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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经纬：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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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经纬，张志斌. 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 中华医史杂志，1996，26（3）：129-136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建立于1935年，是中华医学会成立最早的两个专科学会之一，至今已整整60年。虽然其间历经沧桑，多次因故中辍，但学会的成立促进了医史学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对中国医学史学科之建立、研究领域之扩大、科研教学水平之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医学史研究及教学的繁荣发展仅仅依靠学会是不够的，而学会的确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以下仅就学会成立60年来中国医学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中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医学史的研究亦可谓是渊远流长。早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便以饱满公正的笔韵记述了战国名医秦越人及西汉名医淳于意。而对于医事制度的记载则可追溯到更早的《周礼》。事实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代修史书者无不对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名人、名著以及疾病灾患等加以记述，而著医书者则记录论述了许多疾病及其对策的发展情况。因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荡漾着医史研究之浪花。唐代，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名医传记专著，即甘伯宗的《历代名医列传》。明代，李镰《医史》(1513)首次提出了医史之名称。清代，开始有了医史的史论作品，如徐灵胎《医学源流论》(1759)。然而，上述著作大多只为后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史料，很少涉及历史的经验及客观发展规律性的论证，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远未形成。近代，确切地说是2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多位有抱负、有造诣的医史学家，他们对医学史成为一门学科是有贡献的。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可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李涛《医学史纲》(1940)则是我国第一部中西医史合编的医史专著。虽然这一时期医史研究如若作为一门学科还显得很幼稚，专著少，发表的论 文也大都是星玉碎锦，缺乏系统性，但却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近 60 年来，是医史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尤其是近15年，医学史研究机构如星火燎原般发展起来，医史学会工作也日益深入展开，在医史学术研究、医学考古文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医学史研究机构、医史学会及医史杂志的发展
我国医史研究专门机构从1951年创始，当时称为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该研究室并入而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室在医学史家李涛、陈邦贤先生的主持下，在编写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学术经验交流等等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1982年，该室升格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由李经纬任所长。组建了医学通史、少数民族医史及东西方比较医史、基础文献、临床文献等四个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等。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也挂靠该所，促进了医史研究的全面发展。除了该所之外，全国有8个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所)陆续建立了医史(文献)研究所(室)。北京医科大学在充实了我国最早的医史教研室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医史研究中心。还有上海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等院校的医史教研室，在医史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日益成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相继有了百余位正、副医学史研究员及正、副医学史教授。以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中心，培养了医学史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百余名，近 年来还接受国外博士研究生进修并招收培养国外医学史博士研究生。我国的医史专业人员和兼职医史科研人员从 50年代的50余位，增加到90年代约80位，形成相当具有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在有志于弘扬我中华医学之史迹的医史学家王吉民、伍连德、李涛及几位外籍学者的共同倡导策划下，在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的基础上，于1936年2月正式成立。学会在1937、1947、1950年举行了三届全国大会。60~70年代，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的全国性活动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完全停止。直至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经纬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程之范积极筹备，在卫生部领导的支持下，于1979年复会，并提出复会后较长时期内的学术活动要点及计划。此后，已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八届。同时，已有16个省市中华医学会分会成立了医史分会。
《医史杂志》创刊于1947年，问世后发展的里程堪称坎坷，曾三次易名而二度停刊。直至1980年正式复刊，称为《中华医史杂志》，由陈海峰、程之范、李经纬等先后任总编，医史界著名学者大多参加了编委工作。从此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以季刊形式稳定发行至今。
2 医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60年来医史学术研究成绩斐然，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近15年，加强了一些薄弱领域的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现从10个主题综述如下。
