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如果回过头去看，就是一个个机缘巧合的串联，我和希腊传统医学的邂逅就是很好的例子。

接触希腊医学还要从1996年说起，当时正在做针灸早期历史的研究，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看看各个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对英文“acupuncture”一词的解释，在日本出版的1983年版英文大百科全书里这样写道：针刺疗法可能起源于中国或印度（Encyclopaedia ofJapan. Tokyo：Kodanssha Ltd., 1983, p.10.），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针灸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一点日本学者应该最清楚了。在江户时期，荷兰医生Willem Ten Thijne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在向当地医生传授西医知识的同时，也对东方的针灸医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后来的一本书中，介绍了他学习针灸的过程，他说日本医生明确告诉他针灸源自中国，学习的时候先由一名会中文的医生将中文翻译成日文，再由另一名医生将日文翻译成荷兰文。他还说，如果一位日本医生会说中文，那么他将受到格外的尊重。

荷兰医生Willem TenThijne（1647-1700年)的肖像。1683年，他的专著《论关节炎》在伦敦用拉丁文出版，其中有一节题为“论针刺疗法”，是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医针灸的最早文献，被反复引用，翻译成多种文字。他创造使用了拉丁文acupunctura，英语acupuncture就源自这个词。

Willem TenThijne所著《论关节炎》中的经络插图

Willem TenThijne所著《论关节炎》中的针灸针插图

司马江汉（1747-1818）绘制的《和汉洋三贤人图》，真实描绘了荷兰医生和中国医生相互交流的情景。

震惊之后就是疑惑和思考，印度与中国同属文明古国，并且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且深入，针灸真的像佛教一样由印度传入中国吗？这个疑问后来在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那里找到了答案，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日本学者提出过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说法，主要依据是汉译佛经里面有一些“针灸”词汇，病榻上的汤先生通过对佛经的原文及英文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梵文佛经中并没有涉及针灸的任何文字，足见佛经有关“针灸”的记载，大多是在译经过程中，为达到使国人易于理解而加以改订、润色所造成的结果（《汤用彤全集》第七卷·康复札记四则）。也就是说，无论再天才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丢失一些信息，或者添加上译者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他们常常用母语中熟悉的词汇，对应其他语言，有时甚至在原文中没有的文字，却在翻译文本中添加了进来，“针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解决了针灸是否起源于印度的疑问，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除了印度，在古希腊和古埃及的传统医学中，是否有和针灸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治病方法呢？在那个年代，个人计算机才刚刚兴起，普通民众几乎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获取知识的手段仍然是最古老手工翻阅和检索，而国内有关其他传统医学特别是古希腊医学的书籍和资料可以用罕见来形容。恰好在这时，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航空信件，这是那个时代除了电报电话传真之外最快捷的洲际联络方式。寄件人是一位美国的牧师，他说买过我写的一本耳穴书，由于书中没有我的确切联系地址和方式，只有工作单位，这封信件如何辗转到我的手中已经成了一个谜。在此后的书信往来中，得知我正在进行世界医学的比较研究，很快就通过亚马逊（amazon.com，成立于1995年7月16日）寄给我将近30本医学图书，其中有关于世界医学历史的，有介绍各种补充替代医学的，还有6卷《希波克拉底文集》（共8卷，缺少两卷），以及1946年一位美国学者撰写的《希波克拉底的智慧》。这些在那时候看来价格不菲并且在中国几乎无法获取的图书，都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正是通过这些书籍，才使得我走进古希腊医学的世界。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位美国朋友及时而慷慨的馈赠，就不会有后来对古希腊医学的系统研究，而没有古希腊医学作为对比，对针灸早期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就不会有说服力，因此也就不会有2001年Acupuncture:Visible Holism（《针道自然》）的出版。

美国朋友Ira Martin赠送的《希波克拉底文集》

美国朋友Ira Martin赠送的《希波克拉底的智慧》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BC)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以他名字命名的《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共60篇，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汇集而成。可以肯定，《文集》并非全是他本人的作品，有些是他的学生写的，有些甚至可能是同时代或后代医学家附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集》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医学知识的荟萃，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医学的真实水平。在《文集》中有一篇题目为“誓言”（Oath）的文献，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医生与老师及其子女、医生与病人，以及医生们之间的关系准则，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版本。可以这样说，《希波克拉底文集》就相当于中国的《黄帝内经》，在文艺复兴之前长期统治着西方医学界，并且直到19世纪末，书中的一些理论和治疗方法仍然沿用。

美国朋友赠送的这部《希波克拉底文集》，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的，希腊文与英文对照，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非常好的一个版本。我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阅，目的只有一个，在古希腊医学中，是否有和中国的针刺相似的治疗手段？到最后，得到了我最满意的答案：没有！

