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娟. 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与兴衰. 中华中医药杂志 (原中国医药学报) ，2005，20（12）：712-715】

日本传统的汉方医学, 源自中国古代中医学。不仅在学术理论方面, 而且在治疗实践方面, 日本汉方医学和古代中医学全都一脉相承。但就日本汉医来说,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也具有独自的特色与丰富多彩的成就。中国的中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 在近百年曾同样遭遇政治势力摧残与扼杀传统医学的事件。本文仅就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与兴衰作概要回顾, 旨在深化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学术交流, 使日本汉医被摧残的史实不致湮灭曲解, 惨痛的教训得以永远汲取。

一、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与兴盛

1. 汉方医学的起源　日本远古时代, 主要靠经验医术诊疗疾病。公元5世纪初, 古朝鲜医方开始传入日本。公元562年, 有中国学者携《明堂图》等中医文献自高丽抵达日本。公元8世纪日本颁布《大宝律令·疾医令》后, 在医事制度、医学教育等方面一仿唐制。明治维新以前, 汉方医学一直是日本医学的主流。

奈良时代（710～794年）到平安时代（794～1192年）, 隋唐医学风靡日本。有学者广征博引中医药典籍内容, 相继编撰《药经太素》、《大同类聚方》、《医心方》等医药著作。其中, 《医心方》是一部系统总结公元10 世纪以前中医药学卓越成就, 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早期中医药学资料的重要典籍。

镰仓时代（1192 ～ 1333 年）到室町时代（1336 ～ 1573 年）中期的三百年间, 以《和剂局方》为代表的宋代医学, 对日本医学的影响最为深刻。镰仓时代日本医家研究中医学的代表作, 是僧医梶原性全参考《诸病源候论》、《千金方》, 并类聚宋代医书而编撰的《顿医抄》和《万安方》。室町时代前期, 日本医家研究中医学的代表作, 首推僧医有邻编撰的《福田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于15世纪末开始传入日本, 李杲和朱丹溪的学说传日较早且影响深远。最初将金元医学传入日本的, 是日本室町时代的僧医月湖及其弟子田代三喜。月湖曾于1452 年到中国求法, 后以医为业。曾编撰《类证辨异全九集》、《济阴方》。田代三喜（1645 ～ 1537年）到中国求学达12年之久, 曾就学于月湖门下研习金元医学。回日本后积极倡导并深入研究李杲和朱丹溪的学说, 著有《三归回翁医书》。田代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也信服和弘扬李杲和朱丹溪的学术思想。

2. 汉医后世派　自公元6世纪中叶起到16世纪末叶的一千多年间, 中国医药学在日本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自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到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末期的近三百多年间, 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学为基础, 融会日本医家学术思想的日本汉方医学。日本医家在全面接受和模仿运用中国医学的基础上,于16 世纪末进入致力于医学思想创新, 促进中国医学“日本化”的阶段。

以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为代表的日本汉医“后世派”的形成与发展, 成为日本汉方医学中兴的先导。以曲直濑道三及其养子曲直濑玄朔（1549～1631年）为代表, 以其门下弟子为中坚力量的“道三流派”的形成, 标志着日本医家开始进行创立具有日本民族特色之医学体系的尝试。从后世派的学术特点来看, 在学术思想上, 以《黄帝内经》为基础, 以李杲、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 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 注重辨证论治, 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在医书编撰方面深入浅出, 积极促进中国医学“日本化”。近现代后世派的代表医家, 有森道伯、矢数道明等。

3. 汉医古方派　室町时代明应年间（1492～1500年）,坂净运赴中国学习张仲景学术思想,归国时带回《伤寒杂病论》。其后,日本关东地区的永田德本（1513～1603年）起而倡导张仲景医说,被日本后世汉医誉为“古方派的先驱者”。

江户时代, 较早脱颖而出倡导张仲景学说的古方派医家是名古屋玄医。名古屋玄医（1628～1696年）, 早年曾学习曲直濑道三学派的医术。40岁左右开始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晚年致力于张仲景学术的研究。继名古屋玄医之后, 出现的另一位具有创新思想的医家是后藤艮山。后藤艮山（1659～1733年）否认出自《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和藏象理论的价值,摒弃传统的病因病机学说, 提出“气滞”是导致所有疾病的原因, 提倡“一气留滞论”。其弟子香川修庵认为古今医书只有《伤寒论》最重要, 《黄帝内经》、《难经》均杂有邪说, 宋元以下诸说也不可取。自从名古屋玄医首倡张仲景医学思想, 后藤艮山力主恢复汉唐古方, 摒弃中医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学说, 香川修庵独尊张仲景《伤寒论》, 古方派医学开始兴起。

