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一词，始见于《尚书·甘誓》，具体所指如《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为什么这样排序？据这五种具体物质之性体排序。如孔颖达《尚书正义》说：“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亦是次之宜。”

这五个数汉儒谓之五行生数。孔安国《尚书传》：“皆其生数。”郑玄注：“此数本诸阴阳所生之次也。”

《尚书·洪范》五行之序（一二三四五）乃五行生数，加上五行成数（六七八九十），亦名天地数。即《易·系辞传》所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为阳，奇数（一三五七九）为阳；地为阴，偶数（二四六八十）为阴。天地数共十个，汉儒谓之五行生、成数。宋儒治《易》者附会《易传》，将天地数推演发明谓之（黑白点）“河图”。其中黑点偶数为阴，白点奇数为阳，分列东、南、西、北、中之五方，始见于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中。

实际上，五行已不单纯指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已远远超出了具体的物质，而被抽象化了！即指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性质所代表）的运行（与变化）规律。木火土金水，乃五行相生序，意义在于“行”。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认为：五行说起于战国后期，驺衍是始创五行说的人（按：指以五德终始，附会统治者之朝代更替）。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并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到汉代才凝固（定型）。所以班固《汉志》将五行归入迷信术数略说：“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乱。”

顾颉刚说：“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学术史略》）所以，以阴阳五行为统帅的《黄帝内经》最应该成书于阴阳五行盛行的时代即汉代，而非先秦战国时期。虽如此，《内经》理论不属于术数，而属于方技。然自战国末之后，尤其汉代及以后，医家与术数家的确无不浸淫阴阳五行说。

医家言五行，《内经》的表述是《素问·藏气法时论》所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其他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及《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说：“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但此顺序既非五行相生序，亦非相克序。却为何这样排序呢？看看《内经》时代是否还有这样排序的。

东汉官典《白虎通·卷四·五行》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

《藏气法时论》五行排序与《白虎通》一样，故赵洪钧认为，《素问》成书的下限止于《白虎通》时代，故可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藏气法时论》说：“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这个顺序是人用之序。孔《尚书传》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孔颖达《正义》说：“是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传》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干也。谓之‘行’者，若在天，则五气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内经》言五行，多是结合阴阳、四时而论述，且五脏附会之。即说五行离不开阴阳，说阴阳离不开四时，有道是“阴阳五行四时者，天地万物之道也”，人亦应之。所以带着阴阳五行的头脑去读《内经》，则无往而不胜。否则基本上读不懂！

以五行言阴阳，木火属阳，金水属阴，土为至阴（由阳到阴）。春为少阳，夏为太阳，土为至阴，秋为少阴，冬为太阴。以阴阳而言四时五行，则春、夏为阳属木、火，秋、冬为阴属金、水，长夏为至阴而属土。五脏附五行，即肝、心、脾、肺、肾附木、火、土、金、水，构成“天人相应”之整体观，以此演绎归类、附会推演人体五脏的生理与病理，但临床是否如此，则全然不顾！故屡遭世人诟病。

对于五行说，近代学者多给予批判。如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顾颉刚亦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它在经典上的依据，为《尚书》的《甘誓》和《洪范》。这两篇中，都有‘五行’字样，而《洪范》讲‘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尤为明显。”（《古史辨自序》）

五行说对中国古人的思想影响非常之大，而对五行评价最高的古人是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感兴趣者可看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