二、

在阅读《希波克拉底文集》的过程中，不断有惊讶和赞叹。如果将古希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虽然远隔万里，道路阻绝，信息完全不通，两个古老文明却几乎在相同时间段内创造了同样的医学奇迹，并且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惊人地相似。

（一）整体观念

古希腊人通过对自然长期的观察，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他们认为，太阳之火是所有动力和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是永恒的，永不枯竭的。一切物质(以水和地球为标志)的运动及其秩序都受控于太阳之火。地球上的水被太阳之火加热气化变成云，云又以雨、雪的形式降落到地面，溶解固体的物质，成为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人体附着在地球表面，分别从太阳和地球获取能量和物质(空气、水、固体物)。

太阳、地球和人 

总而言之，由生命之火所控制的生命体的一切都是整个宇宙(macrocosmos)的一个摹本（a copy of the whole），即生命体为小宇宙(microcosmos)。由于生命源于自然，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所以古希腊人认为要更想好地了解人体，就必须先研究宇宙。在《论水·空气和地域》(Airs, Waters and Places)一文中，希波克拉底建议医生到没有去过的城市时，要研究那里的气候、土壤、水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并且认为多种疾病与季节等因素有关系。

（二）对立平衡观念

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中，也存在着二元对立统一的观点。他们认为物质的本质可以在四种不同而相反的基本性质中找到，即热（heat）和冷（cool），湿（moist）和燥（dry）。在这些相互对立的事物中，水与火是典型的代表，水代表物质，火代表能量；火是事物运动的动力，水则滋养万物。它们二者之间互相制约，处于不稳定的动态平衡(unstable organic equilibrium)。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彻底的控制权，因为当火趋向于水的极限时，它就缺少了滋养的源泉，所以，它会自动恢复到它能够得到水的滋养的位置；同样地，当水趋向于火的极限时，它就失去了活动的力量，水就会停止，并被消耗以滋养火，从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如果任何一方获取绝对的控制权，则平衡不可恢复，旧的事物消亡，新的事物产生。这种水火动态平衡观极易使人联想到古代中国的太极图，只是阴阳的概念比水火更抽象，其内涵也更丰富。人体(及任何其他有机体)，无论是形体还是灵魂，也都是由水和火构成的。有机体的生命之火(innate fire)类似于控制整个宇宙的太阳之火，而且它也是太阳之火所赋予的。性别不同，水与火的比例也不同。一般来说，男性偏温、燥，而女性偏冷、湿。

水与火相互作用示意图

再比如四液体说。古希腊医学认为人体构成的固体成分如肌肉、骨骼等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血（blood）、痰(phlegm，或翻译为“粘液”)、黄胆汁（yellow bile）和黑胆汁（black bile）4种液体。血液生于心脏，痰生于脑，黄胆汁生于肝，黑胆汁生于胃。它们的性质不同，与四元素对应，即血属火、痰属水、黄胆汁属气、黑胆汁属土。在健康状态下，四种体液比例适宜，彼此调和，处于动态平衡。如果体液比例失调，如某种体液的过多或不足，或者与其他体液不调和，都会引起病变，而各种治疗的目的都是使体液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这种以四元素说为基础的“四液说”，成了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的基础，统治了西方医学长达2000年之久。

（三）自然痊愈说

古希腊医学认为，人体内存在一种“自然痊愈力”（natural healing force），在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人体体液调和时，即使有了外来致病的因素，人体也不会生病。当疾病发生时，人体内的治病能力就会积极行动起来，而各种症候表现都是体内自然治病能力对抗致病因素的反映。如发热就是两种力量相互对抗的结果，表明体内的治病能力强大，因此，希波克拉底认为发热对人体是有益的。现代研究也表明，较高的体温能帮助蛋白质干扰素，一种人体内的天然抗体，更有效地攻击病毒，并可能攻击某些癌细胞。治疗癌症时，也常运用外部加热以消灭人体内对热有敏感性的肿瘤细胞。当然，高烧或人为的高温（超过39度），对病人或常人都是危险的，但是，感冒时体温适当升高（38.5度以内），对战胜疾病却是有益的。此外，汗、尿、大便、痰、咳、排脓等，都是正邪斗争的产物，只有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体内液体才能调和，疾病才能痊愈。

希波克拉底说：“自然治愈，医生辅助”（Nature cures, Physicians assist）。也就是说，在疾病痊愈的过程中，人体内的自然治病能力起决定性的作用，有些疾病无需任何治疗也会痊愈，而医师只是帮助病人恢复健康的助手而已。尤其重要的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其中某一个阶段被认为是疾病好转或恶化的“转折点”（crisis），医生只有在此时介入才能帮助自然战胜疾病。希波克拉底称之为“恰当时机”（opportunemoment），这个阶段往往十分短暂，稍纵即逝，所以医生必须仔细观察病人不同时期的临床表现，抓住治病的有利时机，任何不适当的干预都可能会扰乱自然的治愈进程。