江户时代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1702～1773年）, 既尊张仲景为师表, 刻苦钻研《伤寒论》, 又研读《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但在各家医籍之中唯独推重《伤寒论》；认为张仲景随证投药, 不拘病因, 最可推崇。他在医学思想上力倡“实证亲试”和“万病一毒论”, 在诊断上注重腹诊, 在治疗上善用经方。吉益南涯（1750～1813年）是吉益东洞的长子, 倡导“气血水说”。认为毒本无形, 必乘有形之物方为其证, 乘气为气证, 乘血为血证, 乘水为水证, 试图补充和完善“万病一毒论”, 发扬古方派医学。

古方派的著名医家, 还有山胁东洋、中西深斋、村井琴山、岑少翁、中神琴溪、永富独啸庵等。从古方派的学术特点来看, 在学术思想上排斥《黄帝内经》, 崇尚《伤寒论》, 否定后世派, 注重实证亲试；在临床诊疗中, 倡导一元论的病因学说, 力主方证相对, 腹诊至上, 善用经方。日本近现代的古方派著名医家, 有汤本求真、大塚敬节等。

4. 汉医折衷派　江户时代中期, 主张在临床诊疗和学术研究中, 博采众家之长, 不执一家之说的医家逐渐增多, 后世尊称这些医家为“折衷派”。折衷派的先导者为望月三英（1696～1769年）, 代表人物有和田东郭、福井枫亭等, 著名的折衷派医家有山胁东门、龟井南冥、有持桂里、浅田宗伯等。折衷派的学术特点是, 在临床诊疗中,不拘流派之见, 注重从实际疗效出发遣方用药；在学术研究方面, 广泛涉猎中国历代古籍, 不固执一家之说。

5. 汉医临床各科的发展　江户时代, 汉医临床各科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内科方面, 各学术流派的医家在诊疗方面各具特色, 并且在总结和研究中医药学的基础上, 根据个人临床经验和体会, 编撰了大量的汉医临床医学著作, 记载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和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此外, 外科的华冈青洲流派, 产科的贺川玄悦流派, 针灸学科的杉山和一流派等, 都在学术研究和临床诊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江户时代, 在继承传统中医诊法的基础上, 形成了“难经派腹诊”和“伤寒派腹诊”两大流派。其中, 伤寒派腹诊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稻叶文礼、和久田叔虎是“伤寒派腹诊”研究的代表人物。

6. 本草与药物学的发展　随着中国本草与药学著作的传入、刊行和普及, 日本学者在基于医家临床用药经验的药学研究方面, 在生药学和药用植物学研究方面, 特别是在古本草的考证和辑佚研究方面等, 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编撰和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本草与药学研究专著。当时著名的本草学家有贝原益轩、稻生若水、小野兰山等。

7. 汉医考证学研究与医书刊刻　江户时代,在考证学方面成就卓著的汉医学者有多纪元简、多纪元胤、多纪元坚、目黑道琢、狩谷望之、伊泽兰轩、涩江全善、喜多村直宽、森立之、山田业广等。基于古医书校勘、古医书考注、古医书辑佚和目录学研究, 完成了许多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江户时代, 不仅中国的主要医药书籍和名家著作均有日本刊本, 而且还刊刻了大批日本汉医编写的学术著作。所刊医书, 不仅有一般的木刻本, 还有影刊本和活字本。

8. 江户医学馆　江户时代的幕府医学馆设在江户城, 故又名“江户医学馆”, 是德川幕府的官办医学校。其前身是多纪氏家族创办的私立医学校——跻寿馆, 始建于1765 年。1791 年移交幕府后, 继续由多纪氏主持发展, 明治维新之际被迫停办。江户医学馆, 不仅培养汉医人才, 还设有医院诊疗病人并校刻医书。当时, 各藩也设有医学馆（所）, 或在藩办学校中设有医学部, 培养汉医生徒。据统计, 1780～1800年间大约有49个藩设立了医学教育机构。自安土桃山时代起, 还有一些著名医家和学者开办颇具规模的私立医学馆（所）。在日本汉医发展史上, 江户时代可谓“中兴和鼎盛时期”。

二、日本汉方医学的衰落与沉浮

1. 明治维新之前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发展　以葡萄牙人为先导的欧洲人1543年9月进入日本后,带来了以外科医术为主的所谓“南蛮医学”。江户时代初期, 荷兰医学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到江户时代后期, 荷兰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的各个学科已初具规模。1653年6 月, 日本结束锁国体制后, 美英系统的医学开始传入日本, 到江户时代末年已风靡日本。当时, 西医的力量显著增强,尽管人数不如汉医之多, 但其发展迅速且气势日益强盛。以往各自发展并无明显对抗的西医与汉医队伍之间, 到明治维新前夜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尖锐对立状态。同时, 汉医队伍内部“汉兰折衷”和“实证亲试”的医学思想逐渐兴起, 关注和热衷于荷兰医学的汉医日渐增多, 如古方派医家山胁东洋、永富独啸庵等, 积极倡导“不明人体构造便无法确立实际治疗方针”的实证思想。

