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一年前，作为正式退休（仍然每周有两个半天的特诊）的我，开始写这本打发时光的书——《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本文是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部分。前两天，“光明网”卫生事业部总监沈阳先生希望发布在该网我的专栏里。我开始有点犹豫，后来一想这正是广告宣传的好时机，支持媒体就是支持自己。于是，将其改编为本文。

《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的分野与交汇》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的想法是写成一本介绍医学思想发展历程与当代理解的专著，并且是普通读者都能够读下去的学术探讨兼顾科学普及的读物。因为理性思考的“中西医问题”，不仅是学者、医生所关心的事情，也是社会各人群如何合理取舍医学资源的民生问题，还可能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医疗卫生政策的理论参考。

我们处在一个多种文化交汇、融合和碰撞的时代，各种观念针锋相对可能是常态。2015年夏天，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建民研究员造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见他的文章“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他是带着长久以来的一个疑惑而去的：为何中医教育过程必须阅读古典？当时，他把这个问题就教该校某教授，对方反问：“谁说中医一定要念古典？读这本教科书已经够了。”然后递过印会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但当他把相同问题请教另一位教授时，回答说经典教育当然是中医的根本；现代人所编的教材质量越来越差、不值一读。接着，这位教授送给他几篇近年“救救中医吧”的论战文章。

李建民说：“这些论战的内容相当具有震撼力。报导中引用大陆代表性的老中医、研究者，对中医的现况、教育方式做极为激烈的攻击。这些文章如‘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等。从这些标题来看，不难想见中医的危机感；相对过去中医来自政治力的压制，这一波批评来自中医内部本身。而论战最后提出自救的政策之一竟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地位和作用’。”

的确，我们这个时代里，无论中医从业者还是广大患者都存在着一种莫大的焦虑感。大家一方面对互不相容的站队思维的口水战充满反感，一方面更加渴望中西医学术定位的理性分析并获得准确理解；一方面对中医的神奇疗效充满向往又同时存在疑惑，另一方面现代医学的许多科普往往要以排除中医药理论的干扰为起点。诸如此类，大量的困惑绕系于现代中国人的头脑之中。

面对我们的焦虑感，一些具备现代科学、中医临床、“经学”和“史学”修养的学者，开始冷静地梳理和还原中医学诞生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思维特征，弄清各种中医理论的来龙去脉（发生学研究），另一方面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高度，考虑中医学的学术定位（即在古往今来的“科学”坐标系中标出其位点）。事实上，“医无中西，方是化境”。在当前中西医并存的大环境下，中西医之间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借鉴，互补互助，才是“患者至上”的正确选择。否则，意气用事、互相诋毁，既是患者的噩耗，也是医者的悲哀。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本书期望通过理性方式剖析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的分野与交汇的大背景，探讨中医学更好地拥抱现代社会的方式和做法。

本书分为绪言和上中下三篇等四个部分。在绪言中，将介绍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全书的主要论点。上篇为“轴心时代”，第一章为“从蒙昧走来”，分为五节介绍“人类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文字的起源”、“文化的起源”和“医学的起源”。第二章“星光灿烂”，分为“轴心时代的四大文明”、“轴心时代的自然哲学”（本文即是其第一部分）、“轴心时代的思维特征”、“轴心民族的科学评价”四节，介绍轴心时代的学术特征及其后世影响。第三章“轴心时代的医学”，分为“中国古代医学”、“印度古代医学”、“古希腊医学”三节，介绍那个时代的医学为什么五花八门、精彩纷呈？第四章“轴心医学的历史惯性”，分为“古代医学的完整标本”、“两个循环圈：中医发展的动力学假说”、“经学传统与示范效应”、“批判性思维的失落”四节，介绍中医学为什么一脉相承，以及发展缓慢的内在机制。

