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定安于1922年为《实用细菌学》写序时，赞叹科学之进步，并质疑传统医学“六气”论之荒谬。他认为，传统“邪气”与“妖魔”致病的说法，都应该被时代淘汰。可是，在中医学的知识中，“气”是自然界一切物质生发之基础，人在其中，生长、疾病都离不开它。陆晋笙谓“（天地）既有人类，先由气化，继而形化，父精母血，子孳孙生”，“若夫植物、动物，莫不受天地阴阳之气所化而生”，明确指出“气化”孕育生命之本质，此“化”为动词，代表气是所有物质赖以生长的基础物质。

陆晋笙是江苏人，1913年至上海悬壶济世，对中西医的医疗行为与治法良莠有相当多细腻的观察，且勤于著述，《景景室医稿杂存》由其子刊于1920年，另有一本类似名称之《景景医话》，则由其子、侄一同校刊行世。陆在《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指出，中医治病乃依赖气化论诊断和用药：

（人）诞生以后，即吸受五气，得其和平以养生，而又吸受五气，造乎偏颇以成病。病也者，不过寒热有所偏颇、燥湿不得和平耳。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惟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天人一致之学，若离乎阴阳之气化而言治病，视人如器物然，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

陆抨击西医把人视为“器物”，与近代以来某些中医指出的“镜能显微，不能穷变，剖视脏腑，已非原相”的思维大概是一致的，都是对西医的物质文化提出一种反思。当时有不少讨论指向西医治疫无效，“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当时中西医的论争，大体可以视为自然史观与物质文化史观的论争。现代科学挟物质文化进步之基础，显微镜、实验室、染色方法等技术之进步，已经占据了医学论述的主导权；然而，细菌同时存在于两者之中，它既是自然史的一页，又是物质文化史的一页。但中医于后者无置喙之余地，所以只能在前一部分架空细菌致病说的理论，强调“细菌”属于自然界生物的特性，前述章太炎也大致持此论调。

持相反立场的余云岫则认为：知识水平较差的人，只能求神拜佛，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还是只能高谈“六气”，对传染病终究没辄。

余氏批评一般旧医和社会人士对于传染病的经验和理论，“二千年来，一分一毫也没有进步，实在可笑”。章太炎认为，不一定非要有细菌才能导致传染，人类的血气类似，所以可以互相感应，乃因“气”相传注。温病派沈麟则说：“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名之曰百斯笃，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痨，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这是将风、气的影响力提到至高点，虫菌论述只是疾病“副因”。本着“气”（气候、时令）生“菌”的观念，吴锡璜以“病原虫亦必随时令而生”之论，来解释微生物致病说背后的机转，其实仍是气候的因素。时逸人则认为，中医依气候之气来定义、解说的伤寒、温病体系，可补西医病理论述之不足。中医的治疗法，对治疗瘟疫仍具效果，故“气论”仍有其价值。恽铁樵在和西医争夺疾病名称主导权时，还以“季节”作为定名的基准，他说：“现拟暂用《伤寒论》名词及习用名词而详其病候，照《内经》因时定名例，冬曰伤寒，春曰温病，夏至后曰暑温，立秋后曰伏暑。”恽并没有采用细菌学的定义来重新定义病名，显示他对细菌学是不信任的，他说：

质言之，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复次采取西国学理，以生理、解剖、病理、组织各学为最合宜。若微菌学说，则不合用。拙著《伤寒辑义按》中，反对微菌学，谓是先有病而后有菌，不是先有菌而后有病，菌是病原之说，是倒因为果。

若以病名而论，细菌学的基准更加不可采用，原因是：“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他还说，“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现在之科学，将来会被推翻，为何要急着采用唯一的“细菌”标准呢？吴锡璜说：“六气为病，乃中医最精之学。” “气化”之理论，并非只针对狭义之伤寒或温病，实为中医传染病的基础论述。一个显例是《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依据西医的疾病分类法，以传统中医学论治来梳理西医的传染病，其中论（鼠）疫之因，仍以“气”为主，书中言：

是疫之原因所生，大抵由空气中含有一种异气，亦曰杂气，或人、物中排泄一种不洁之气，吸受而入，遂成是疫。本非专指于鼠，不过以鼠之为物，昼伏夜出，缺见日光，潜居阴秽之地，易染疫气，穴垣穿屋，日历多家，较之他物易于传播耳。方今战事几遍全球，国内用兵亦经多时，马革裹尸，血流成渠，加之去秋大水为灾，入冬地气闭塞，一旦初阳上升，乖戾不正之气，随时皆可感触。

当时中国处于各地军阀混战时期，中医乃以“人事”加上“天时”，推想“气”致病的可能，这在民初是中医沿用的解释疾病法则。

中医以“气化”来概括生物、细菌学之生发理则，似言之成理。但中医的气论放在实际公共卫生的建置上，则显得毫无建树。余云岫批评：“只有经验到‘疫（气）’这个东西和地震、水灾、旱灾等等自然界灾害一样，是不可抗的，只有归到劫数、气运。所以他们公众的防疫办法，除了求天拜地、悬符、打醮而外，还有什么法儿呢？”不过，中医的“气论”也并非毫无变化。在热病方面，**医者比较少去探究气与“岁运”之关系，而是着眼于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观察，而提出关于空气中成分的对比与联想，例如恽铁樵言：“同是六、七月之交，山林空气清，中含酸素少；城市空气浊，中含酸素多。湿暍之病，多发于都会人烟稠密之处，因空气为制造此病之源故也。”这类气的论述，其实已着西方“瘴气论”的痕迹。至于更多中西医对气和细菌的争议，还待后文梳理。

摘自皮国立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第四章 第五节”，注释内容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