2. 明治维新时代的“文明开化” 　19世纪中叶, 欧美列强大举进逼, 日本国内矛盾空前激化。1868年初,“倒幕维新” 运动通过武装夺权取得胜利, 1868 年10 月23 日, 日本正式将年号改为“明治”, 11月26 日将“江户城”改称“东京”并确立为首都。日本推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革由此开始, 日本历史上称这次社会变革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是“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所谓“文明开化”, 是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社会变革运动。伴随着“文明开化”方针的实施, 整个日本学术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现出强烈地崇尚和追求西方文化,轻视和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 其影响迅速波及各个领域。

3. 明治政府推行“灭汉兴洋”的医事制度　随着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全面开始, 以“灭汉兴洋”为主导思想的医事制度变革拉开序幕。1868年3月, 明治新政府正式发布“西洋医术许可令”。1869年2月, 政府命西医相良知安、岩佐纯进行医事调查, 其后根据此二人建议将德国医学作为日本医学的模式。1873年、1875 年政府先后任命西医长与专斋出任文部省医务局局长、内务省卫生局局长, 负责医事制度调查与改革有关事务。主要协助者, 有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德、东京医院院长长谷川泰。这三个在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举足重轻的人物, 对汉医持有极深的偏见。明治时代的医事改革, 一开始就掌握在这些极端仇视汉医并千方百计要取缔汉医的当权者手中。日本医史学者竹山晋一郎, 称“以上三者为明治时代消灭汉医的三巨头”。

明治政府自1868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排挤汉医的措施。明治元年首先取缔开办100多年的汉医教育和研究机构——江户医学馆, 又相继迫使各地的汉医学校、医学馆（所）停办, 或改教西医课程。1869年9月, 政府任用刚从西欧留学归国的西医任典药寮医师和宫内御医, 同时解除10名汉医的宫内御医职务。虽然当时各地汉医均处于受压制的困境, 但基于当时汉医的人数与实力, 在明治8年之前政府未正式披露取缔汉医的意图。

1875年2月, 内务省卫生局以内务省乙五号通告形式, 将医师考试规则下达到东京、京都、大阪三府。在通告中虽无取缔汉医的明文, 但对申请开业的医师实行“西医六科”考试, 必然导致汉医自消自灭。汉医界为此组织抗争并提出“汉医考试六科”, 但因政府取缔汉医决心已定而毫无效果。继而, 汉医界又决定开辟治疗战线, 在各地开办汉医院。

1879年2月, 内务省卫生局以内务省甲三号通告的形式, 发布修订后的“医师考试规则”, 规定日本公立大学和欧美大学毕业生可免试领取行医执照。从规定的西医考试科目, 主考人员的选择以及对西医毕业生免试等内容看, 无疑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汉医的后继来源。这样一来, 随着原有汉医的衰老及新一代为开业而转学西医, 汉医队伍必然逐渐消亡。

4. 明治政府以法律形式彻底取缔汉医　1879年1月至1884年末, 汉医界先后创建了爱知博爱社、东京温知社等汉医救亡社团, 再次提出“汉方七科”作为汉医考试科目。但当权者认为汉医与日本“文明开化“的社会形态不相适应, 所以要从根本上坚决取缔汉方医学, 从而引发激烈的消灭与反消灭的斗争。当时, 首先挺身而出领导汉医救亡的是爱知博爱社社长浅井国干。他倡导以东京温知社为核心结成汉医救亡统一阵线, 并到东京组织汉医救亡请愿斗争。1883年5 月温知社全国大会在东京召开, 选举浅井国干为议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由温知社代表汉医救亡同盟, 就创立“和汉共立医学院”以及汉医学生开业问题向政府请愿。当时, 汉医团体和医院遍布全国, 从东京到地方的请愿活动此起彼伏。

1883年10月, 政府突然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太政官布告34号、35号, 做出从法律上彻底取缔汉医的决策。其内容为“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依据上述规则, 必须经过3年以上系统的西方医学教育方能参加医师考试, 从法律上将汉医置于了必然灭绝之地。汉医救亡斗争由此进入低谷。1887 年1月, 温知社基于开展救亡斗争的策略而宣布解散。1888 年政府再次清洗宫内汉医, 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全部宫内汉医均被解职。到1889年时宫内外的重要位置上均已变成清一色的西医。

