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余新忠. 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 齐鲁学刊，2018，（5）：28-35　　　　　　　　　　　　　　　　

近20年来，笔者在开展中国医疗史的实证性研究之余，也一直在思考这一研究的发展理路、问题和可能。时至今日，医疗史，或者说医疗社会史，在史学界已不再是令人感到陌生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这方面的研究都呈现出日渐兴盛之势。就笔者的体会，该研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似乎正渐趋淡化。但作为一种新兴前沿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种种困难和问题，也是必然而显而易见的：内外史之间的壁垒依然森严，对欧美成熟的医学史研究的理念、方法的了解和借鉴还十分不足，很多成果“新瓶装旧酒”现象严重，宏大叙事的影响依然强烈，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建设还遥遥无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①。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特别是年轻人趋新心理所带来的“新”的红利必将日渐消失，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探明可行的发展方向，不断提出适切而有方向性意义新议题，并相应地拿出有分量的新成果，那么这一研究的发展态势必然难以维系，不仅无法持续吸引更多的年轻学人加入其中，也更难以推动这一尚处边缘的研究不断壮大。

为此，笔者曾撰文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来推动新兴的医疗史研究的持续发展。一是更新理念，在尽可能地避免将对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追求和重视凌驾于对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的关注之上，将人自身的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化约为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前提下，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和践行立足生命，聚焦健康，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放入历史学大厦的“生命史学”；二是要在跨学科的语境下，通过内引外联，尽可能地消解内外史之间的壁垒，实现相互融通。对于前者，笔者已有专门讨论，而关于后者，只是提出基本思路，并表示对中医知识的探究，将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② ，但对于如何基于跨学科的理念，通过怎样的具体研究来实现这一目标，尚未能较好地展开讨论，故于此做一申论。

一、跨学科研究：当务之急和可能路径

不久前，廖育群先生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发表专文对梁其姿先生的两部近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和组织》和《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做了评论[1]。廖先生和梁先生无疑都是当今各自学术领域（中国医学史和中国医疗社会史）顶尖的权威学者，这样的评论也无疑可谓是医史研究的高端对话。在文中，廖先生以其一贯的直言风格对这两部著作的部分学术论述以及其代表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做了整体上比较负面性的评论。不能说廖先生的评论没有道理，但对梁先生研究的判断显然有违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认识。廖先生是医学出身的医史学家，对近二十多年来兴起的医疗史研究颇为了解，而且在我看来，他还是医学史乃至科技史领域较少真正具有历史感的学者，所以会做出的这样的评论，就我的理解，乃是因为他从这些论著中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真正启发，而且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坦诚地表达他真实的感受。因为笔者也曾撰写过梁先生大作的书评[2]，所以这里我有必要申明，我们完全是以学术的真诚之心在写作，对梁先生大作的启发性和价值是有真切的感受的，绝非是出于情面甚或利益的“虚言”。我在敬佩廖先生的真诚的同时，也总在思考为何在史学界一片叫好的名著而无法给医史大家以真正的启发。个中的缘由，或许在于廖先生内心固守的医学立场，在于他内心念兹在兹的中医，在于他几乎没有历史学本身的问题。而从另一方面说，若只是站在如何从史学的角度思考中医的发展的立场来看，廖先生的失望也完全合理甚至必然的，现在大概可以说，要历史学出身的医史研究者，对中医学术自身和中医发展有真正的心得，恐怕还为时过早。

① 参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Julie Thom PsonKlein）著，姜智芹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② 参阅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3－14、46页；邹晓东、陈艾华：《面向协同创新的跨学科研究体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由此可见，虽然在医史的大旗下，当下医学界的医学史和史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者，已经有不少的交流甚至合作，但细究起来，相互之间内在的隔膜依然很深，学科间的壁垒也仍然牢固。故而，打破学科壁垒，强调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对于当前的中国医史研究来说，仍可谓是当务之急。

“学科”译自英文的discipline。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该词源于希腊文的教学用语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与教学和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从学科的本源来说，它一方面指知识的分类和学习的科目，另一方面，又指对人进行的培育，尤其侧重于指带有强力性质的规范和塑造，即学科规训。近代以来，西方的学科体系传入中国，在中文语境中，学科主要是指学问和知识的门类，和教学的科目[3]（P20－21）。大体来说，现代流行的学科体系，乃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出于更好地开展科学与学术研究以及教育的目的而逐步建构起来的。

