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43年，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正是大奸臣严嵩权倾朝野、祸国殃民之际。而远在西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却早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天才达•芬奇以外，杰出医学家安德里亚·维萨利（Andreas Vesalius）出版的精美无比的人体解剖学巨著——《人体之构造》（De Humani Cor poris Fabrica，简称为Fabrica）轰动了整个欧洲大陆，同时也彻底动摇了1300多年来盖伦在医学界的统治地位。

杰出医学家、天才的解剖学家安德里亚·维萨利（1514-1564）于1514年岁末出生在布鲁塞尔一个著名的医生世家。他从童年时代就受到父母亲的影响，酷爱读书，曾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不少时光。大约十三四岁时，维萨利进入卢旺天主教大学（Louvain Catholic University）系统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各种文理科知识。这时期，他已经萌发了对解剖学的兴趣，而且解剖过各种不同的小动物。大约19岁时，维萨利前往巴黎大学，正式接受医科教育。

初到巴黎时，维萨利也像同时代人一样，对盖伦怀着深深的崇敬。但不久就发现那里大名鼎鼎的解剖学教授Jacobus Sylvius也只肯坐在高高的教授席上，照本宣讲盖伦的解剖学结论，最多也不过拿着动物的解剖标本来讲解人体结构，而让一位理发师出身的艺匠担任示教，并不注重实际的解剖。后来维萨利终于自告奋勇担任解剖学示教。他凭借丰富的解剖知识、娴熟的解剖技巧，立即赢得了教授的器重。在接触到真正的人体之后，维萨利很快发现盖伦对人体结构的许多描述与自己的观察相去甚远。每当这种场合，Sylvius教授便解释说，盖伦的论述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人类自身的结构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更加促使维萨利对人体解剖的深入探索。为了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人体解剖，他曾多次带着同学秘密潜往墓地或巴黎城墙脚下的刑场，不顾恶犬和腐臭，设法“获得”死于极刑的犯人尸体，仔细地解剖、观察、比较人体结构。1536年，22岁的维萨利为了躲避战火，离开巴黎回到卢旺大学，在那里开展了二十年来第一次公开的人体解剖学演示。第二年，维萨利前往意大利，如愿以偿进入了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学府帕杜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继续研习解剖学。

当时的帕杜瓦大学主要是在威尼斯元老院的政治庇护之下办学，受到教会的影响较少，所以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之一。维萨利一踏进帕杜瓦校门，便如鱼得水；他的解剖学天赋在这里得到了高度自由的发挥。仅仅一年，就以最高荣誉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第二天，年仅23岁的维萨利便接受了威尼斯元老院的热情聘任，在帕杜瓦大学荣任外科学与解剖学教授。

年轻的维萨利教授在帕杜瓦开创了人体解剖学崭新的教学方法。他不再像以往的教授那样居高临下、照本宣讲，而学生和观众也只能从环形的阶梯课堂的座位上，远远地观看示教。维萨利喜欢手持解剖刀，站在解剖台前，通过对人体各部分结构的直接示教，来讲授解剖学。他的解剖台旁也总是放置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身体各部之间的关系。医学生、医生以及其他学者对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大感兴趣，他们纷纷慕名而来，自由地围在维萨利教授和解剖台四周，从最近的距离直接观察人体各层次的解剖结构，这种情景后来被生动地刻画在《人体之构造》这部名著卷首的一幅精致的木刻插图中。

在维萨利之前的一千多年里，“解剖学”教科书几乎从来不用插图，而依靠文字的叙述来讲解人体各部的构造。即使偶尔使用插图，也是十分简单、粗糙，而且大多失真。维萨利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记忆人体结构，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特地请一位优秀的画家——威尼斯绘画大师缇希恩（Titian）的高徒科卡尔（Jan Stefan von Kalkar），将关键的解剖结构用工笔绘制成准确的线条图，辅以详尽的注解，然后以木刻印制出来。这些画稿不仅大受学生的欢迎，并且被广为传播、复制。后来维萨利干脆将六幅大型画稿以木刻版画的方式集中为一册，于1538年在巴塞尔正式制版发行。后人称之为《人体解剖图表》，并很快有同名的盗版出现在欧洲的几个大城市。采用真实而准确的图集辅助教学，这无疑是维萨利在医学解剖学上的一大创举。

维萨利所完成的解剖越多、知识越丰富，也对盖伦的人体解剖学中的大量谬误看得越来越明显。比如盖伦认为人类的股骨和动物股骨相同，是弯曲的，而维萨利看到所有的人体股骨都是挺直的，并无弯曲。盖伦断言人的左右心之间存在着孔隙，以便“灵气”通行，而维萨利反复检查，甚至使用探针，也无法找到成人心脏的房室间隔存在着孔隙。盖伦指出，人的胸骨由七块组成，但维萨利发现，这只适用于猿猴，而人类的胸骨并非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盖伦曾反复断言人类的脑底部存在着一个神奇的血管网（rete mirabile），它可以把灵气和体内的“内热”混合转化为“精魂之气”，后者经过管状的神经输送到全身，主导肌肉运动和体表的感觉。但维萨利发现，所谓的“脑底血管网”只见于牛羊鹿等有蹄类的动物，在人类的脑底部并不存在。类似这样的谬误竟然有二百多处！他逐渐意识到，盖伦的许多人体解剖学结论其实是根据动物解剖的发现推断的，并非来自对人体的直接观察。维萨利最初作为盖伦的崇拜者，终于对盖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越来越怀疑，他也越来越多地在公众场合大胆地揭示盖伦的严重谬误。他决心要出版一部全新的人体解剖学，一部根据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所写成的人体解剖学专著，纠正盖伦所留下的谬误。

