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希腊”在过去是一句带贬义的话，意思大体相当于“数典忘祖”。今天，当我们能够以更开放更自信的心态来回顾和展望时，“言必称希腊”乃是必然的要求，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来自强势的近代西方文明，而近代西方文明是所谓两希文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不了解希腊，就不了解今日我们奉行的文明的本质。对每一个现代人，特别是对每一个接受了西方文明但并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而言，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对我们最切近的一种文明。

中国人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之处理解成两个词“科学”和“民主”，而这两个东西恰恰都来自希腊，来自希腊人对于“自由”的深刻认同。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接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过程十分艰难。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希腊文明的精髓，没有扣住科学和民主后面更基本的“自由”理念，更谈不上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希腊传统与华夏传统有效地融合起来。

对传统中国人而言，“人”是相对“禽兽”而言的，因而人的规定性始终着眼于伦理的方面，“仁义礼智信”成为人之区别于禽兽的标准。一切其他的文化活动都着眼于以“仁”为代表的“人性”的习得和教化而开展。人群按士、农、工、商分成四等，读圣贤书，懂得礼义廉耻，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追求。不同的人文理念，决定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

对希腊人而言，“人”是相对“奴隶”而言的，因而人的规定性始终着眼于“自由”二字而展开。在希腊人追求“自由”的诸多文化样式中，“科学”是最显著的一种。真理、理性、科学、知识，成为希腊人达成自由理想的根本途径。

科学何以能够达成自由？现代人会认为，科学让我们认识到自然规律，从而使我们凌驾于自然之上，能够摆脱自然加于我们的必然性，从而获得自由。但这只是现代人的不无片面的理解。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人类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并不能真的通过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现代人对科学的这种成问题的态度和理解是与希腊人完全不一样的。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之所以能够达成自由，关键在于他们所谓的科学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

自由的学术区别于实用的知识。希腊人发达的数学并没有使他们知道圆周率的哪怕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数值，也没有使他们知道一般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希腊人发达的天文学也没有为他们带来精确的历法。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所谓的数学并不是用来计算的，我们所谓的天文学也不是用来注视那个肉眼所见的天空的。自由的学术不是用作“他途”的实用知识，而是为着“自身”的纯粹理智活动。

一种为着自身而开展的学术是怎样的一种学术呢？它是自我展开、自足自律、不假外部经验的纯粹观念的演绎，是推理、论证、思辨的学问。于是我们看到，希腊成了演绎几何学、形式逻辑学和关于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之独一无二的发源地。希腊人的数学既不用来计算，也不用来测量。直角三角形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样的定理并不来源于木匠们长期的实践经验，而是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固有的规定性推论出来的。从公理、公设出发，经过严格的保真推理，居然也能得出这么多新鲜而又确凿的知识，这真是令人类心灵惊讶不已。驱使希腊人走上这条演绎和推理道路的，并不是任何实用的需要，而是心灵追求自由的一种需要：一种自由的心灵并不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是遵循心灵自身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首先生动直观地体现在了几何学领域。学习几何学，就是学习如何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后人称之为“理性”——思考和行事，就是在学习如何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因此，柏拉图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因此，几何学对于希腊的青少年而言，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而是一门德育课、“政治课”。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演绎几何学，并非智力欠缺，而是缺乏“追求自由”这种人性教化的基本动力。 

希腊的科学有两门，一门是数学，一门是哲学。希腊的年轻人先学数学，后学哲学。数学通常是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学（和声学），加上语法、修辞、逻辑，一起构成了西方古代教育中的七艺。如果说土地丈量、打造桌椅并不是希腊人发展几何学的原动力的话，那么希腊天文学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对希腊人来说，天文学既不用于编制精确的历法，为农业生产和航海贸易服务，也不用于占星术，为君主和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指南，而是要把人的心灵之眼引向超越的境界。超越的境界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地完美无缺。然而，我们现实的星空并不那么完善无缺。除了所有的恒星镶嵌在一个天球上步调一致地周日旋转一周之外，尚有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共七大行星，像流浪汉那样漫无目标地走着很不规则的路线，这种表象对希腊人所崇尚的宇宙理念——圆满完美——是莫大的嘲弄。因此，柏拉图才要求他的门徒去“拯救现象”，也就是说，要解释一下为何天性做均匀圆周运动的天体为何看起来并没有照他们的天性运动。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斯设想每一个行星并不是只做一个均匀圆周运动，而是同时做好几个同心圆运动，这些运动的迭加便可以模拟它们的表观运动。这种圆周迭加的方法，就成了希腊行星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只不过同心圆的方法不能够解决行星亮度的变化，因而后来被改为本轮＋均轮的迭加方式。托勒密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给出了行星运动的精确数学模型。托勒密体系有数学模型，可与观察相对照，模型可以修正以容纳新的观测数据，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科学理论的基本要素。

科学发展到现代，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它的力量型特征，它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的方面。我们这些因为见识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因而推崇“科学”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科技”，把“科技”等同于“技术”，把“技术”等同于“力量”，因而轻而易举地忽略了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中国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长期没有重大突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无论从科技管理层还是科学家阶层往往并没有把科学当做一种自由的学术。在举国上下欢庆奥运盛会的时候，科学界似乎也有必要发扬一下奥运圣火之中闪耀着的自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