三、

在治疗方面，古希腊医学主要以“四液说”为基础，以二元对立统一和整体观念为指导，其目的是帮助人体恢复整体、动态的平衡状态。由于疾病的主要病机是相互对立又相互制约的元素之间失去平衡所致，希波克拉底因此提出了“对立治疗”（contraries arecured by contraries）的总原则。如果某种液体过剩（excess）就应该损其有余；欠缺（wanting）则应该益其不足，正如希波克拉底所总结概括的那样：“事实上，医疗就是减和增，即减其有余而增其不足。能这样做的医生是出色的医生，没有按照这种原则实施治疗的医生就偏离了正常的医学轨道。”以下治疗方法，主要就是针对体液过剩的情况。

（一）静脉切开术（venesection or phlebotomy）

静脉切开术是古希腊人采用的最主要的放血疗法。方法是用刀在人体浅表的大静脉（veins）切割，排除“过剩”的体液。

放血的部位和时间也是有原则的。古希腊医学认为疼痛主要是由于血液在血管内聚集（collection）导致的，并且聚集的部位常常远离疼痛处，所以放血时“要尽可能远离疼痛部位”，只有这样，放血引起的变化才不会太突然和剧烈，而且血液也不会在同样的部位聚集。放血时间的选择主要依据对星象的观察。例如，他们认为巨蟹星座是控制人体胸部的，只有当这一星座位于天顶时才能在胸部放血。此外，月亮的位置、季节、日期，甚至时辰等都要进行周密的考虑，而且不同“气质”的人，放血时间也要相应地改变。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特意绘制了供放血使用的特殊“星盘”，上面画有各种不同的星象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多达30余处的放血部位。

欧洲中世纪的静脉切开术

放血时接着血液的器皿

（二）拔罐疗法（cupping）

古希腊的拔罐方法与中医的拔火罐相同，即用热力排除罐内的空气，产生负压，使之吸附在体表一定部位。具体拔罐方式分为湿拔罐和干拔罐两种，目的都是放血。湿拔罐（wet cupping）类似中医的“刺络放血法”，先用刀在拔罐的部位割一些浅表的切口，然后在切口部位拔罐，吸拔血液。干拔罐（dry cupping）是指单独拔罐，不配合切割，所造成的皮肤青紫、瘀斑，属于皮下出血，也能达到吸拔多余体液的作用。

欧洲中世纪在公共浴室内拔罐的场景​  

（三）烧灼疗法（cauterization）

烧灼疗法是采用生亚麻(raw flax)等材料直接烧灼血管或病变部位，常常引发出血、局部严重烧灼伤并遗留瘢痕。有些病人在烧灼之后，还可能出现局部化脓，希波克拉底认为这是一种好征兆，是疾病痊愈的表现。他认为化脓的好处很多，能柔软皮肤，解除疼痛，减轻寒战，缓解痉挛和抽搐，尤其对开放性骨折有好处。古希腊医生们认为，烧灼疗法的目的也是放出多余的体液，阻断液体流动的通道以改变其流动方向，或促进液体的流动等。所以，烧灼部位也是以血管为主，并且明确提出“灼其脉”(cauterize the appropriate vessel)的施治原则。

烧灼疗法看起来十分残酷，但其疗效可能也很确切，希波克拉底的箴言之一是：“药不能治者刀治之，刀不能治者火治之，火不能治者则为不可治。”在这里，烧灼疗法被视为最后的治疗手段。

西方烧灼疗法，将铁制的烧灼工具在火中烧红，再烧灼人体一定部位。

（四）催吐法和泻下法

催吐法和泻下法是指分别使用催吐剂(emetics)或泻下剂(purgative)，引起呕吐或腹泻，达到排除体内多余体液的目的。常有药物包括藜芦、阿魏、明矾、硝石等。这两种治疗手段的目的相同，只是途径不同而已。具体使用何种方法取决于病变的部位，“疼痛位于膈肌以上者用催吐法，位于膈肌以下者用泻下法”。此外，季节、星象等因素也是影响催吐或泻下的因素，如认为夏天宜催吐，冬天宜泻下；天狼星出现时不宜使用吐泻法。由于吐泻法比较猛烈，对孕妇和体质虚弱者要慎用。

四、

如果对中国传统医学和古希腊医学稍加比较，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它们为什么如此相似，有些句子甚至就是直接的翻译。对于这种现象，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很久很久以前，希腊和中国之间就有了广泛交流，甚至有一位德国学者认为《黄帝内经》中的歧伯就是希波克拉底的音译，就是说中医是古希腊医学东传的结果。这种观点无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艰难，也缺少基本的史实论据，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