2.1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80年代以前，仅就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过一些不够深入的讨论。80年代以后，我国医史界不仅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
关于医学起源，在30~40年代，余云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源于经验积累”[1]、“源于巫”[2]的看法。5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并对医源于巫、源于动物本能的观点进行批判。此后20多年中，无人对此提出异议。80年代初，我国学者认识到不能将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和公式化，而应重新加以深入研究。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并提出“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3]的观点。1994年马伯英提出“巫术医学”的名词，认为“与医学最初起源关系最多的是原始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原始思维产生的第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恰恰是巫术医学。[4]这些观点的提出，活跃了学术空气，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过去多按上古、中古、近世、现代来分述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有按王朝兴衰而分。50年代后学者多采用社会发展史之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分期法。这些分期法的共同缺点是难以确切反映我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及内在规律性。80年代以 后，我国医史学界在多年比较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倾向于以探讨医学各个时期发展特点为基础，按其内在规律来分期。如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1983 )就进行了一些既能体现医学发展规律性，又能反映出一定时期概念的分期尝试。在编纂大型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的过程中，李经纬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意见：“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到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医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5]
关于医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以前一直比较混乱，特别是将医史人物现代化的倾向比较严重，在史料的分析上往往出现绝对化、片面化或模式化，存在着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因而结论也就难以使人信服。60年代以后，该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一些专题论述发表。李经纬撰文，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几条原则：①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②不要回避问题。③不以前人的结论所惑。④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和全盘否定。⑤要抓住主流。这确实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通过深入探讨，医史工作者及爱好者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指导医史人物评价的研究得到不断进步，医史人物之研究论文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关于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近10年积极开展的新课题，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如赵璞珊撰文探讨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6]；李经纬[7]及郑金生[8]分别撰文探讨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甄志亚撰文探讨本学科的任务、职能与工作的重点，鄢良等撰文探讨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10]……。此类从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方面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等的影响来探讨中国医药学发生发展的论文论著还有很多，仁智互见，不能逐一枚举。其中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1994)是一部论述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不可分割关系的重要著作，很富有参考价值。
2.2 医学通史的研究：中国医学通史的最早著作是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该书于1932年、1954年、1957年多次修订再版，并有日文译本。在此之后有较大影响者还有王吉民、李涛的医学通史著作。70年代以来， 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1986)、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1987)、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1989)、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1991)、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1992)等等20余部通史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虽有大同之处， 但也各有特色，使我国医学通史的研究更为深入，也更为普及。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我国医学发展的全貌，集全国医史名家与台、港、澳同道之力，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为主任委员，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等为副主任委员，以医史学家李经纬为常务副主任委员的大型专著，分为古、近、现代与医史文物图谱四大卷的《中国医学通史》即将完成出版。