温知社解散后, 浅井国干等开始筹建“帝国和汉医总会”。汉医界酝酿以1890年11月将要召开的日本议会为契机, 提出修改《医师执照规则》。1890年4月, 明治汉医救亡的新联盟——帝国和汉医总会, 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旨在联合全国汉医及业外支持者团结请愿, 争取恢复汉医合法地位。浅井国干被选为大会议长。会后, 地方分会分别在各地成立, 总人数达到三千余人。1894年6月, 浅井国干又倡议在全国选拔对汉医坚定不移、尽职尽责、死而后已的志士50名, 组成“帝国和汉医总会特别有志团体”（又名“汉医救亡决死队”）。

帝国和汉医总会于1891年11月正式向支持汉医的议会议员呈递了请愿书。1892年6 月12日,盐田奥造等12名议员向议会提出“修改医师执照规则, 存续皇汉医学”的提案。此时, 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德为阻止该提案被议会认可, 于1892年10月在东京举办“当今不得凭古医方做医师”的演讲会, 并要求议员听讲。1894年12月, 经过汉医界和部分议员的多方努力, “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律案”, 在第七次议会第一读会上得到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但在1895年2月提交第八次议会众议院第三读会投票表决时, 出现赞成者78票、否定者105票的不幸结果, 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

上述历史悲剧如一位哲人所说：“日本汉方医学的被消灭, 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 是滥用行政、法制手段以一种文化排挤另一种文化的历史典型, 是人类社会在疾风暴雨的冲动年代否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幼稚病, 是科学发展之路山重水复、趑趄进退的折光反映”（《医道与文采》）。

5.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医的沉浮　议会否决汉医的提案后, 汉医团体纷纷解体, 汉医刊物相继停刊；汉医人士或放弃医业, 或弃汉从洋, 或遁迹于山林, 或出家为僧, 汉医学术全面衰落。浅井国干在“帝国和汉医总会“解散后的第三年—— 1896年所写的“告原帝国和汉医总会特别有志团体成员书”中写到：“节, 决不移也；守, 决不失也；事, 决不废也”。表达了他捍卫科学真理的决心。1900年3月, 浅井国干满怀悲愤回到家乡名古屋市, 居于城南郊外寓所。他于1900年11月15 日, 以祭祖文告的形式写下汉医救亡的战斗檄文——告墓文, 在先祖墓前回顾了中医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光辉历史, 记述了浅井氏家族九代绵延从事汉医三百多年的经历, 揭露了明治政府中力主取缔汉医的当权者对汉医的摧残, 总结了汉医救亡的历程；并在全文之末以“千载道统, 天下谁御” 的豪言壮语, 表达了他坚信汉医事业必将获得光明前途的信念。此后浅井国干的身体日渐不支, 于1903年1月15日突发脑溢血死亡, 享年56岁。

当时也有一些汉医仍在困境中奋斗。如回天医会会长冈正吉, 在明治时代其它汉医刊物全部停刊后, 继续编集和发行《继兴医报》, 后被迫停刊。他还从1895年6月起创办“跻寿文库”搜求、誊写、保存古医书, 创办“敏求医馆”讲授古医方。冈正吉于1901年7 月之后即生死不明。日本汉医深切怀念他, 称其为“坚守明治汉医残灯的最后一人”。此外, 和田启十郎作为近代西医中最先倡导汉医复兴的有识之士, 于1910年写成《医界之铁椎》呼吁复兴汉医。近代汉医汤本求真, 就是追随和田启十郎而走上汉医之路的。

自1895年汉医界遭受毁灭性打击后, 经过30余年的黑暗时期, 在昭和初期逐渐形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这支队伍中老一代汉医为数甚少, 多数是从西医院校毕业后自愿攻读和研究汉方医药的年轻一代。他们在昭和初期有组织地开展汉医救亡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 创办汉医团体和汉医刊物, 开展争取汉医合法地位的请愿活动和旨在复兴汉医的各项事业。

日本自1945年步入现代社会以来, 从事汉方药研究和应用汉方药的医师和药剂师, 均接受过系统的西医药学教育。在法律对汉医不予承认的情况下, 依然有许多学者基于各自的追求关注和研究汉方医药。半个多世纪以来, 日本在重新认识汉方医学, 广泛普及汉方医学, 开展汉方医学振兴活动, 争取政府对发展汉方医药的支持, 研究和阐明汉方医药作用机制, 出版和刊行汉方医药著作与刊物, 研究中国古典医籍, 开展汉医临床诊疗, 发展汉方医药教育, 特别是在汉方药研发和高科技推进产业化等方面, 取得了诸多进展和成就。“但失去了土壤的草木要开出原先那样绚丽的花, 又谈何容易! （《医道与文采》）”后世智者应该记取日本汉医兴衰沉浮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