世界古代文明分布示意图

在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个“乌木马的故事”，其中提到印度、波斯、孟加拉国、希腊等四个国家。这个故事真实反映了早期几个大的文化圈间的地缘特点。人类的早期文明有五个，从地缘上又可以分为三大块。中国是一块，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是一块，印度是一块。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文明都是在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下发展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文明都位于地中海周围，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西方史学之父称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曾游历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并对那里的自然和风土人情有所记录。

在地理上，印度的位置最特殊，位于上述两大文明板块中间。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将印度称为“印度斯坦”（Hindustan），指印度河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域。很长时间内，印度是欧洲人所知道的最遥远的东方，称之为“Far East”，甚至印度就是东亚的代称。尽管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知道东方有个生产丝绸的“赛里斯国”（Seres），但直到元代欧洲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并且在以后的一些文献中仍然习惯使用“India”一词指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以东地区。如荷兰人Herman Busschof(c. 1620-1674)，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牧师，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期间，得了痛风，她夫人介绍了一位“印度女医生”（Indian doctress）给他用艾灸治疗，这位女医生实际上是来自中国的西南地区。早期的西方文献把中国的艾绒叫做“Indian Moss”或“East Indian Wool”。1784年，第一艘来自美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的船长，在他的远航日记本的内页写道：“已确定‘中国皇后号’的航程是从纽约出发开往印度（India）的广州”，从中国带回的商品广告中则有“印度丝绸、印度手帕”。而在中国，印度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人所知道的最遥远的西方，称之为“西天”。

上帝视角下的青藏高原

东西方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遍布险阻，尤其是横亘期间的帕米尔高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艰险和神秘的一段。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有葱岭、不周山之称，海拔4000米～7700米，山峰众多，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世界上最为雄伟的几条山脉在这里交汇，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在崇山峻岭之间，往往有一些相对平缓的高原谷地，这种地形被称作帕米尔（pamir）。帕米尔高原是路上丝绸之路南线和中线的必经之路，由于山高路险，气候寒冷，据说唐玄奘跟随商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走过了葱岭，他在《大唐西域记》里有这样描述到：“国境东北，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之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碱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

古丝绸之路上的商旅

必须承认，如此遥远且艰险的路途，并没能阻止东西方人员的往来，尤其是商人，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过客。那时的贸易交流都是接力式的，任何一个商人都不可能走完丝绸之路的全程。交易的形式也十分简单，只要交易双方认为物有所值即可，甚至无需语言沟通，因此交流起来比较顺利。而文化是以语言和文字为载体，沿途各国语言和文字不同，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地区之间也会有所差异，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屏障，因此文化的交流往往明显滞后于商品贸易。由于缺少一种类似今天英语的世界性语言文字，每经过一个大的文化圈，都必须翻译成当地的文字，再向前递进，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比如在敦煌出土的一些双语词表，就有汉文对于阗文、梵文对于阗文、突厥文对于阗文等种类，仿佛于阗文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语。想象一下，如果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的确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国，过程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在一个个文化圈中传递，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的丝绸古道上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古希腊医学有关的文本，如此重要的医学文化传播，却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希腊医学在那个年代从来没有跨越过青藏高原来到东方！

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古希腊医学与中医为什么如此相似？答案也许很简单，那个时期的人类，无论身居何处，都与大自然有着难于割舍的关系，都面临着的疾病挑战，在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相似的理念或相同的治病手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五、

讲完了古希腊和中医之间的同，再讲讲它们之间的异。《黄帝内经》说“知者察同”，是说有智慧的人能看到不同事物现象之间的共性，就是规律、法则，或者说老子的“道”。而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时候，察同的同时，更应该察异，这个“异”才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文化的特色。

伏尔泰曾经感叹：“他们（指中国人）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子。”我们之间的不同，岂止是相貌，所创造的文化也很不一样，古希腊和中国传统医学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概括而言，古希腊医学更重视有形、可见的一面，相信眼见为实。古希腊的解剖学很发达，他们把人体的骨骼、血管、肌肉描绘得栩栩如生，就像一幅幅写实的油画作品。古希腊医学的基本理论四液说，血、痰、黄胆汁、黑胆汁，都是有迹可循的。在治疗方法上，他们的外科成就十分突出，尤其对外伤的治疗，这可能与当时频繁的战争有关。