学科，特别是作为学问和知识门类的学科，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但显然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兴学科层出不穷，而且不同的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者互涉性① 。因此，这种人为建构的学科在促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遮蔽视野的影响。为此，跨学科的诉求便应运而生，自上个世纪二十时代年以来，跨学科便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跨学科的内涵，至今并无公认而确定的界定，但大体上应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同学科之间紧密的和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至全面交流整个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和术语以及各种资料。”其核心元素主要有二，一是不同学科间的问题研究，即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二是整合，即在系统的元素或组成部分越来越专门化、差异化时，为了保持系统效能而加深其各部分联系的一种方式② 。也就是说，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研究者打破人为的学科分界，深度整合相关学科的立场、理论和方法而开展的学术探索行为。

医史学科无疑从一开始就具有医学和史学的跨科或者说交叉学科的性质，然而长期以来，其隶属于医学学科这一现实，无可避免使得该学科的跨学科特色难以得到良好的彰显，而近年来历史学越来越多地介入，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使得跨学科探索和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很多研究者表面上的共识，但实际上，受制于该学科积累较浅、研究者自身学术素养不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以跨学科相标榜和诉求的医史研究，其实基本还是处于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整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补强医史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特色，推动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者开展真正意义上跨学科探索呢？

首先，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逐步积累的过程，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史研究整体上还处于边缘或新兴状态，学科积累浅薄，研究力量薄弱，所以一方面短期内不宜对在跨学科研究基础上结出的果实抱有太高的期待，而应以积极鼓励的心态来看待此类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不能急功近利，搞一些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而应该真正从跨学科理念出发，做一些踏踏实实具有长远性的工作。

其次，应尽快加强研究者的跨学科意识、理念和素养的培育。通过不同的途径倡导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去努力破解自身学科以外的相关学科训练不足的难题，以及对自己学科的自以为是。跨学科并不是要完全打破学科主体和立场，而是需要研究者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尽可能地去理解不同学科各自的立场和诉求，相互了解和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渗透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① 汉辞网，httP：／／www.hydcd.coM／cd／htM＿a／42012.htM，2018年8月10日采集。

最后，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应努力培养有多种学科背景的学术人才，在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培养中，积极支持鼓励历史学和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生投身不同学科进行学习深造。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则应该尽可能地通过组建包含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研究团队，展开深度合作的研究，定期开展工作坊、读书会等学术活动，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创建多学科的医史研究中心。通过实际而频繁的接触交流，来渐进式实现相互吸收和渗透，并进而通过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推动其成为一个广被接受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

二、何为知识史

以上所述表明，加强研究者的跨学科意识、理念和素养，积极倡导推动跨学科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的医史研究来说，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也有可实践的路径。不过上述的路径，还相对停留在认识和理念上，缺乏具体的学术上的切入点。虽然，从何种议题切入比较合理，并无一定标准，而需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学术诉求来确定。但在倡导某种理念方法时，举出具体的切入点，显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倡导，并有所归依。笔者曾依据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思考在一篇论文的结尾提出：

文史等学科出身的研究介入到向被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视为“核心地带”的中医知识史研究，特别是包括清代医学知识史在内的明清以降中医知识的演变和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今中医知识的认识和省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还可以藉此打破内外史的学科壁垒，展现跨学科的意趣和价值，并为推动未来创立相对独立的医史学找到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径。[4]

这是一种很有针对性但过于笼统的说法。何为知识史？这一研究的意义何在？怎样打破内外史的学科壁垒，融通内外？具体探究什么？又如何探究？如此等等，都是问题。要想让人真正理解我们可以藉此强化跨学科研究，推动融通内外的医史研究深入开展，就有必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而首先需要回答的可能还是何为知识史。

知识（knowledge）是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词汇，一般意义上，知识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① 。这实际上是个非常笼统而缺乏确定性的说明，细究起来，知识其实是一个及其纷繁复杂而至今也难有公认定义的词汇，它不仅是一个多域境现象，有多种形态和多种过程，渗透了人类的一切活动，涵盖了人类行为的几乎所有范畴，而且也拥有不同视角的现象学诠释[5]。

