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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pp50-52.
【内容提要】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现在倡导新博物学,是在其与数理科学相对的意义强调的。数理科学持机械自然观,以数学为工具,实验为手段,将自然视为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基于数理科学的技术则将机械自然观应用于大自然,将大自然视为巨大的实验室,从而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在工业文明的整体背景之下,数理科学及其技术必然会为资本所用,使人类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化。博物学持生态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人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自然是人类观察、体验、了解、关怀乃至于敬畏的对象。博物学提供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基本的途径。要建设生态文明,在意识形态的层面,需要以生态自然观替代机械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博物学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意识到自身对自然的伤害,与自然和解,重新达成和谐。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举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手之所触,鼻之所嗅,都可以纳入博物学的范畴。简言之,博物学的对象就是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无所不包。现今很多学科都与博物学有着莫大的渊源,或者直接来自博物学,比如生物、地质、地理乃至于天文、气象等等。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数理科学兴起,博物学式微。我们今天倡导新博物学,也是在其与数理科学相对的意义上加以强调。
数理科学是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数理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械化的世界图景。所谓“上帝是一个钟表匠”,整个世界(自然)就是一架机器,这架机器由一个个机械连接的部件构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这种机械自然观的核心是机械论,同时还隐含着还原论与决定论,三者相互关联。机械自然观相信,自然这架机器可以分离、拆卸、也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还原论。同时也相信,只要对这架机器的每一个部件进行研究,掌握每一个部件的细节,就可以对整个机器有完整的了解和把握,可以对整个机械的运行做完全确定性的计算和预期——决定论。按照机械自然观,整部宇宙机器的运行遵循既定的、统一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能够被人获知,并写成数学方程;这些方程是可以计算的。数理科学试图通过计算,对大自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言。
数理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系,同时,还通过其技术[1] ,直接对自然进行干预。于是,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物理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本身。
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在环境伦理的意义上,由于自然本身是个机器,只是一个物质的集合,不具有内在的价值;所以,机械自然观与人类中心主义完全相容,并且相互加强。人类把自然视为自身的资源,人类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框架下,资本是一切的核心。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数理科学及其技术与工业文明也是相容的。数理科学不仅在形而上的层面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机械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或社会进化观等),还在形而下的层面提供具体的帮助资本流通、增殖的技术。反过来,社会也对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这样的科学和技术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在机械自然观之下,人与自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所以科学之技术的应用与自然本身有着根本的冲突。按照科学实践哲学约瑟夫·劳斯的观点,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来自于实验室,也(只)适用于实验室。数理科学只能从自然之中切割出一个局部,忽略这个局部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联,通过建立理想化的模型,才能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个局部。但是,所忽略的部分在长时段的累积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而根据这种实验室中切割出来的自然的局部所获得的规律,在强行应用到大自然之后,所导致的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科学之技术的广泛应用,实际上是把大自然实验室化了。[2] 但是,大自然不甘于“被”的命运,必然以某种方式对抗人类的压迫,这表现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地球有限,资源有限,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工业文明所许诺的无限发展的人类未来注定的空幻的。所谓人类的发展乃至工业文明下人类的生存本身,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的伤害之上的。这是现代人的原罪。工业文明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必须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这是我们倡导新博物学的背景。
博物学是人类最原初的知识形态,基于对自然的最基本的认知、观察、命名、归纳,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本能方式。从原始思维的意义上,人类本能地采用拟人的、类比的、想象的方式,将自然视为主体,视为生命。“万物有灵”是各种传统中的常态。以现代话语来描述,或者按照生态学的话语来描述,博物学把自然视为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系,人类也属于这个体系,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环节。按照这种生态自然观,人无法跳出自然之外,把自然视为一个“对象”。即使作为对象,自然也只能是人类观察、体验、了解、关怀乃至于敬畏的对象。
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类智慧所能把握的范围。博物学试图从整体上关爱自然,体悟自然,同时在生命的意义上达成沟通。既然万物有灵,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生命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则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内在于生态自然观的。