欧洲中世纪的女性人体解剖图（版权：Wellcome Library）

体育锻炼是古希腊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要特色之一，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可能就和这种医学思想有关。虽然每个民族都重视身体的锻炼，但可能没有哪个民族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体育运动如此钟情。古希腊人认为锻炼不但能够强壮体魄，还对人的心灵有益，具有防病治病的作用。在希波克拉底给病人开具的处方中，会针对病人提出不同的锻炼方法。希波克拉底把锻炼方式分为自然锻炼和剧烈锻炼两大类。前者是指对人的视觉、听觉、声音及思维的锻炼；后者是指跑步、摔跤、体操（gymnastics）等。跑步的方式还可分为固定折返跑、单向短跑或长跑、圆形循环跑等。两者比较而言，自然锻炼舒缓，运动量小，以锻炼心灵为主，如说话、阅读、唱歌能够激发人的心灵，还能使身体产生温热和干燥，具有除湿的作用。剧烈锻炼激烈，运动量大，以锻炼肌肉为主，如逐渐增加跑步量，能够使体内产生热，消耗能量，可以使身体肥胖者减轻体重。

古希腊陶瓷杯子上的体育锻炼图案（版权：BBC）

希波克拉底认为散步也是一种主要的锻炼方式，其性质介于自然锻炼和剧烈锻炼之间，但以自然锻炼为主。他认为散步的速度要因时、因人而异，如冬天宜快走，夏天宜慢走；胖人要快走，瘦人要慢走。此外，在不同时间散步，作用也不一样。如早晨散步具有减少或泻的作用，能使头脑清醒，耳聪目明，并且可以通便；晚饭后散步能使身体干燥，祛除湿气，防止食物聚集在腹部。

与古希腊医学相比，中医则更强调无形、看不见的一面，相信感知即存在。古人对人体的认识是有解剖为基础的，“解剖”这个词儿就出自《黄帝内经》，书中对各个脏器的位置、形状还有骨骼长度等，都有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与这些组织器官相比，古人更重视一种被称作“脉”的结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血管”，主要的经脉有十二条，每条脉都有自己的循行路径和连属脏腑，古人认为这些经脉可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每一位医生都必须掌握，“不可不通”。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今天，用最高新的手段也看不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有形结构。难怪早期的西方医生，看到这些经络图后，称之为“奇异的人体解剖图”（extraordinaryanatomical map）。就是这样一些无形的线条，治病的时候却显出大用处，比如有的人牙痛，在手背上的合谷穴扎一针，感觉传导到面颊，牙也就不疼了，而在合谷和牙齿之间并没有一条肉眼可见或者用仪器探查到的有形结构。

清代绘制的人体经络穴位图

再比如身体锻炼，与古希腊人以心灵和形体为主的锻炼相比，中国古人更重视呼吸的锻炼，通俗讲就是练习喘气。古人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发现人可以几天不吃不喝，但每时每刻都必须呼吸，虽然吸入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维系生命的重要物质，所以称之为“新气”；而呼出之气对人体有害，称之为“陈气”（马王堆出土竹简《十问》）。《庄子·刻意》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吐故”指呼出身体内陈旧之浊气，“纳新”指吸入自然界新鲜之清气。早期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就看他还有没有呼吸，如果呼吸停止，就意味着死亡，就是俗称的“断气”或“咽气”。英文中的死亡expire，也是断气的意思。

由于吸入之气对人体有益，呼出之气对人体有害，所以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发展了一系列呼吸锻炼方法，可能源自不同流派，称谓也不同，比如叫吐纳、食气、行气等，食气就是吃气。这些呼吸锻炼方法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总的原则是先尽可能地呼尽体内的“陈气”，再尽可能吸入最大量和最佳质的“新气”。现代医学认为腹式呼吸对人体有益，《庄子·大宗师》说“真人之吸以踵，众人之吸以喉”，就是普通人用喉咙呼吸，而聪明有大智慧的人用脚跟呼吸，这无异是比腹式呼吸更深的呼吸，也是最深的呼吸。因为聪明所以才用脚跟呼吸，还是因为用脚跟呼吸所以变得聪明，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吧。除了单独呼吸锻炼外，还可以配合肢体的运动，即“导引”。在马王堆出土的彩色帛画《导引图》中，在可以辨识的图名标题中，就有“仰呼”。古人认为通过呼吸锻炼，可以达到“耳目聪明”、“身无疴殃”、“能长生”、“寿神”等功效（《十问》）。

马王堆古医书《导引图》（修复版）(图片来源：Wellcome Library) 

这两种传统医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治疗方法上，古希腊人以放血为主，中国人则是拿着针往身上扎再拔出来，在此过程中没有施加给人体任何物质，也没有释放出任何看得见的体液，看起来很不可思议。1950年，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有4块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的神物，它们的技法和风格都有些差异，似非一墓所有，但内容却完全相同，神物一只手和来人中为首者相握，另一只手则作扬举状，或徒手无所握，或是握一短棒状物。经专家考证这些画像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而且半人半鸟的医神可能就是扁鹊。类似的医疗场景也出现在古希腊的花瓶上，一位医生正在用刀切割一位病人肘弯部的血管，地上放着一个大铜盆，用来盛接流出的血液。