不过从哲学的角度，传统一般认为，“知识构成的三个条件分别是信念、真和证实”[6]，或者说“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7]。从中可以看出，根本上，知识往往具有较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意蕴。长期以来，探究知识本质的知识论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近代之前对于知识的探讨，往往被称为认识论，而在当代知识理论中，它的研究内容从有关认识的发生学的研究，转变为有关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条件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知识的确证问题的研究[8]。虽然当代的一些哲学家也对知识的真和可证实的本质，提出了激烈的质疑[7]，但这些纯哲学性的探究，对于其他学科影响并不大，反而是本世纪兴起的知识社会学及其当代转向，对当代学术潮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知识的关注开始从其本质性以及社会中的知识因素，转向知识中的社会因素，开始将知识作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知识社会学应运而生。自1924年马克斯·舍勒创建“知识社会学”（Wissenssoｚiologie）开始，经过卡尔·曼海姆的发展和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的完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日趋成熟。1970年代以后，随着范式转移，知识社会学问题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焦点。大体说来，知识社会学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从决定论、互动论到建构论的演变历程。在 建构主义的观点中，“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个人和集体行动者的历史的和日常的建构，它更强调社会结构及其表征以及个体间关系的相互作用，其中心概念不是‘决定’而是‘互动’”，“他们把出发点定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及其在面对面的环境中的激活，在面对面的相遇中，知识构成了人们据以进行理解和对待他人的典型化图式，由此建构出社会的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① 。以建构论为核心元素的知识社会学的复兴，其主要刺激来自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托马斯·库恩和福柯等人的研究。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概括，新的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的特点主要有四：一是关注的重心已经从知识获取和传播转移到知识的“建构”、“生产”乃至“制造”上；二是知识的范围更加扩大和多元化，实用的、地方性的或“日常”的知识，也同样被研究者严肃对待；三是更加关注小群体、小圈子、关系网或“认知论共同体”的日常知识生活，把这些小群体看作是建构知识和通过特定渠道引导知识传播的最基本单位；四是主张知识是具有社会情境的，现阶段，人们更关注的是性别和地理研究[9]（P6－10）。

① 刘文旋：《知识的社会性：知识社会学概要》，《哲学动态》2002年第1期。并参阅郭强：《知识社会学范式的发展历程》，《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黄晓慧、黄甫全：《从决定论到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轨迹考略》，《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这些特色显然都与现代西方学术潮流相匹配。其中，福柯的研究更明确将知识和权力关联起来，推动人们从建构论的角度思考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他以“话语实践”作为核心的分析工具，对知识进行了探索。他说：

这个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或缺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有一些知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10]（P203）

由此可见，知识的形成经历了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这一过程，并非凭空产生，亦非生来就具备权威性和科学性。显而易见，知识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其实围绕着知识史而展开的，其目的，“是要揭示西方文化借助于话语论述模式的不断变化、而形构历史发展和一切社会行动的主体”[11]（P429）。也就是要揭示知识的权力。不过福柯虽然关注历史，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他有意摒弃传统的科学的历史 学，而独树一帜地采用谱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旨在以历史感性对抗历史理性，以着重对历史上的“断裂性”和“差异性”的关注来反叛传统思想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论述[12]（P430－436）。他说：人们看到这样的分析并不属于观念史或科学史：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探究，旨在重新发现诸认识（connaissances）和理论在何种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知识（lesavoir）依据哪个秩序空间被建构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a Priorihistoriｑue）基础上，在何种实证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并且以便也许以后不久就消失。因此，我将并不涉及今日的科学最终在其中得以确认的向客观性迈进的那些被描述的认识；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知识型（l’éPistéMè），那些撇开了任何参照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认识都在该知识型中奠定了自己的实证性，并由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这些知识日益完善的历史，而是其可能性状况的历史；在此叙事中，应该显现的是在知识空间（l’es Pacedusavoir）内那些产生了经验认识之各种形式的构型（lesconfigurations）。

