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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当前疫情下的中医药诊疗“乱象”(1)

已有 4628 次阅读 2020-2-8 10:54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当前疫情, 中医药诊疗, 乱象

当前,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华夏,一方面国家鼓励中医药全程介入,一方面所有医馆、诊所停止接待病人(至少是发热病人),这让“高手在民间”的中医队伍很受伤害。对于病因,参与防治的中医界“在朝”人士“寒湿”、“湿热”、“邪热”莫衷一是,“民间高手”更是纸上谈兵,五花八门。鉴于此,治疗方法更是言人人殊,各有主张,呈现出一派“诸子百家”之态。还有疗效,各个都说“自家酒好”,难免“王婆卖瓜”之嫌。

为此,《健康报》记者崔芳专访了中医药抗疫牵头人之一的刘清泉教授,他从三个方面解释了部分情况:(1)治疗理念:不是抗病毒而是强自身;(2方案众多:不是没章法而是多尝试;(3中西结合:不是打擂台而是打配合但仍然有点不深不透的感觉,故探讨如下:

一、中医病因学的尴尬处境

“治病必求于本”一直是中医诊疗的最高追求。“本”是什么?虽然可以有不同说法,但“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无疑是最基本的认识。故此,如何应用中医学解读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情。

仅以官方发布的治疗方案为例。最早的2020年1月21日,湖北省卫健委发布了湖北省中医院牵头制定的“防治方案”以“热毒”、“湿毒”论治本病;1月23日,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防治方案”以“疫毒”“袭肺”、“壅肺”、“闭肺”辨证论治;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以“湿邪”、“热邪”、“邪毒”辨证论治;1月24日,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防治方案”以“湿邪”“热邪”辨证论治;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以“寒湿”(早期)、“湿毒”辨证论治。

为什么会这样?刘清泉教授的解释是治疗理念:不是抗病毒而是强自身”。言下之意,中医学是不讲“病毒”的,“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讲不讲“病邪”呢?刘教授肯定不敢说“不讲”,但为什么一个2019nCoV就“讲出”这么多“病邪”来?这就要从中医学理论自身的缺陷出发。

中医病因学理论的缺陷在于:缺乏实证医学的思维与方法手段。或者进一步说,它源于直观的生活经验及其“猜测”,没有采用研究“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实证手段。因此,“百家争鸣”之风可喜,缺失“客观检验”思维可悲!

难道,中医病因学毫无价值,几千年的诊疗经验一无所是?那也不是。

其实,中医的外感病因学不仅仅是“时气说”(六淫学说),还有“戾气说”、“瘴气说”、“毒邪说”等等。迄今为止,应用得最成熟的是“时气说”,它与中医的病机、诊断、治法、药性密切关联,形成了中医外感病学说的(辨证论治)因机证治体系。从今天来看,这个病因学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总体上讲,个人认为它代表的是机体的病理生理学状态,即辨证论治的核心是“对症处理”,而非“病因学治疗”,类似于刘教授所说的“不是抗病毒而是强自身”。

从这个角度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是对的,因为对症处理的前提是“症”(证)。进一步而言,临床上出现的某些“乱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症处理需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且,这也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中医追求,因为中医看重的是“病人”(病理生理学状态),而不是“病”(病原学)。毕竟“病人”是本,“病”是标。

二、科研与临床的理解误区

最近,深圳市科创委正在招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专项。我们设计了一个中医课题“新肺2号治疗新型肺炎重型早期患者的截断作用研究”,也申请了专利注册“新肺2号——一种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化发生率的中药制剂”,发给我最尊敬的二位中医前辈指教。一位缄口不言,我知道他会坚决反对的。另一位立即表态:“还是原来的思路,我不看好。既然呼吸系统起病,即上感起病,为什么不用桂枝,陈皮呢?有了呼吸困难,为什么不用小青龙加减呢?正气大夺为什么不用人参、五味子、山茱萸呢?就是熟地,生山药也比红花等重要。总之我们的思路距离太远了,说不到一块去。当然还是疗效说话。如果你们的方子效果满意,就是我错了。”