山东微山东汉墓出土的扁鹊行医图

约公元前100年古希腊花瓶上的医生放血治病图

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两幅画面，但直到最近为参加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医学大会，才第一次把它们放在一起，突然被震撼了！两千多年前，两个相距近万公里，并且有青藏高原阻隔的民族，在极度相似的场景下，病人们排队等待着医生的治疗，只不过一个是放血，一个是针刺！

六、

古希腊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差异显著，这是一个事实！它们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这也是一个颇值得东西方学者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化的差异归根结底还是不同思维方式造成的，而思维方式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因此也就离不开生产生活的舞台——头顶的星空和脚踩的大地。人类的童年就像一个婴儿，刚从母体的子宫里出来，睁大眼睛，充满惊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易传》说三皇之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仰观天象好理解，无论站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仰望天空，所看到的都极其相似，一样的月亮，一样的太阳，而俯察大地就不同了。古人对于大地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登高，第二是远行，但登高所开阔的视野有限，旅途又谈何容易。今天，乘坐大型商务飞机，洲际旅行变得十分轻松惬意，而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印度），往返用了8年时间，300多年前传教士坐船从欧洲到中国广州，要以年计算。

上帝的视角看地球

​任何一种语言当中都有大地这样一个词，但是古希腊人说的“地”，和我们中国人说的“地”，内容却不一样，比如海洋、山川、河流以及各种动植物。讲到对大地的认识，有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庄子讲的井底之蛙。对于这个故事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呢？说这个青蛙在一个很小的井里，它的世界太狭窄小了，如果和乌龟来比，一个是浩渺辽阔的大海，一个只是一口井。我想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就是青蛙讲了实话。因为对于这样一只青蛙来说，可能从它的祖母、母亲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它从来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对于它来说，这口井，如果在青蛙的语言当中有一个关于世界的词，就是它的世界的全部。

诚实的青蛙

青蛙是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我的家乡位于方圆几十里的小盆地里，东西南北都是山，东面最高的叫大青山，每天太阳就从大青山后面升起来，再从西面的山脊落下去。在我17岁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地方。高考在县城，距离我家60公里，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去。我现在有时候会追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一种冲动，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世界太小了。然而即使这样一个范围，我所熟悉的地方，如果画一个圈的话，半径大概在7、8公里，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是我姥姥家的村子，这个距离是5公里，在当时对我来说都很遥远，每次都要走着去。如果我没有走出这样一个世界，如果不借助任何现代资讯，这就应该是我的全部世界了。英国有一份资料，说在火车普及之前，一个普通的英国人的生活半径是十五英里，这个范围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小的。因此可以说在古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口井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以他的出生地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他一生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朝鲜王朝时期绘制的《天下图》

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世界的中心——德尔菲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的“天涯海角”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个民族中所有人的世界叠加在一起，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世界，也像是一口井。古代中国人把他们生存的空间叫“宇宙”，就像一个大房子，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四周围绕着海洋，大地四周有四个柱子支撑着天。“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是世界的中心。大概到明代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都是这样的。古希腊人也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的中心，叫德尔菲（Delphi），距离雅典城约150公里。为了寻找世界的中心，古希腊人在世界的两个尽头放了两只鹰，最后这两只鹰同时落在了这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南端有一个地方，古代的维京人称其为End of the World，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尽头，就是天涯海角！

七、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可见，大地不仅是承载人类生存的舞台，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孕育并塑造了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文明越是古老，受地理的影响就越深。古希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是古代的希腊人和中国人创造的，要探究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归到这些医学的创造者们的世界里，就是回归到他们那个时代所认知的大地，那是两个个性鲜明的世界。

上帝的视角看黄河

中华文明是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黄河，它是中华大地标志性的地貌之一。从古至今，中国人对黄河的感情都是又爱又恨，一方面它为两岸居民提供了充沛水源和繁盛的动植物，另一方面它频繁的泛滥又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减轻黄河水患也就成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人们的一个永恒的主题，4000多年前，大禹和他的先辈们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治水壮举。大禹真的治水成功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黄河水患也没有被彻底根治。也许大禹只是成功地治理了部分河段的水患，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治理成功，所谓成功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我们的先人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尝试治理黄河水患，并且在此过程中深刻感悟到了洪水的威力及其自然特性，总结出了如何应对河水泛滥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平地开沟渠把水引入小河，疏通小河入大河，引导大河汇入大海，从而减轻水患。因此，在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中就出现了许多专门记载河道分布的书，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共记载了1200多条河流的分布走向及点缀在河流两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有关水道分布的描述是中国地理学方面很特别的，在其他民族文献中未曾看到类似的记载。