这个叙事与其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考古学”（unearchéologie）。[13]（P37）不管怎样，福柯的研究昭示了知识史研究的可能性，知识史逐渐成为史学界日渐关注的议题。在本世纪之前，西方史学界对知识史的关注并不多，但随着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下卷）的出版，知识史的研究日趋增多，就此，从目前西方中国医史的研究中，知识史已经成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之一（详见下文），便不难看出这一趋向。而国内，目前具有知识史理论自觉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潘晟在其历史地理知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史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和展望。他对当前较少的先行性研究，比如葛兆光、杨念群、程美宝、孙英刚及其他本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这些研究都具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到了知识史的问题，但基本都还不够专门和系统。并进一步主张将知识史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一种手段或分析工具[14]。这是目前国内极少的对知识史进行专门介绍和总结的论文，具有重要的创新意 义。

不过该文对知识史研究路径和意义的研究似乎并不全面，关注点似乎主要集中在知识与社会变迁一隅，而且遗漏了桑兵等人深具开创性的《近代中国知识和制度的转型》这一重要著作[15]。该著希望通过近代中国知识系统及相关制度的根本性变化，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轨迹和内在机理，获得理解传统、认识变异、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该著虽然并未明确揭橥知识史的研究理念，但从其具体的研究来看，无疑可谓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有关知识史研究重量级的先行性研究。此外，新近出版的傅荣贤的《中国近代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一书，梳理了在历史研究中，知识与文化、学术、思想等概念的关系，认为总体上，文化、知识和学术（思想）概念的外延递减而内涵递增。“作为语境背景的社会文化和作为认识焦点的学术思想之间的博弈，存在着一个作为中间层面的‘知识’”[16]（P3－11）。该著旨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知识观念和结构的演进来探究古代知识在当代的重建问题，可谓是当今中国史领域具有自觉知识史理论意识的开创性著作。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似乎并没有展现出对知识的建构性的自觉以及较强对知识的反思和批判性意识。而最新出版的张寿安主编的《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7]，则是其主持的台湾“中研院”支持的大型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统，1600－1949”的先导性研究成果，该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桑兵的著作颇为一致，不过相对更具有知识史的意蕴。其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知识在近代的重构和传播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近代转型，诠释中国的近代性。该计划集合了两岸三地和美国、日本的9位著名前卫学者展开协同研究，展现了知识史研究在当前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强烈的蓄势待发意味。

综上可见，知识史是当今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兴起的新兴史学研究，虽然目前的成果还不算丰硕，不过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研究深厚的学术底蕴，知识史正趋成为西方史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议题，国内史学界也开始逐渐兴起。虽然我们一时还难以对知识史做出比较确定的界说，不过从知识论、知识社会学到知识史这一学术脉络的梳理中，大体上可以概括出知识史的基本内涵和特 点，知识史不仅关注介于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之间的知识的渊源、演进脉络，同时也注重探究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建构、流传机制，考察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以及省思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并通过将当今习以为常或视为经典的知识过程化，来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些知识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应避免将知识仅仅理解真理和科学，或者将其局限为精英的、系统化的观念和认识，而应尽可能在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来理解多元化的知识。同时也需注意，我们对知识的认知不能局限于形而上的概念层面，而必须更多地置于社会实践的层面来展开。

三、中医知识史发凡

随着医学与社会文化的诸多关联以及医学本身的社会文化属性被更多地意识到，医学或者医疗社会文化史自上个时期后半叶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到本世纪初，著名的医学社会史家罗杰·库特却写下了《“界定”医学社会史的终结》一文，在该文中，作者鉴于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医学”、“社会”甚至“历史”等概念的内涵已变得大有问题，以往过于简单肤浅的医学社会史在学理上业已终结，不过“医学社会史的终结时的前景并不是回归到，‘社会’在重新理论化和‘界定’时所错失的，而是回到对于下面这种现象各种不同的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性的’理解，即在历史学的框架内，医学更加批判性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前景和目标”[18]（P309－337）。这一论述提示我们，当今医史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回到医学本身的议题，尽管我们需要从更多元的视角来加以认识和理解。显然仅仅局限于技术史的方法和议题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若忘记了医学本身，而只是关注医学外围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不当是未来医史研究的根本所在。