中篇是“走向实证”，第五章“中世纪大学：思想解放的摇篮”，分为“众说纷纭：中世纪的是非曲直”、“思想摇篮：大学教育发展史”、“现代科学：解放运动的副产品”三节，介绍欧洲从轴心时代向科学时代过渡时期的学术制度、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第六章“实证哲学：医学革命的集结号”，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经验论与唯理论”、“‘人是机器’与‘人不是机器’”、“还原论的胜利”四节，介绍实证主义和“还原论”在医学革命中的引领作用。第七章到第十六章，介绍现代医学的“受精卵”从“裂变”到胚胎分化的这一过程的主要脉络，它们是“解剖学进步：医学革命第一枪”、“医药化学学派：现代化学的拓荒牛”、“心血运行论：实验生理学诞生”、“细胞学：显微镜下的世界”、“感染：被误解的微生物”、“生命力：免疫学与遗传学”、“物质观：维他命与生物化学”、“腺体：胰岛素与内分泌”、“手术史：理论与技术的突破”、“药理学：治疗的基础”等。正是实证研究（工匠精神与自然哲学的结合）的春风，促使基础医学各个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生、成长壮大。这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过程，并产生了令人惊奇的加速度发展效应。 

下篇是“交汇岁月”，分为“第十七章 西学东渐”、“第十八章 日本汉方医沉浮”、“第十九章 中西医汇通与中西医结合”、“第二十章 国医科学化与中医现代化”、“第二十一章 东学西传”等，介绍当“中医遇上西医”以及“西方人遇上中医”时，医学从业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一交汇现象做出的不同反应和此起彼落的各种思潮，并探讨古代医学走上现代化的可能路径、方法和策略。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有一种挑战权威的神圣感，随后就面临压力——因为挑战他们并不是轻松的事情。尽管在此之前，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也知道它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一个长期争论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我将“科学”限定为“现代自然科学”（science）之内，挑战成功则是否就意味着顺理成章呢？

（一）从一场论战说起

20年前，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有一场高水平的论战，北京师范大学田松教授在“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读书》2001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6期）一文中作了介绍： 

大约从1998年开始，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再度展开。火大概是从《中华读书报》的“科技视野”点起来的，火势在各媒体迅速蔓延，一度有燎原之势。正方以中科院唯一的科学史院士席泽宗为代表，反方按照吴国盛的说法，以少壮派为主。正反双方各执己见，几个回合之后，差不多就自说自话了。火势逐渐平息。不料在2000年8月20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正反双方“有”“无”两派第一次以庞大的阵容面对面地展开了交锋。

科学史所几乎每个周日都有一次“天地生人”讲座，天文地理、理工农医，几乎涉及到和科学沾边的所有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之有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该讲座的主题，但大多是正方在发言。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换届会议在8月下旬召开，科技史界的重要人物将靡聚京城，“天地生人”的主持人宋正海先生想趁此机会，把正反双方请到一起，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交流。我在科学史所一向被认为是反方代表，所以宋先生把我列为召集人，希望我邀请更多的反方人士参加。实话说，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担心既不能心平气和，也不能有交流。但是宋先生几次真诚的电话使我无法拒绝，恭敬不如从命了。

按照行政官员的术语，这次讨论会可以说级别非常之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资深研究员郭书春、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长林、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李根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系主任江晓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哲学系年轻的博导吴国盛、近年来在科学传播领域风头正劲的刘华杰，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风云人物济济一堂，有些在媒体上有过交锋的人还是头一次见面。宋正海特别地请来科学史所所长刘钝研究员主持会议。此外，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印度科学史家苏巴拉亚巴（subbalayappa）也应刘钝之邀参加讨论并发表印度古代之有科学的高论。

......

本次座谈会中的发言大多都曾公开发表过。郭书春根据他对刘徽《九章算术注》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有演绎推理；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有农学；李伯聪再次宣传归纳逻辑：说有易，说无难；刘长林根据他对内经的研究指出，中国有自己的一套与自然打交道的体系，有自己的科学。反方的立论几乎都从定义着手，先解决什么是科学，再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有科学。刘华杰与刘兵都从不同的角度做如是之论，简单地问有无与否，是没有意义的。江晓原的到来让我略感意外，他人在上海，所以不在我的邀请之列。江晓原以其天学研究和性学研究在人文学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作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席泽宗先生的高足，江晓原似乎该属于正方才对，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却证明，中国古代天学与古希腊天文学的目的和功能截然不同，所以他特别强调他的研究对象是天学，而不是天文学。为反方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有必要详述的是吴国盛的发言，吴国盛将这一争论放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要点如下：