郦道元编写的《水经注》

在古人眼里，人就像一个小宇宙，人体内也有河流，十二经脉就是代表。《管子·水地》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是从哲学家的角度讲，把河水比作人体经脉内流动的气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六痛》说：“脉者，渎矣”，是从医学家的角度看，渎是河，人体经脉就是大地的河流。河水灌溉土地，滋养万物；经络中的气血上下内外循环流动，滋养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皮毛肌肤。河流与经脉的相似性，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都是十分明显的。在《黄帝内经》中，有一篇文献题目叫“经水”，讲到人体经脉与大地河流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古人不但认为人体经脉与大地河流之间相似，还认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与大地的十二条河流存在对应的关系，比如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分别对应黄河与长江。

禹跡图石刻，雕刻于公元1136年

禹跡图墨线图

我们可以想象《黄帝内经》或者至少是本篇文章的作者，他一定就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之间，因为他所提到的十二条河流，都位于这两条大河之间。他通晓人体的经脉，他也熟悉地理环境，尤其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智者，看到了河流与经脉之间的“同”。就今天的人们而言，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的对应十分机械，毫无实际意义，然而在写作者的眼中，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并实践着，而他所描述的十二经水的范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人体的经脉与自然界中的河流不仅在结构上存在相似性，而且经脉中运行的气血与沟渠中流淌的水也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水往低处流，若河床淤塞，则河水四溢，泛滥成灾，理当疏浚；气血运行以通为顺，若“脉道不通”(《灵枢·口问》)，则气血逆乱，百病丛生，治当“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灵枢·九针十二原》)。经脉气血阻滞时最常出现的病症就是疼痛，不通则痛。痹症主要表现为关节肌肉酸痛，病因风寒湿热邪气侵袭经脉，阻滞气血流通而致，是最常见的疼痛病症之一。根据《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九针中的“微针”(即毫针)就源自南方，主治“挛痹”，因为那里地势低，夏天炎热，湿热气盛，冬日寒冷，寒湿气重，痹症十分常见。

如果问《黄帝内经》的作者扎针为什么能治病？答案可能会很简单，就是疏通经脉。在《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黄帝问岐伯：“针刺之道是怎样效法自然之道的(针道自然奈何)？”岐伯回答说：“从低洼处疏浚沟渠，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使河水干涸。沿着孔穴处调和气血，无论皮肤坚密与否，都可使经脉通畅。”在这里，古人就把治水和针刺治病联系到了一起。老子说“道法自然”，“针道”是道的一种，同样也效法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即“针道自然”。治水者使用锹铲疏浚河道，导引水流，治病者使用“微针”疏通经脉,调和气血，二者都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

将人体的经脉比附河流，把疏通河道治理水患的经验运用到治疗人体疾病，这些都是大河文明在中医学上的烙印。

八、

曾经有一位希腊学生问，希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很简单，一个是海洋文明，一个是大河文明！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希腊的地理特点，非“海”莫属。古希腊人把他们生活的大海叫爱琴海（Aegean Sea），这个名字其实与爱情或浪漫没有半点儿关系，据希腊朋友介绍，爱琴是一个海神，能操控航海者的命运。他们敬畏这位海神，就像我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出海之前都要祭祀妈祖，保佑平安。古希腊人也许更幸运，相对封闭的环境，加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使得爱琴海更像是一个大湖，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水平如镜。古希腊有一句话，旅行就是航行，大海就是天然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座座岛屿就是一个个驿站。

风平浪静的爱琴海

​任何古代文明的产生，都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古希腊的一切故事就都是在爱琴海温暖的阳光和柔和的海风下发生的。在世界的古代文明中，古中国、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印度文明都发源于大河，希腊是唯一的海洋文明。事实上，大海本身虽能孕育最初的生命，但文明不会产生于大海。希腊文明的源头来自南方的埃及和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从克里特岛向北，一直把文明的种子传播到欧洲大陆，在此过程中自然地加入了爱琴海元素，形成独特的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医学的源头也一定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两河流域。2009年，应邀第一次赴希腊讲学，主办方安排的唯一旅游地点就是希波克拉底的诞生地科斯岛（KOS）。该岛位于爱琴海东南，与土耳其隔海相望，距离雅典城大约40分钟的航程，它的西南方向里程比雅典稍近一些则是克里特岛，距离非洲大陆约300公里，是南方大河文明跨越爱琴海的第一个驿站。虽然希波克拉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科斯岛度过的，但他曾长期游历各地，足迹遍布小亚细亚的各个都市，据说还到过利比亚和埃及，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也数次提到埃及、土耳其、叙利亚等地。所到之处，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地的地理气候、物产植被、风土人情等，医学自然是观察学习的重要内容。