而要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知识史可谓是非常恰当可行的研究路径，因为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知识史研究并不仅仅将医学视为纯粹的科学技术，不但会充分关注医学知识建构机制中的文化因素，也会思考知识建构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建构的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也就是说，这一研究中，社会文化史完全不会缺席。而另一方面，对医学知识的探讨，必然会指向对现实中医学问题及其发展的思考和理解。事实上，张大庆先生已经颇具开创性地对此作出了论述，他在《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一文中，提出当今社会，医学在取得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引来人们更多的不满和抱怨，针对这一悖论，就有待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联系过去和现在，来认识医学的复杂性，审视我们的健康观、疾病观和生死观，思考医学职业的价值和责任[19]。该文虽然使用的是传统思想史的概念，但从其对医学思想史概念的内涵的解说来看，谓之为医学知识史，可能是更为确切的表述。显然，对此的探讨，需要我们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跨学科的整合方法来解决问题。可见，从知识史的路径入手探究医学，不仅可以很好地践行跨学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非常切合于当代国际医史研究的前沿态势。

① Judith Farｑuhar，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4；ElisabethHsu，The Trans Mission of Chinese Medic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相较于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中医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更为复杂而严重，故而从知识史的角度来探究中医，更显必要。近代以来，有关中医的讨论相当热门，而且异见纷呈，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人们对中医的认识其实颇为混乱乃至矛盾，比如一方面今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中医视为传统，并名之为“中国传统医学”（TCM）；另一方面，国家的定位和学科体系则又将其归入现代科技。这一混论不仅让世人有关中医的认知异常分歧，而且还使得国家对中医的定位及其发展策略也往往曲折反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缘于世人对科学与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多有差异，另一方面也直接与人们对中医究竟是传统还是“现代”认识混乱密不可分。实际上，以西医为参照对象而被视为传统的当下中医，若从中国医学自身的演进脉络来说，实乃“现代”，乃是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被质疑乃至否定以及西方医学的强势进入和日益迅猛的发展，一代代中医学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用现代的科学和学科思维，通过医学史钩沉和传统医学知识筛选，逐渐建构起来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并不是一种作为传统象征的本质性存在，而是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而要理清这一点，让人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无疑就需要引入新学术理念，通过中医知识演进历史的梳理，来探究宋元以来的“中医”演变，特别是对近代以降面对作为他者的西医，中医如何通过自我重构来拯救和发展自身的历史。

虽然国内中医学界以及主要由中医学研究者组成的医史学界对中医的现代化问题十分关注，讨论也甚为热烈，但对于现代中医知识本身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却甚少给予注意，甚或还较少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反倒是海外接受了系统人类学和历史学等现代学术训练且关注中医的研究者，比较早注意到这一点。文树德（PaulU.Unschuld）曾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界限明晰的、古今相传的医学体系的“中国医学”是在1920－1930年代中医存废之争中被创造出来的[20]。1990年代相继出版的两位医学人类学的作品也指出，“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1950年代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现代的“中医”一方面宣扬其传统的根基和两千余年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规范化、现代化以及科学化特征。实际上，不仅仅“中医”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当代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在近代以来被创造或重新发现的①。稍后英国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出版了《中医在当代中国：多元和综合》一书，关注机构、政治、历史，以及“非人的媒介”（nonhu Managents）在塑造和重塑中医过程中的角色，为纠正把中医当作铁板一块及简化论的观点，他强调中医实践的被建构性是多元的、不断变化的实践行为[21]。而最近出版的两部历史学者的著作则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从历史的视角探究了现代中医的形成过程。吴章的著作综合性地考察了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医学由多元的私人性活动转变为标准化的、由国家支持的双轨系统，解释了西医和中医如何相遇及现代化的问题，认为现代中医领域形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民族主义政治策略的新医疗方式（TCM）[22]；雷祥麟则试图在回答中医是如何从现代性的对立面转变成中国探索自身现代性的标志，其立足于对中医现代性的把握，探究了在近代以来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及国人对现代和传统矛盾纠结的心态作用下，现代中医样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用“非驴非马”来加以概括[23]。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这些只是其中的荦荦著者，似乎可以说，现代中医知识的形成，已渐趋成为西方中国医史和中医人类学界的热点议题。姜学豪（Howard Chiang）最近编纂出版的论文集可谓是这一趋向的体现[24]。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现代中医，无疑提供了诸多非常有启发性的视角和议题，但他们的异域背景和立场，势必使其真正的关注点往往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现代性和非西方性的把握和思考，难以从中国自身的立场出发去关心中医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太可能深入中医学术内部。