（1）无论正反双方都承认，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取决于科学定义的宽窄，宽则有，窄则无。如果取窄的定义，不仅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但是，吴国盛强调，即使取最窄的定义，古希腊也是有科学的。（2）所以问题的关键、争论的焦点在于，为什么要宽，为什么要窄？选择某一定义的出发点和意图是什么？吴认为，有无科学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其它国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印度人是否争论印度古代有没有科学？于是（3）吴点出了话语权这个核心，有无之争，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的话语权之争。吴提出了由宽到窄的三个科学的定义（见后），分析了三个层次的边缘与中心问题——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收敛性科学与发散性科学；数理传统的科学与博物学传统的科学；在这三对关系中，前者都是中心，后者都是边缘。而中国古代知识，无论从哪一个层次看都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以三个前者为标准，会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场，答案就是“有”。吴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以《边缘与中心之争》为题发表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季刊，本次会议组织者之一）2000年第4期。

吴国盛的分析得到了许多人的首肯。“有无”问题“并不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不能通过历史考证得到解决，而是代表着一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立场。但是，尽管吴本人更愿意站在倾向于“有”的立场——这与其自然哲学立场是一致的，我仍然要把他作为反方代表，而且我相信正方也不会接纳他。吴的第一点归纳也不全面，因为只有反方同意，在宽的定义下“有”；而正方几乎不谈定义问题，也不愿接受仅仅在宽泛的意义上才“有”的结论——那样无非是说，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的科学，只有马马乎乎的科学。或许吴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边缘与中心之争》中略去未谈。

我既然作为反方代表，不妨从反方的立场讨论这个问题。

......

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动物有没有科学？如果说能生存，能解决衣食住行，就有科学，动物也该有科学。而且，蜜蜂能够建造出符合现代科学计算的以有限材料获得最大强度最大空间的蜂巢，是否更懂科学？第二，中国先秦是否有佛教或者佛教思想？按照一般的观点，佛教是从汉朝传入中国的，中国先秦注定没有佛教及其思想。但如果有朝一日，按照某些佛教人士的预测，佛教成为地球的球教时，我想就会有人把老子的“无”解读为“空”，把庄子的“优游任运”说成禅宗先驱，来论证中国先秦存在佛教思想。如果这种论证是荒谬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墨子著作中的一部分提取出来说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第三，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才是爱国？比如中医，因为它高明有效，我们就说它是科学，但一旦说它是科学，它就应该符合科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就要用科学的也就是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去规范它，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就是现在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不会号脉。最后必然使中医消亡，只剩下中药在西医的体系中苟延残喘或发扬光大。所以，即使从热爱传统文化的角度讲，我也要坚决反对说中医是科学。

我的第一个问题所针对的是取最宽定义最容易引申出来的一个错误推论，即把技能和对技能的认识混淆起来。会使用撬棍，与认识了杠杆原理，其间有天地之别。孰料我话音未落，就有人果断地回答，动物也有科学。这足见第一种定义之荒谬。在这种泛科学逻辑下，恐怕连细菌都有科学，如果细菌不懂遗传学，怎么能够准确地自我复制？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心态。凡是好的东西必然是从我们家出来的，至少也是我们家有的，在对待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上，同样潜存着这种心态。同时，我也对比附法提出了质疑。

第三个问题是关乎策略。其实我和正方一样，也想说自己很牛，只不过策略不同。正方的策略是：你们家最牛的东西我们家也有；而我的策略是：你们家那个牛的东西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家有另外一种东西，跟你那个东西同样牛。

