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上周日，我和女儿刚刚用一枚神州国医学会的金字徽章向“国医节”致敬。一转眼，到了三月二十二日。女儿现在就怕我问她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她多半是答不出的。其实，几周前，我也不知道今天对于上海中医药历史有什么特殊意义——直到我遇见了它——一张非凡的老照片！（图1）

图1  上海市中医药界代表向三中全会请愿留影

说来平时我和女儿并不收藏老照片，这一张也是无心插柳，几经周折，得偿所愿。很惭愧，照片刚刚拿到手，我就被片头的一行字给迷惑了。为什么呢？请看题字：“上海市中医药界代表向三中全会请愿留影  三十六年三月廿二日摄”。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多数人和我一样，肯定被几个关键词吸引了——“上海”、“中医药”、“三中全会”、“请愿”、“三月”。咦！这不是和“废止中医案”有关吗？正是在1929年3月21日，以谢利恒为首的请愿团离沪赴南京请愿。而1929年3月15日至28日，恰逢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国民党“三全大会”，因此很多文章也说请愿团是向“三全大会”请愿。乍一看，我就误认为是参加过1929年3月“废止中医案”斗争的上海中医药界人士，在时隔十八年后的1947年3月（民国三十六年三月）重聚，一起拍了一张回顾历史的纪念照。

然而，我错了。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和照片上的“三中全会”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没有关系。“三中全会”，其实是“六届三中全会”的略写——即1947年3月15日至24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大家印象中，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医药请愿活动，一般就是指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以及1929年南京政府“废止中医案”。实际上，整个民国中医药史，就是三十八年的中医药抗争史和奋斗史。民国政府对中医的压迫在抗战胜利后显得尤为严重，请愿已成常态。 

1946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派员到上海“视察”了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三校。8月10日，上海市教育局突接部令，以“设备简陋、办理欠善、未经呈准、擅自设立”为由，公然勒令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8月22日，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丁济万、新中国医学院院长朱小南等在《新闻报》上发表《护校联合宣言》，坚决反对政府的无理取缔。同时，两校推举代表赴南京教育部抗议请愿，但终无结果。

1946年9月，教育部一并取缔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三校被勒令停办的消息传出后，震动全国。11月，由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组织了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实行1935年颁布的“中西医平等案”，承认私立中医学校的合法性等。然而国民党政府仍以“中医学校不合立案标准”为由，对请愿不予理睬。

1947年3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再次训令上海市教育局，要求三校“着即停办”。上海中医药界群情激奋，三校联合沪上医药团体再次晋京请愿。沈仲理先生在1947年4月15日出版的《现代医药杂志》第一卷第十九、二十期合刊，发表了题为《上海市中医药界代表晋京请愿归来——定期商讨设立学校问题》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此次请愿活动。全文如下：

“上海中医学校自去夏教部勒令停办，经力争后，教部乃派员来沪指导，中医学校负责人遵照办理。忽见三月十一日报载教部又令沪教局勒令中医学校停办，殊出意外。沪地医药界阅悉后，群情骚然，乃决定由三医校联合各医药团体委派医校代表丁济万、朱小南、朱鹤皋、王一济、沈仲理，参药业代表岑志良、陈楚湘，中医师公会丁仲英（丁济民代），上海中央国医分馆代表钱今阳（国医学会代表程国树因事未往），当于三月廿二日联袂晋京向三中全会请愿。请求三点：（一）请求政府创办中医学校，（二）原有私立中医学校暂维原状，（三）上海中医药界决定筹集十亿元遵照教部颁布规程设立中医学校。当由三中全会副秘书长狄膺先生接见，表示政府对于中西医无歧视，希望照教部规定办理，并当维护设立，情词恳挚。后再谒行政院薛铃雪秘书、教育部马肖伯科长，中央委员陈果夫、陈立夫（由沈阶升秘书长、罗童松专员分别接见）。更有陈楚湘具函呈递主席，请求免予停办。承俞济时先生及机要室股长何肇兴转达。荷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指导一切。此行结果，部院各长官无不表示同情，并面允于最短期间设法解决。代表等认为满意，已于昨日返沪，并将定期商讨筹款设立医校问题。”

这样一来，老照片的来历就清楚了，就是在1947年3月22日，上海市中医药界代表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请愿的留影。历经七十二年的风风雨雨留存下来，图像依然清晰完整，为我们再现了老一辈中医药大家的风采。

那么，照片上的人，谁是谁啊？

经过国医大师朱南孙先生、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如青教授和郭天玲教授、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杨杏林主任等前辈的辨认，初步确定的有以下几位：

前排：左一丁济万、左五朱小南；

后排：左一钱今阳、左二沈仲理、左三丁济民、左四王一济、左五朱鹤皋、左六岑志良。

问题来了，前排中间三位是谁？连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丁济万和新中国医学院院长朱小南都只能分坐两边，说明此三人的地位要高于丁、朱二位大师。

