对传统文化反而日渐陌生。比如，文言文阅读能力的弱化，使得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古文为载体的中医理论，对多数民众无异于“天书”。加之，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对“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中医产生怀疑甚至抵触。从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新中国初期中医药走过“弯路”、21世纪初的“取消中医”签名，到如今的“中西医之争”再起，均可看出这种阴影之长。

因为要时时面对“不科学”等质疑，中医被迫处于“自我辩护”的窘境，寻找着各种“客观的”证据，到头来反而使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并且日益被动。不仅中医，其他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时至今日关于国学的持续性争论就是典型一例。

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为前提。同样，中医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中医的困境，一方面是后人创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的困境。

当多数学者读文言文的水平和能力远超过英语，当所有医学生对“孙思邈大医精诚”远比“希波克拉底誓言”熟悉，当所有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便会逐步树立，中医学的道理和理论自然深入人心，中医生存的文化土壤也就逐步恢复，中医界也将不再疲于“自我辩护”，而是重拾自信，更专注于怎样继承和发扬好中医“国粹”。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的一个紧迫任务。

（注：2006年曾因“中医存废之争”写作一文，而目睹今日之怪现状，恍如昨日，于是提笔重述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