会后，江晓原杯茶论英雄，评吴国盛的高论为最有水平的发言，评在下的归谬法为最精彩的发言。

（二）刨根问底

1. science与natural philosophy

据吴国盛教授考证，中文“科学”一词是对英文science的翻译，用法也基本接近英文science，即science首先默认指natural science，中文的“科学”也默认指“自然科学”。这个用法与法语的science比较接近，但与德语的Wissenschaft不太一样：德语的这个词虽然也译成“科学”，但它并不优先地、默认地指称“自然科学”。所以，英文的science含义相对比较狭窄。中文的“科学”继承了这个特点。他说，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科学的定义，既已人言言殊，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包括得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及政治、哲学、语言各种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如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是不算在科学以内的。”（《科学方法讲义》，《科学》1919年第4卷）

虽然英语里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有了词形上源自拉丁文scientia的science这个单词，但直到19世纪才开始在英语世界被广泛采用。如英国大科学家，从哈维（1578-1657）、波义尔（1627-1691）、牛顿（1643-1727）、卡文迪许（1731-1810），直到19世纪的道尔顿（1766-1844），都没有自称或被认为是从事science研究的，更没有自认为或被称为scientist（科学家）。这些后世被尊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是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或“哲学家”（philosopher），从事的是哲学（philosophy）工作。牛顿的伟大著作称之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道尔顿的著作叫做“化学哲学的新体系”（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名字就叫《皇家学会哲学学报》（1665年出版）。我推测，作为完整体系的自然科学诞生之后，science一词才获得今天的含义。英国历史学家梅尔茨说：“只是在大陆的思想和影响在我国占有地盘之后，科学这词才逐渐取代惯常所称的自然哲学或哲学。”（《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81页）。

吴国盛教授认为，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开始被广泛采用，还可能与英文单词scientist（科学家）一词的发明并逐渐被广泛采用有关。1833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会议上，英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1794-1866）仿照artist（艺术家）一词发明了scientist一词，用来指称新兴的像法拉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一族。他在1840年出版的《归纳科学的哲学》书中写道：“我们往往需要一个名称来一般地描述科学的耕作者。我乐于把他叫做科学家。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艺术家是音乐家、画家或诗人，科学家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博物学家。”虽然法拉弟本人不喜欢这个词里面包含着的狭隘含义，而更愿意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自称“自然哲学家”。直到19世纪后期，还有像赫胥黎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不愿意被称为“科学家”。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已成定局，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脱离出来独自前行，scientist的认可才真正成为现实。此后，science也开始被广泛采用，以替代从前的natural philosophy。

在此之前，代表理性知识的单词是希腊文episteme和拉丁文scientia。它们的意思如果译成中文即是“知识”。但在现代汉语里，“知识”这个词比较泛化。吴国盛教授认为episteme或scientia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那些系统的、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知识，应该归于“科学”的那些东西。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合适，既然science是19世纪从natural philosophy独立出来的产物，那么episteme和scientia还是译成“natural philosophy”更合适一些。

的确，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拉丁文是scientia potentiaest，英文译成knowledge is power。这里的scientia从英文译成了中文“知识”，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从今天的角度看，它更应该包括技术，真正产生力量的是技术，尽管现代技术对基础科学有着更加紧密的依赖。吴国盛教授列出的这个表，恰恰论证了这种观点：episteme和scientia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science。

表2-1 西方“科学”词汇、科目变迁简表

2. 科学与科学起源

2002年，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推介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1992年版）时指出（“从起源上认识科学——由《西方科学的起源》看近年的一场争论”，见《文景》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西方科学的起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于是，引出“科学”与“科学起源”两个定义的讨论：  　　
　　关于“科学”，我非常认可江晓原教授的说法，《西方科学的起源》采用的“科学”定义，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自然科学；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一致。因为采用任何其它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但下面的一段话就开始出现歧义：虽然林德伯格在讨论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还指出“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但是无论怎样宽泛，他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方面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只是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以及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已。

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中国、印度等的自然哲学就要排除在外？当然，他是根据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也不好说他采取双重标准。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是“科学”吗？既然“科学”是公元1450年之后才出现的学问，而数学仅仅是科学的重要方法论而已，它自身并不代表科学，尽管“数学化”是西方科学的重要方法和理念，放在这里仍然显得“画蛇添足”？事实上，科学的概念为什么越来越严格？是因为科学的大树越来越茂盛，以至于需要一个专有名词来定义它。于是，后人们采取了science，而之前的science仅仅是孕育阶段，只存在于natural philosophy的母体之中。