遇到困难就要钻研。看看有什么线索？

目前九位代表有八位确定，就剩下作为参药业代表的陈楚湘，没有人认出是照片中的哪一位。民国时期上海中药界，叫陈楚湘的，只有上海胡庆余堂经理陈楚湘一人。《上海医药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陈楚湘是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的十三位股东之一。上海胡庆余堂国药号药业有限公司官网描述：“1914年，杭州胡庆余堂陈楚湘、施凤翔等，先在旧上海河南路抛球场南面开设临时发行所，因店基小，仅售成药不售饮片，故营业无起色。不久购得北京路浙江路处的五亩基地，动用杭州胡庆余堂三年的盈余十三万两白银，按杭州胡庆余堂的格局仿建，新建了一座坐北朝南，建筑宏伟，崇尚华丽，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高大石库门建筑，后还翻起了四个楼面，于1916年10月24日建成上海胡庆余堂国药号，并以“雪记”为商标。” 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出版的《上海百业人才小史》中，陈楚湘条目下记有“时年七十四岁，宁波人，胡庆余堂雪记药号经理。”如此看来，到1947年，陈楚湘应该是76岁。 

我们查询了《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全国报刊索引》、《超星数字图书馆》、《大成故纸堆》等，均未见陈楚湘的照片。对照照片，前排中间二位男士看上去都有六七十岁，实在是难分伯仲。

愁啊！此刻已经是2019年3月21晚21时。计划明天微信公众号推出去，正好是这张照片拍摄七十二周年纪念日。如果实在辨认不出前排这三位，我连明天发布的副标题都想好了，就叫“前方高能，全城搜寻”。女儿甚至说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小礼物送给第一个揭开谜底的高人……

然而，运气就这么砸下来——谜底的揭晓人，就是我自己！

怎么回事啊？原来我想在文章的最后写一个附记，记录一下十多年前我在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的时候，有幸和沈仲理先生接触过几年，印象颇深。因为想确认一下沈先生过世的年份，就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下面这幅图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图二）。就像歌里唱的“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

图2  焦易堂题字照

真相大白！这边栏上的题字，揭示了一切：“忻逢三中全会，沪市中医药界代表莅京请愿。籍聚谈良机谋医药改进。邀宴寓庐，留影纪念，并缀数语以志弗谖  小南同志  焦易堂  民卅六.三.廿二.”照片下方从左至右列出了照片上所有人的姓名：钱今阳、丁济万、沈仲理、焦太太、丁济民、焦易堂、王一济、陈楚湘、朱鹤皋、朱小南、岑志良。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之前已知八位代表的辨认是准确的。前排左四，就是陈楚湘；左二，是焦易堂的夫人。而前排正中间最重要位置上坐的人，正是焦易堂。他曾担任中央国医馆馆长数十年，也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关于焦易堂的故事，我们将在介绍中央国医馆的证章时再予详述。

这张照片反映的，其实就是沈仲理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指导一切”。我们可以脑补1947年3月22日这一天，风和日丽。焦易堂馆长在家中设宴款待上海中医药界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请愿代表九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医发展良机与改进事宜。期间宾主留影纪念。焦易堂馆长为这张照片题字，并赠予朱小南先生。

我要感谢复旦大学2012级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张小星，是他/她于2013年11月28日在“复旦-人类学之友”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中医全球化：医学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交汇——第三届 ‘复旦人类学日’詹梅演讲小记”的文章。上面这张焦易堂馆长题字照，就出自该文配图。我们很想联系上张小星老师，问问照片的来历。如果阅读本文的各位同道有人认识张小星老师，请帮我转达。在此谢过！

最后，我还是提一下焦太太吧，因为中医药界了解她的人实在很少。《焦易堂先生权厝志》中说：“公以民前三十二年(1880年)夏历二月十日亥时生，享年七十一岁。娶王氏、杜氏、龙氏。继室江定，江苏如皋人。极贤淑。公每行，赖其扶护者尤多。撰有《焦易堂先生奔赴国难记》《病情记》。子五：长步辕，讨袁之役，阵亡岐山；次宗领、联星、尚信、维和。女五：……遗著有《释总理钱币革命》及《稷山文存》，未携出。”焦、江夫妇二人去台湾时，子孙仍在大陆。

江定，字季谟。生于1903年10月15日。1923年任南京女师附小设计部主任；其后历任浙江省立一中附小设计部主任、国立暨南大学女子部附小主任、暨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级部训导、江苏省立淮阴师范附小设计部主任。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员兼训导。1933年任镇江师范附小设计部主任、暨省立如皋师范附小设计部主任。1935年4月与焦易堂结婚。1936年任中央国医馆秘书。1937年聘为中央国医馆董事。1938年任最高法院妇女工作队队长。1947年任首都女子中学校长，并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江苏省如皋县代表。1949年随夫去台湾。迁居台湾后，侍奉病中的丈夫。夫殁后十余年皆在病患之中，茹苦含辛，节衣缩食，将中央所颁之抚恤金和历年国民大会致送之慰问金累积，准备留待返回故乡时，交付焦氏子孙，可惜未能如愿。于1967年12月25日病卒，享年65岁。

顾守之在《江季谟女士事略》中说：“君懿德娴淑，志洁行芳。坚贞之操，百死弗谖。穆穆清和，即之也温。应世接物，嘗以光明磊落为心。惟敬惟诚，无稍假藉。而识虑宏通，深明大义，急公赴事，不让须眉。善文学，藻词清丽，娴雅可诵。书法亦透逸遒美，巾帼中不可多得者也。”

有了纪念，才不会忘却！

（本文主要参考了杨杏林老师等编著的《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史》、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增国老师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周思璋发表在2015年9月21日《江海晚报》的文章——“焦易堂先生和夫人江定女士”等，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