我只好解释:“赵老师,辨证论治对改善症状肯定最好,但对于科学研究,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是受控实验,尽量简单化。这是临床与科研的区别。”他继续坚持:“如果力求简单就通用陈皮桂枝人参黄芪当归熟地生甘草即可。我敢断言效果最好。不可期望中药抗病毒,只可用以提高免疫力,此即补益气血也。”

还是简要说说这个项目吧,因为科研与临床确实是两码事。

对于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学研究集中在两大方面,一个是“抗病毒治疗”,一个是“病理生理学治疗”。前者非西医莫属,后者倒有点令人惊奇,无论中西医,他们的主攻方向都选择了中医。我想,这种势态似乎存在某种必然性。

既然如此,中医的主攻方向又在哪里?是辨证论治的“对症处理”经验,还是本病病理生理学的关键环节?是临床常见的轻症患者,还是发生率仅仅10%的重症、危重症病人?显然,这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钟南山院士牵头的联合60家新型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报名参加“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疗效的前瞻性对照研究”(注册号:ChiCTR2000029381),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评价血必净注射液对新型肺炎合并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出凝血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危及患者生命的严重并发症的阻断与改善作用。但个人觉得,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先看看我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在“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推荐意见”中,关于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生发展过程中炎症反应程度与机体免疫功能二者相互关系的示意图(附图)。

 

附图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疾病过程中炎症反应程度与机体免疫功能相互关系的示意图

 

血必净由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等中药材提取物,与我们的国自然项目结论非常一致,但可能对疾病早期细胞因子风暴形成前后进行干预比较合适(抑制重度炎症反应),而后期(厥脱期)出现脓毒血症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已经进入代偿性免疫低下期,应该温补为主,选择参附注射液等回阳救逆为宜。一派凉血活血的免疫抑制效应,可能恰恰适得其反。

我们的设计是:进一步调整处方,选择形成细胞因子风暴的早、中期干预,期望中医的截断扭转疗法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重症前期”的临床概念,即在患者发生肺炎后,有可能过渡到重症、危重症患者的这个时期进行干预,以观察其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化发生率的效应。用药时机旨在出现轻度呼吸困难时(重症前期)和重症期,观察重症和危重症的发生率。一旦进入危重症(厥脱期)即终止用药,交于西医呼吸机等对症处理。

1957年Lssac发现干扰素以来,迄今已经发现了200多种细胞因子。这两百多种因子排列组合一下,就是天文数字,再在浓度上变一下,再在时间上变一下,就是更大的天文数字。研发能同时对付这两百多种因子天文数字组合的药物,起码现代医学目前精准治疗药物,中药治疗虽然谈不上作用位点、作用受体,但化合物数以千计,进入不同人体后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变成无数个组合,如此混沌”的历代经验可能是最好的工作基础

本研究是不同于激素控制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细胞因子风暴”的另外一种防治策略。我们2012年结题的一项国自然项目“利用假病毒技术筛选抗H5N1禽流感病毒活性的有效治法及其动物保护作用”中,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H5N1禽流感假病毒的构建;(2)不同治法中药血清对假病毒体外抑制试验;(3)不同治法中药对攻毒小鼠的体内保护作用。结果提示,“扶正”、“解毒”、“凉血”、“攻下”四组中药在所有试验中均显示阴性结果,唯独动物实验中,在测定毒株半数致死量(LD50)后,对实验BALB/C小鼠进行攻毒,在病毒感染第2天起,每天上午、上午分别灌服一次中药,共6天,观测小鼠体重、死亡率变化,结果发现凉血组中药对小鼠具有55.6%的保护率。

总结以上结果,4种治法的复方中药在体外不能直接抑制病毒,但在体内凉血法中药却可以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发挥对攻毒小鼠的保护效果。这与犀角地黄汤(血必净)的思路非常接近,说明它不仅代表作为动物实验的有效性证据,而且也体现了历代医家防治重症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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