《西方科学的起源》采用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非常准确，因为他探讨的是“科学起源”，而不是已经长大的“科学”。我非常赞成林德伯格关于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而不是断裂的观点，也赞成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但是“科学起源”与科学诞生不是一码事，定义科学只能在它诞生之后，就像孩子的取名，只有“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知道男孩男孩之后再取名才能够更加准确。但是，这个孩子并非诞生时才突然到来，而是有一个受精和胚胎分化的漫长时期。而“科学起源”的“源头”只是追溯到它们的基因产生，及其通过交媾而出现“受精卵”的那一段时间。1000多年的准备，仅仅是个备孕过程（中世纪实际上是让各种基因优化、汇集到一起，创造繁衍混合时机的阶段），文艺复兴后它才通过交媾而成为受精卵和最初卵裂的那一刻。

我的观点是：古代没有科学，只有科学基因产生和备孕的过程。因此，即使到了文艺复兴后，“科学”的相关基因才真正开始“交配”并成为“受精卵”，开始裂变与分化，那时候无论如何也配不上我们后来所知道的“科学”这个称霸天下的大学问。

3. “中国无科学论”

吴国盛教授在他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进行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回顾与讨论。他指出：

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科学》杂志创刊号（1915）有任鸿隽先生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先生作“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原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2卷第3期（1922年4月），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页）。1945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1945年8月22日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原载《科学》第28卷第3期（1946年4月），收入《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8-635页[3]。他们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

任鸿隽的文章给出了科学的两种定义，即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就是系统的知识，狭义的科学“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今天世界上通称的科学，指的是狭义的科学；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这与上面的考证密切相关，实际上是古代和现代关于science定义的区别，是科学独立于自然哲学前后的差别。

冯友兰的文章也是指的近代科学。虽然没有提及欧洲古代有没有科学，但他觉得中国的历史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历史相比，类别虽不同，水平差不多。显然，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欧洲古代也是没有科学的，因为科学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新事物，而中国仍然是旧的，因此落后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伦理学杂志》是一本英文杂志，因此它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起码李约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说，“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冯友兰的回答是：“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在本文的结尾，我不揣冒昧，作出结论说：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接着，他以六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从求生意志到求幸福欲望上，中国哲学为什么不需要科学。

竺可桢的文章也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可以看出他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他先是援引了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没有科学并非中国人能力欠缺，而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比如钱宝琮、李约瑟和魏特夫认为是中国农业社会制度太过强大，陈立认为是宗法社会制度太过强大，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是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条件。接着文章问道：“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表明意欲探讨的仍是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

4. “古代科技发达论”

可见，上述任鸿隽、冯友兰和竺可桢三位大家的文章都说“中国无近代科学”，但是到李约瑟这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李约瑟认为，人类的科学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发展到近代型。只不过，欧洲人在经历了原始型和中古型之后就发展到了近代型，而中国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始型和中古型中不再前行。通过这种转换，李约瑟的观点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看法，因为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情怀。而这种转变，也是他付出半生心血换来的。

我觉得，李约瑟的观点跟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的观点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的高明之处是按照历史的进步，把科学分为不同的形态——这是非常明智的。这样一来，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很发达也说得过去——古代科学是原始型和中古型的。如果就现代科学而言，就完全另外一种局面：古代无科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我想，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让古希腊人就有了现代自然科学？下面，我们先看看李约瑟的个人经历与学术成就。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另一方面，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他1920年、1924年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1942-1946年在中国，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6-1948年在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66-1977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1983年在英国剑桥任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1990年任名誉所长。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并在194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李约瑟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应该归功于他妻子的学生鲁桂珍，二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那是1937年的事情。第2年，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后来这个名字传遍中文世界。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1948年5月，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皇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据说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此外，他还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78)，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爱因斯坦金奖(1994)等。

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时45年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自然》（Nature）杂志对李约瑟的评价是，“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

1995年李约瑟逝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中写道：“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梧，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