在数理科学兴起之后,基于数学方程的对于自然的分析、计算、预测,获得了更高的推崇;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被认为是自然的本质规律。数理科学获得了更高的意识形态价值。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博物学则被认为是原始的、粗浅的、表面的。传统博物学的领域遭到了数理科学的侵蚀。各个领域都致力于使自己数学化,进而发展成为数理科学范式的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学科。
进入工业文明,科学被纳入到社会建制中来,科学活动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那些能够为权力服务,能够使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得到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显然,在根本上具有掌控自然性质的数理科学更能够满足资本的要求。而其它门类的科学,虽然也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是与数理科学相比,已经被边缘化了。博物学正是其中之一。
这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博物学遭到数理科学的贬斥;在社会建制层面,博物学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博物学全面退却,不再能够承担沟通人与自然的基本功能。机械自然观成为个人及社会所默认的自然观,而生态自然观或者被视为原始的,或者被视为后现代的,总之不是当下的。人类的意识形态与其行为方式是相互建构的,在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陷入难以解脱的正反馈,人类总是试图在保留工业文明基本结构的状态下,通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来拯救危机,而这样的挣扎往往使人类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之中,需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重新接受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自然观。
观念的转变需要漫长的过程。倡导新博物学,为突破数理科学的屏障提供一种可能性。
所谓新博物学,与传统博物学之间有着血脉上的关联,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博物学。新博物学否定数理科学的机械自然观及其基本范式,但是并不拒绝数理科学的某些结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不拒绝数学方法,也不拒绝实验方法。
由于传统博物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数理科学化了,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地带。比如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数理科学的特征,但是同时,又对生态自然观构成了支持。现在我们提倡新博物学,首先是在其与数理科学相对立的意义上提出的,所以新博物学的范畴自身还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当然,其基本理念是明确的。
同传统博物学一样,新博物学首先也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而存在的。孔子就曾强调“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重要性。知道事物的名字,是识别、了解进而亲近它们的第一步。而不知道或者不屑于知道它们的名字,则意味着对它们不关心,也不认为它们与自身的生活有关。就中国当下而言,公众的基本知识框架严重受到高考内容的约束。在这个知识框架中,数理科学受到高度重视,而博物学知识则是可有可无的。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人类相信自己的生存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其它物种,或者只把其它物种看作自己的资源,而不尊重它们的作为其自身生命的存在,这是长期教育的结果。提倡新博物学,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做起,是人类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继而放下人类中心主义傲慢的开始。
博物学还是一种不同于数理科学的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方式。数理科学强调分析、还原;建构模型,用数学方程进行处理;致力于“发现”自然的“本质因素”,建构普适规律,把自然视为解剖切割的对象。博物学则重视归纳、分类,作现象层面的观察、描述,承认乃至于强调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数理科学力图把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开来;博物学则关注对象所处的环境,强调对象与其环境中其它事物的关联。数理科学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是冷静的,博物学则可以是融入情感的。通过博物学,转变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看到,世界也好,生活也好,不是僵硬的、单一的、普适的,而是充满生机、丰富多样的。
通过博物学,人类换一种视角看待自然,并逐渐能够体会自然,感受到作为生命的自然,则可能感受到人类有史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造成的巨大伤害。从而意识到这样一个不大容易接受的现实:在自然界中,人类并非是一个有道德的物种。意识到这一点,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道德觉醒的开始。
我把博物学视为拯救人类灵魂的一条小路。
博物学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但是,它是否必然解决工业文明的问题,必然将人类引向一个好的未来,则尚未可知。今天,工业文明虽然面临了严重的危机,但是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不肯减速,也难以减速。倡导博物学,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与工业文明对抗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田松. 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兼论中西医学之别[J].哲学研究. 2011,(2)
[2] 蒋劲松. 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A]. 江晓原,刘兵主编.“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刊之第三辑《科学的异域》[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技术可以按照其来源分为两类,经验技术与科学的技术。其中“科学的技术”,主要是指来自数理科学的技术。参见田松,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兼论中西医学之别,哲学研究,2011年第2期。
[2] 参见蒋劲松,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江晓原刘兵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刊之第三辑《科学的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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