科斯岛与雅典、克里特岛位置关系示意图

在科斯岛上，至今仍有两个与这位西方医圣有关的遗存。在科斯小城西南4公里一座松林覆盖的小山坡上，建有一个医神庙，是岛上的最重要的古代遗址。神庙里供奉着“医药与康复之神”埃斯科拉庇厄斯（Aesculapius），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长着浓密的头发和胡须，身披典型的古希腊长袍，手持一根长杖，上面盘绕着一条蛇。蛇穴居地下，古希腊人认为它是地狱之神力量的代表，也是医神的神圣象征。直到今天，一根由圣蛇盘绕着的棒球形手杖，仍被作为世界性的医药标志，被许多国际医药组织和团体所采用。大约在公元前770年，埃斯科拉庇厄斯的崇拜者开始在各地建立医神庙，最多时超过300座。这些医神庙大多修建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空气新鲜的地方，附近常有温泉、矿泉。由于来自各地祈神求治的病人很多，常常要在神庙外等候数星期甚至数月才能轮到获得进入神庙的机会。希波克拉底最初学医的动力，也许就来自那些造访神庙的病人，他们愁苦的面容和呻吟，激发他那颗仁慈怜悯之心，倾情投入到医学的事业，也因此成为西方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后世尊为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医药与康复之神——埃斯科拉庇厄斯

科斯岛上的医神庙——Asklepieion（底部）

科斯岛上的医神庙——Asklepieion（俯视）

岛上还有一棵十分古老的梧桐树，也叫希波克拉底之树（Tree of Hippocrates），据说当年希波克拉底就曾在此树下讲学，也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医者而栽种的。树干粗大中空，需要数人合抱，树龄至少在千年以上。希腊有一句谚语：A society grows great, when old man plant trees whose shade they know they shall never sit in，翻译成中文大致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希波克拉底之树不算高大，但枝叶茂盛，冠盖宽广，仿佛医圣还在荫庇着后世子孙们。

希波克拉底之树

希波克拉底之树

古希腊医学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古埃及或两河流域医学的影响还不十分清楚，用水蛭吸血可能是一个例子。水蛭是一种水生环节动物，有很多种类，绝大部分都生活在淡水河里。吸血的水蛭每只可以吸食数毫升血液，并且水蛭叮咬时，看着挺恐怖，其实被叮咬者并不会感觉到疼痛，这是因为水蛭唾液中含有一种具有止痛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就像局部麻醉。西方人正是利用了水蛭的这些特性，达到放血的目的，所以又称这种水蛭为“医用水蛭”（Hirudo medicinalis）。据文献记载，中东的叙利亚医生很早就采用水蛭吸血治病。

西方复活的水蛭吸血术

希波克拉底说，要更想好地了解人体，就必须先研究宇宙，希腊医学也因此注定被打上爱琴海的烙印。在古希腊医学中，有两处受海洋影响的鲜明例子。希波克拉底把医生比作水手，在他看来，大部分医生如同技术差的水手，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水手们所犯的错误不会显现出现，而一旦狂风暴雨袭来，就可能会船覆人亡。同样地，技术差的医生治疗轻微病症时，因无知和粗心大意所造成的错误也不会在外行面前显现出来，然而一旦遇到危重病症，他们本来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古希腊陶器上的海上航行图

第二个例子是对人体血液流动的认识。中医认为人体内的气血在经脉之中流动，就像河水一样。古希腊医学认为人体内的体液尤其是血液也是处于持续的运动状态，称之为“flux”，这个词的本义是海水涨潮，与退潮（reflux）相对。希波克拉底认为，所有生命力量都处于一种潮起潮落的状态（a state of flux—upward or downward），在人体与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灵感显然来自爱琴海日夜不息地潮涨潮落。古罗马名医盖伦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人体的动脉和静脉是两种相互隔离的脉管系统，并不互相沟通，血液在这两种管道内就像潮水时涨时落那样做着前进后退的运动。在西方，盖伦的血液流动理论持续了约1400年之久，直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现象才被改写。

2400多年前，希腊和中国，两个相距遥远、互相隔绝的民族，生活在两个特色鲜明的世界，却创造出同样辉煌的医学成就。今年5月，他们的继承者们才第一次聚首雅典，参加由希腊中国发展研究院（The Greek-Chines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EKINA）组织筹办的第一届希腊中国健康大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希腊与中国传统医学对未来医学的启示”。没有大幅海报标语，没有迎风招展的彩旗，没有浓妆艳抹的礼仪，没有歌舞杂耍，也没有官员喋喋不休的官话套话，大会就这样以希腊的方式，比预定开幕时间晚半个小时开始了。虽然需要借助英语交流，但专家学者们不时会发出共鸣。想象一下，如果这两种医学的开创者希波克拉底和秦越人曾经相聚，一定会为他们共同的哲学思想和医学理念而欢呼雀跃，也一定会感叹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同！

拖拖拉拉写到这儿，关于古希腊医学的话题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了。要想真正了解古希腊医学，必须走进希腊文明的最初诞生地——克里特岛，就把它作为下一次希腊旅行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