2008年《南方周报》发表文章称：“李约瑟的仗义和丰功，值得每一个华人感戴和铭记”。

前面说过，李约瑟的观点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看法，因为他的开创性工作，导致国内学界不得不纷纷编撰中国人自己写的多卷本大型中国科技通史，如卢嘉锡院士主持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院 “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主持的五卷本《中国科学通史》，基本上认可了李约瑟关于科学的原始型、中古型和近代型的划分。

这一点，可以迄今为止唯一的以科学史家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席泽宗主编的84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为例说明。他认为，李约瑟的著作仍未形成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的完整和独特体系，因此从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原始自然观、儒家自然观、道家自然观、欧洲传入的自然观的产生、内容及其演变均进行了探讨，对中国传统的科学方法进行了论述，对不同时期的科学技术观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同时还对科学思想与宗教、哲学、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阐释。应该说是一部较有特色而且引人思考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的标志性著作。

5. “李约瑟难题”

（1）何谓“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多种场合以多种方式提出过“李约瑟难题”。该难题的最初构想成形于1938 年，第一次论述于 1944 年“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后分别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6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1963 年在法国发表的《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1964 年在我国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80 年在意大利发表的《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以及1985 年为《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所写的序言等文献中以不同形式论述。

在中国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序言中，李约瑟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和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能够产生有机自然观？”

“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先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后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Sal Restivo）及美国著名科技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等人的沿用而广为传播。有时，该难题也被称为“李约瑟问题”、“李约瑟命题”、“李约瑟论题”、“李约瑟谜题”以及“李约瑟之谜”等。

（2）解读与解答

围绕“李约瑟难题”，国内外学者借助多种理论从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与解答。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史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而长于辩证逻辑。著名科学史学者林文照认为，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李约瑟自己的解释是：“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在数学上，中国数学坚持筹算的发展路径，较少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明末徐光启对比《几何原本》与《九章算术》后指出，中国数学“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几何原本》所展示的这一后来被叫做“几何学方法”中的证明法，后者产生了巨大影响，遍及了从神学（如普罗克罗斯的《神学原理》）到医学（如盖仑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也试图移植这种证明法）的各个领域。“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吴晓波在《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说，“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其实，之前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因此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认为，“古代中国超过西方的大多是技术，不是科学。”轻理论重技术也使中国匮乏产生理论化的近现代科学与以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内在动力。

从社会文化、政治与宗教的影响看，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在哲学理念上注重“整体”而忽视“本体”导致中国科学发展的双重负效应：一方面，不去区分“现象与实在”，更不去探究“最后的实在”；另一方面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须知‘本体’（或本质）这个范畴很重要，西方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对于这一点去下工夫的，即科学思想亦是向这一点去研究而出来的。”还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在研究对象上轻“物”而重“事”，重“事”追求“意义”，进而重“辩证法则”与“关联性法则”，而没有产生“自然法则”与“因果性法则”等。“理性主义的儒家和名家，实际上对自然界没有兴趣；而道家则对自然深感兴趣，但不信赖理性和逻辑。”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格物致知”，“物，犹事也。”格物的终极目标是为道德追求即“天理”提供一个“宇宙基础”，至于“物”本身是什么，几乎毫不关心。“朱熹和他的追随者首要强调的‘物’不是自然律，而是传统儒家信奉的伦理美德——孝、忠和仁。”“但在许多汉学家看来，中国从未超越这种关联性思维方式，因此未能像西方那样踏上因果思维之路。”李约瑟也曾多次强调自然法则观念在近现代科学中的重要性，认为“道教思想家虽然是深沉的而又富有灵感的，但或许是由于他们极度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的缘故，所以，他们并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于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实际上，“中国人的自然法观念非常具体，而且与（过去）某单一时期的单一群体（中国的统治精英）相联系。”“作为中国传统思维基本方法的象思维方法，对于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历史现象难辞其咎。”

在经济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再加上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中国民间强烈的乡党意识与世族感情等，严重抑制了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进而致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主要的驱动力即社会需求。有人说，“没有商人就没有早期的近代科学”，商人阶层“从国王那里得到支持的学者成为工匠的同志”，从而使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得以结合而产生近代科学。