2.3 疾病史与专科史的研究：疾病史研究的起步虽然很早，但至今仍被认为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疾病史研究的方法问题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从30年代始，伍连德、李涛等人对鼠疫史、结核病史进行探讨，此后对传染病史、天花史、肝炎史、痢疾史等等有许多论文表，有些达到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围绕天花的传入、流行及预防等，我国医史学家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努力。证明天花这一烈性传染病是2世纪前后从国外传入的[11]，中国医学家为战胜天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为人类免疫做出了伟大贡献[12]。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1989)填补了疾病史专著的空白。60年来专科史研究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在70年代以前，较为显著的是外科史研究。李经纬在前人基础上连续发表论文，对我国外科学史上疾病的认识，各种外科手术技术、全身及局部麻醉、外科学家，学术思想，外科专著等进行比较系统的评述梦[13]。70-80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韦以宗《中国骨科技术史》(1983)首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技术的发展过程。王雪苔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积累和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形成一部《中国针灸史纲》，并连续发表论文，对针灸医疗理论和技术的起源及形成，针灸医疗用具的改进、针法与灸法的进步、针灸教具的创造，历代针灸文献及医家等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此后，张仁《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1989)、傅维康主编《针灸推拿史》(1991)有侧重，对针灸史研究均有一定影响。至90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如吴少祯《中国儿科医学史》(1990)、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1991)、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姜泅长《中国耳鼻喉科学史》(1992)等等。在诊断史方面，我国学者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如范行准撰文探讨了四诊的最早运用、发展及演变[14]，蔡景峰通过考证，认为扁鹊的切脉诊断是世界上最早的，并由西藏传出国外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15]。陈可冀[16]、陈泽霖[17]等不但相当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脉诊、舌诊的历史渊源，而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总结研究，具有一定的弘扬开拓作用。关于本草史的研究，历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60年来，在本草通史、药物炮制溯源及发展、药物的度量衡历代变迁的考证、药物制剂的发展和进步等方面，均有很多的论文发表，并已有不少的专著问世，如傅维康主编《中药学史》(1993)等。中药史方面有国际影响的课题是关于炼丹史之成就。这一研究以确凿的论据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炼丹的国家，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在世界化学史上有着卓越成就[19]。中国法医学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法医专著《洗冤集录》曾先后被译为荷、法、英、日、朝、俄文出版，也是中国造福人类的一门科学。60年来，我国医史学者对法医史的发展和成就及其对世界法医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贾静涛在此基础上，经多年的广泛深入调研，著成《中国法医学史》(1984)。
2.4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这是医史研究中的另一个薄弱环节。以前 即便是有过一些研究也不太深入，而且往往存在一些片面性。近些年来，随着改草开放政策的深入人心，学术界的思想也更为解放，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也活跃起来。许多学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提出一些观点、见解及以前存在的问题。如邓铁涛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20]。甄志亚指出，研究近代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由此出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轨迹。在一些历史存留的问题上，如对太平天国的医药卫生赞誉问题，对传教士医生在华活动的评价问题，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医药卫生事业的研究与分析问题等等，学者们也都畅所欲言地发表见解，显示了学术充分民主的现象。近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学术水平。如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9)把医学发展置于近代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李经纬、鄢良《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1990)讨论了随着西医学传入，在中国医学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潮及其文化根源、基本思想和代表人物的观点。相比较而言，现代史的研究仍然薄弱些。彭先导、孙继全等曾撰文从爱国卫生运动史、公费医疗史等侧面进行探讨。 张文等《现代医学105年》(1989)以分子生物学的成就为主线，结合记载了一批医学家及相关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社会科学家，对当代医学的发展描述出一个相对明确的轮廓。
此外，黄树则主编《当代中国卫生事业》(1986)、钱信忠主编巨著《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1988)。陈敏章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1991)记载了有突出贡献的当代名医。陈敏章主编《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四十年》(1992)等等总结了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最令人关注的是由中央发布指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所组织编撰的地方科技志、卫生志等正在各省、市、县全面展开，有的已完成出版，将为中国医学史、近现代医学史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2.5 医疗技术史的研究：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50~60年代我国医史学者就在这方面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近20多年来，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发表多篇论文，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腹部肿瘤切除术、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坏死组织切除术，血管结扎术以及明清时期肛门闭锁、阴道闭锁及包皮过长等先天性畸形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21-22]。耿鉴庭曾探讨了葛洪《肘后方》所记载的手术缝合材料与外敷药[23]。马继兴及傅芳均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多彩的痔瘩治疗技术[24-25]。周大成提出我国早在唐代已能行拔齿术，汞合金补牙术比西方早1000年，北宋已有牙再植术，比西方早约600年[26]。值得注意的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使用与传播，很多学者作了这方面的探讨[27]。研究认为，唐开元年间已有种痘法及宋真宗时峨嵋山人曾为垂相王旦之子种人痘并获得成功，有可能是史实。因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确已记载了脓血接种以防治疖病。到16世纪，种痘术已在我国广泛使用，此后传到俄国、土耳其、英国、日本及世界各国。牛痘发明者琴纳原先也是位种人痘的医生。因此至少可以认为，牛痘接种术与人痘接种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痘接种术的发明给予人类免疫所做的巨大贡献已为世所公认[28]。