而且受学科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包括古代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传统时期医学知识演进对现代中医的形成的影响，还甚少论及。而国内的研究者，受学术训练和研究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已有少数研究者已注意到当代中医的现代特质① ，但整体上对该问题的研究的还基本是点到为止，学术性和系统性严重不足。

① 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廖育群的《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特别是第209－225页），张效霞的《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等。

值得指出的是，“中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尽一致内涵，大体上，外延是比较确定的，就是指在主体上在中国产生、发展并实践的医学知识体系，也就是现代意义上与西方医学相对的所谓的中国“传统”医学（TCM）。中医知识史的研究也主要是立足现代中医的基本认识，通过对其历史过程的追踪梳理，来探究现代中医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以及历史变迁的复杂性。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内容极其丰富，不同的研究者将很容易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找到探究的议题。不过就笔者的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对于这一研究来说应该非常值得展开的：

（一）中医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传承及其历史演进。这主要采用历史学的方法，从文本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梳理中医知识的演进过程，藉此让我们对知识演进的脉络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而在具体探讨中，关注点可集中于生产、流通和传承等三个方面，从中医核心问题出发，通过精选文本，引入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理念和方法，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加以考察。既关注知识的演进脉络和生产机制，也注重知识在日常生活的流传和实践及其变迁；不仅观察文本和实践之间的紧张与互动，也注意探讨精英和民众之间知识的异同和交流。

（二）医史书写及其意义。医学史虽然可以视为对医学知识演进脉络的呈现，但更应看到，医史书写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建构，这部分虽然也会通过对医史论著的梳理，来进一步呈现知识脉络的演变，但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上医史书写中的知识建构机制及过程的探讨，来考察知识谱系是如何形成的、范式转移又是怎样发生的，并进而探究医史书写对中医知识的形塑作用。

（三）技艺、器具变革与中医知识的演进和再生。技艺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实践性、身体化的知识，而医疗器具则是知识的物化体现，藉此的探讨，不仅可以进一步考察实践领域的医学知识的演进，亦可探索技能和器具这样具有物质性的知识对于中医知识建构的重要影响。

（四）全球史视野下的“他者”与中医知识的建构。中医虽然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相对独立发展起来医学体系，但也从来不是封闭而孤立生成的，在演进过程中，众多跨文化、跨地域、跨民族的外来因素，对于中医知识的建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西方文化和医学知识，对现代中医的建构是极其重要的。对此的探讨，将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开放而多元理解和认识中医。

（五）知识史脉络中的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现代中医知识的主要内涵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医理论体系中，立足上述有关中医知识演变的研究，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梳理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知识来源和形构机制，对于我们理清和思考现代中医的形成，将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也可以是说，是我们在大量历史研究基础上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廖育群.医史研究“三人行”——读梁其姿《面对疾病》与《麻风》[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3）.

[2]杨璐玮，余新忠.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J].历史研究，2012，（4）

[3]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4]余新忠，陈思言.医学和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3）.

[5]张新华，张飞.“知识”概念及其涵义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6）.

[6]胡军.关于知识定义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4）.

[7]潘磊.知识概念与认知实践——从盖梯尔问题谈起[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8）.

[8]陈嘉明.当代知识论：概念、背景与现状[J].哲学研究，2003，（5）.

[9][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M].陈志宏，王婉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0][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11]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M].上 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2]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3][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M].莫伟民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

[14]潘晟.知识史：一个简短的回顾与展望[J].史志研究，2015，（2）.

[15]桑兵，等.近代中国知识和制度的转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16]傅荣贤.中国近代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17]张寿安主编.晚清民初的只是转型与知识传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8]RogerCooter.“Framing”the End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A].Frank Huis Manand John Harley Warner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M].Balti Moreand London：The Johns Ho 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19]张大庆.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J].历史研究，2015，（2）.

[20]Paul Unschuld.Medicine in China：A History of Ide－a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1]Volker Scheid.Chinese Medicinein Conte MPorary China：Plurality and Synthesis[M].DurhaM：Duke UniversityPress，2002.

[22]Bridie J.Andrews.The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50－1960[M].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13.

[23]Sean Hsiang－linLei.NeitherDonkeynor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24]Howard Chiang.Historical Episte 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