政治上，中国长期沿用封建官僚的专制制度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等。中国从隋朝至清朝的1000多年间实行科举取士，使得中国精英分子或集团的兴趣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轻视社会实践，重视“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和社会伦理纲常而漠视自然科学。“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产生的结果。”

另外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如语言文字、宗教神学与地理气候等方面找原因。例如：有些学者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国四面相对封闭致使中国闭关自守、固步自封，进而科学技术无从交流而日渐落后；也有学者认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必须强调主客体的分离，而中国原始民族的宗教分离意识比较薄弱。

有人把内史和外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受到如逻辑与数学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哲学、文化、经济与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庞朴教授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使中国人在古代那种较为经验的、直观的、混一的科学技术中取得巨大成就，而没有产生纯逻辑、数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吴彤教授从自组织的视角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向学术研究提供一个激发科学自组织演化的环境和条件，不仅基本阀值没有达到，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控制基本是以国家行政命令和官办方式进行组织和控制的。金观涛教授等提出，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形成和发展，是因为构造性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等相互作用的循环加速机制，而中国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也不能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也就不能形成近代科学的加速发展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型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

（3）质疑声渐起

人们从正面破解“李约瑟难题”时见仁见智，往往观点难以统一，甚至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有的学者持消解路向，认为这是个不存在的“伪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具有逻辑矛盾。著名科技史家席泽宗曾指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可以作无限度的推测，也因此往往流于思辨。李刚（见《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23期）首先将李约瑟的表述化解为6个要素（命题）：①中国在3-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②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③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④“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和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⑤在欧洲产生的近代“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⑥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能够产生有机自然观。

然后根据“科学”概念的宽窄给出三种定义方案：①欧洲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与社会建制；②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③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不区分科学与技术，近似于“文明”）。最后，以此来检验6个要素（命题）的逻辑自洽性，发现：第①②④三个因素采用的是第三个层面的定义（博物学意义上的科学），第③⑤⑥三个因素采用的是第一个层面的定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因此认为，所谓“李约瑟难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概念混淆造成的；一旦“科学”的意义得以澄清，“李约瑟难题”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有人认为，“近代科学”是指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集合，是多个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所开创的一种科学传统，拿一个中国与多个国家去比对在地域上是不对称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古代，不存在科学的先进与落后，因为当时的科学属于自然哲学，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判断标准。“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而支持‘李约瑟问题’的认识，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他们赞赏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实证研究，并不认同‘李约瑟问题’。”

有些学者依据科学理论的性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实犯了下述错误：要么是把经验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当作科学，要么是把哲学思辨当作科学。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认为，“这好像围棋与象棋虽同属于‘棋’，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但16 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于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便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许多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因为每次‘解答’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而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自慰。”还有学者认为，“历史并不由我们设计，科学也不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也许，李约瑟问题只是一个由现代性话语拼凑起来的伪问题。”

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技术并不是真的“在16 世纪前遥遥领先于西方”。“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8世纪到14世纪末，阿拉伯科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远远超过了西方和中国。几乎在其所涉及的每个领域，如天文学、炼金术、数学、医学、光学等领域，阿拉伯科学家（即中东地区使用阿拉伯语的科学家，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基督徒、犹太人等）都处在科学发展的前沿。他们著述中的事实、理论和科学推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先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貌似领先于西方，实则是一个假象或错觉，因为判断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于西方的标准是功效性，而实际上在这个时段内，西方社会广泛使用技术的社会基础显然不如中国。

在古代西方，归属于哲学家传统的科学与归属于工匠传统的技术在历史上是分立的；但是，在古代中国，“经世致用”的科学取向使其与技术相结合，中国传统四大科学即农学、医学、天文学与算学的理论就是明证。最后，科学的文化属性的消解方式，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自足的且包含特殊价值体系的，从而也是不可比较的。实际上，该消解方式通过夸大了文化的相对性而否认了文化的普遍性。往昔近现代科学的形成得益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成就，如今近现代科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成功传播、发展与创新等都是否认该观点的实例。

6. 别开蹊径

（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