2.6 关于医史人物的研究：此项研究历来是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60年来见于期刊、报纸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有4000多篇，涉及到的医学家有 300多人。为医史学者研究较多的当推扁鹊、华佗等30 余人，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最多。这些研究最多的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在我国医学史上杰出地位和贡献。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如1982年10月在西安召开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学术会议，1988年9月及10月分别在湖北薪春及北京召开两次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学术会议，所征论文都很丰富，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医史人物的专著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1986)，何时希《中国历代医学家传录》(1991)等等。近年出版最多的恐怕还是地方医林人物的传录，如俞慎初《闽台医林人物志》(1988)，卢希谦、赵石麟《陕甘宁边区医家传略》(1991)等约有10余种。
2.7 中国医事管理制度与医学教育史的研究：中国医事管理制度方面的研究60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龚纯在这方面的研究颇为持久且丰富深入，较有代表性。她的著作《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于1983年内部发行，为教学参考资料。梁峻撰文认为，中国古代医政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般特性，是否适应医学发展规律是评价医药政策成败得失的依据，他的专著已于1995年出版。在医学教育史方面陆续发表了的许多论文，都一致认为我国的医学教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的规模、教学的制度、课程的设置、学制和学生管理方法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29，30]。例如宋代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用以指导及考核学生学习针法，取穴准确则可针入水出。其设计之精巧合理，堪称世界一绝。朱潮等人对中外医学教育史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并总结出版了《中外医学教育史》(1988)。
2.8 世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建国前中国医学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面向中国医学的。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始于50年代，50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增设了世界医史专栏，开始刊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苏联医学史受到特别重视。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西医专业教研人员增加很快，世界医史的翻译、研究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医史的译著有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译《世界医学史》(1986)，马伯英等译《世界医学五千年》(1985)等，对于了解世界医学史很有帮助。我国学者也自行编写了一些世界医学史著作，如程之范《世界医学史纲要》(1984)、姐元翼、龚纯主编《医学史》(1988)等等。这些著作面向医科大学生及医史初学者、爱好者，对我国世界医学史的普及和教育，有积极作用。
2.9 中外医学交流史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医学对朝鲜、日本、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我国近现代吸收和引进西医学也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鉴于西医的传入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则偏重于讨论中医药外传的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比较早，王吉民、曹元宇、汪企张、宋大仁等都做过不少工作，马堪温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阅读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以比较可靠的史实概述了1949年以前中医药西传的历史。他认为中医的切脉诊断术及部分中药在10世纪已通过阿拉伯等传入欧洲。此后有大黄、土获等等大量中药传入欧洲。针灸约由16世纪传入欧洲。至17世纪出现法文译本《本草纲目》。1840~1949年间西方学者试图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医，以译述中医学著作进行研究为特点，如《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等[31-32]。马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学流传欧洲的情况，中医流传世界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伊朗、越南、泰国、印度等等也有不少研究论文[33-35]。
近年还出现了中外医药交流研究的专著，如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1991)，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1993)。李经纬等编撰的《中外医学交流史》作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史》丛书之一，将于1996年出版。此外，近年来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通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国学者的科研成就为国际学者所广泛重视和关注，国际学者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方法和成就也为中国学者所借鉴，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2.10 东西方比较史的研究：虽然早在西方医学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有些医学家做过将中西医学中不同的名词概念进行一些对比异同的尝试，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西医史比较研究在国际医学史界尚属新领域。