此后的三四年之中，维萨利又继续从事人体解剖，完成了对人体各个系统、不同脏器的解剖、研究、描述和绘图。他与科卡尔和其他几位画家密切合作，完成了大部分人体解剖的画稿。这期间，维萨利除了完成另外两篇医学专著，包括参与新版《盖伦文集》的编纂，仍以主要精力筹备人体解剖学的巨著。终于在1543年在威尼斯完成了所有画稿的木版雕刻。然后将全部雕版仔细包装，再亲自督运到巴塞尔，在好友Oporinus的印刷所里印制、装订成书，分为七部。这部六百多页的巨著，高约16英寸、宽约11英寸，就是轰动西方世界的《人体之构造》，被后人誉为文艺复兴时代最为灿烂的科学、艺术结晶之一，医学史上最为壮观的里程碑之一。这一年，维萨利刚满28岁。

《人体之构造》一书在许多方面都独树一帜，超越了前人。首先，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人体解剖学巨著。它的全部内容不是依靠想象、推测、思辨的结论，而是直接建立在对人体的完整、系统的解剖、观察、分析、记录的科学基础之上，是经得起客观事实检验的学术成就。它以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剖学发现，纠正了盖伦所留传的多处谬误，彻底动摇了盖伦雄踞西方医学界一千三百多年的霸主地位。其次它的内容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的人体结构，包括体表特征、肌肉与肌腱、骨骼与关节及其正常变异、心脏与脉管系统，各种内脏、脑髓以及脊神经、颅神经等。它堪称一部对医学生、临床医生甚至艺术家都具有重大参考、指导价值的珍贵书籍。尤其是本书所用的大量人体解剖图，完全根据实体解剖标本，经由造诣极高的画家所绘制，无论是形状、位置，三维透视和相互比例关系，都达到了高度的准确性。医学界有史以来，对于疾病的认识和理解第一次有了客观、准确的定位依据。这部著作还第一次在书末使用了索引，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木刻制版、活字排版、印刷装帧过程中，又极为谨慎，采用了当时最佳的技艺，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作画稿和整体书本的质量，代表了文艺复兴后期图书制版的最高水平。

维萨利的《人体之构造》在欧洲刚一问世，立即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在医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过的轰动，热情的赞美和尖刻的谴责都接踵而来。

面对恶意的辱骂之声，年轻气盛的维萨利不仅感到意外，而且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理解，自己经过多年的呕心沥血奉献给世人的鼎力之作，居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他无法接受这种诽谤和人身攻击，决定以更为果断的方式结束这一切。终于在1543年岁末，他将自己的所有解剖学手稿、他的大部分研究资料和准备修订再版使用的内容集中起来，付之一炬。随着自己的心血化为灰烬，人类解剖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文艺复兴后期最灿烂的一颗明星熄灭了。他发誓从此不再涉足解剖学，只希望成为一名兢兢业业、受人尊敬的医师。年仅29岁的维萨利不久便成了家，离开了帕杜瓦，应邀前往马德里，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一名御医。查理五世皇帝1555年宣布逊位之后，维萨利又获准成为菲利普二世的御医。

就在这一年（1555年）8月，维萨利出版了《人体之构造》的第二版。这个扩大的版本，图页虽然没有第一版细腻流畅，但在文字上比第一版有了许多改进。维萨利删去了若干重复的内容，纠正了第一版的某些缺陷或差错。更为重要的是，他增加了不少新的观察和实验结果，比如：切断喉返神经会导致喉部的麻痹，打开胸膜腔则引起肺脏的塌陷。他还记述了如何借助于气管插管维持人工呼吸、摘除脾脏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存。在制版技术方面，这一版也使用了更优美的字型和更细腻的纸质，代表了文艺复兴后期印装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堪称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精品。

四百多年以来，维萨利的《人体之构造》始终受到西方医学界的高度珍视，成为每一位医师最自豪的藏书、每一家医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1564年4月，维萨利从威尼斯启锚，经过塞浦路斯，前往遥远的巴勒斯坦圣城耶路撒冷。同年10月，就在他结束朝圣，途经希腊西岸的赞提岛（Zante）返回威尼斯的时候，不幸遇上了大风暴，维萨利乘坐的航船被海浪击毁。他虽然被人救到了赞提岛上，却最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年仅50岁。

安德里亚·维萨利所开拓的人体解剖学，为西方医学打开了一扇大门，让医学从希波克拉底、盖伦学说为主导的旧时代，真正摆脱了中世纪黑暗势力的枷锁，摆脱了盖伦对西方医学长达1300多年的垄断，不可逆转地迈进了科学探索的新时代，迈进了医学发展的新大陆。

安德里亚·维萨利充满传奇的一生，是不断奋斗、探求真理的一生，是卓越超群却又备受嫉妒的一生，是无比辉煌而又屡遭不幸的一生。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维萨利，不仅仅是缅怀《人体之构造》首页上的一副画像，更重要的是纪念他奉献给人类医学史的一部非凡的科学典籍，重温将医学从千年昏睡中彻底惊醒的春雷，感激他将西方医学不可逆转地推进了科学的新时代，瞻仰一尊西方医学史上空前绝后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