中国学者也在近几年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如马堪温撰文总结了国际上东西方比较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阐明了该学科的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任务，对我国展开东西方医史比较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36]。马伯英撰文，从总体上对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发展史进行比较，认为欧洲医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与中国医学的发展基本平行，自2世纪以后、中世纪前中期处于低潮，16世纪以后直线上升。中国医学的发展则呈平缓的上升趋势[37]。除进行总体比较外，还有人将大约同时代的中西医家、中西医学以及中西医学中的同一课题进行比较。近年来，我国已设东西方比较医史研究的硕士研究生课题，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3 医学考古与出土文物的研究
医史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们曾以个人捐借的形式征集医学文物进行研究并组织展览，终因条件所限；很难有什么作为。建国以后，政府对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十分重视，国家文物考古部门之计划发掘和大批基本建设工地的古文物发现，成绩卓著。医药卫生文物的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3.1 考古文物中发现的医药器具、药物及早期卫生设施：贬石是石器 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一种医疗器具，马继兴通过考证认为，已出土的先秦时代的小型石器中包括了一定数量的贬石，并指出其中有用 于熨法、按摩、切割痛脓、刺泻癖血的各类贬石[38]。1973年在河北篙城十四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最早的医疗专用器具[39]。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有金银医针九枚，钟益研经研究确定其中有锋针、毫针、提针、员针[40]。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邻王府遗址出土的窖藏文物中包括有较多的医药器具。耿鉴庭认为其中有制药、贮药及服药的器具，其中石棉罐可确证在唐代已普遍使用蒸馏技术[41]。明代的医疗器具则更为精巧。江阴县文化馆认为，该县1974年明初夏灌墓中出土的铁制柳叶形外科刀与现代手术刀相似，瓷淋洗壶则近于现代眼科玻璃洗壶。该墓还发现明代银丝编织的锥形病气托，其作用与现代所用病气带相同。考古出土的药物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浙江博物馆自然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植物49种，其中35种被后世本草著作收载。动物遗骸47种，见载于《本草纲目》的有45种。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中有产于印尼、越南、柬埔寨、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等地的降真香、檀香、乳香、沉香等等药物，是反映宋代中外药品交流及贸易的宝贵资料。考古发掘还表明，我国人民自古以来讲究环境及个人卫生，各历史时期出土文物中有大量井裙、守井模型、陶食、陶厕、猪圈、哑壶、熏香壶、陶制水管等等，都是有关古代卫生设施的实物或皿器。
3.2 出土的医药文献：60年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我国出土的医药文献较多，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少。关于甲骨文中医药内容的研究，胡厚宣、陈世辉、詹郸鑫等人均撰文将甲骨文中有关人体和疾病等医药卫生资料作了整理和介绍[42]。有关石刻医书，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径》刻碑残石 5方。于柯认为，此即宋代天 圣年间的原刻，是研究针灸和宋代医学教育史的重要文物[43]。此外，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有半人半鸟的神物。刘敦愿认为此像反映古代扁鹊行医的神话，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关于帛书简犊，这一类医药文献出土最多，其内容也最要。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共14种。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人员研 究认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都是论述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名称、循行路线、主病病候和灸法治疗的文献，并将其与《灵枢·经脉篇》对照分析，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导引图》则为研究汉以前的导引术及五禽戏的历史源流。钟益研总结《五十二病方》记录有52种疾病，10多种病症、283个方剂，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方书[44]。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还出土有200枚简犊医书，经整理定名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周世荣认为，这批简犊医书弥补了我国古代医学中关于养生、性保健、禁方中的一些空白[45]。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简《治百病方》，收医方30余个，药物近10味，治疗内、外、妇等各种疾病，是当时医家治验及实用方剂。由于医药卫生考古发掘之丰硕收获为医史博物馆之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较好条件，除了历史最长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外，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均向参观者开放。60年来中国医药学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遵循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方向、任务以及为之而要达到的目的要求等，已经以富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努力劳动，作出了前所不及的成绩。从而奠定了中国医史学进一步发展的雄厚基础，创造了相当优越的条件。我们坚信，中国医史学之研究，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克服一个个暂时的困难，在未来获得更加辉煌的胜利。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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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于柯. 宋《新铸铜人脑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 考古，1972，(6)18
44 钟益研. 我国已发现最古医书——帛书《五十二病方》. 文物，197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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