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目前的医学格局，有一个人的思想是起关键作用的，他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

一、毛泽东研习医学点滴

1913年，20岁的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说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医理各有特点等。

1932年，毛泽东到福建汀洲福音医院住院休养其间，有一次傅连暲（福音医院院长，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等，长期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陪同毛泽东在山上散步时，看到很多松树的树干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

毛泽东对傅连暲讲，这种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伤了，用自身流出的胶汁来治疗。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毛泽东不是医生，却由这一现象，道出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1934年，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就讲:“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

1955年4月，毛泽东与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饭，毛泽东说起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呈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能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和充实现代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

二、对中医寄予厚望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讲道：“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同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开会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可见他对中医的了解和认识。

1954年，毛主席严厉批评当时卫生部的主要领导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态度，指出要“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人类贡献的伟大事业之一”。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饭时，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而且在开宴举杯之时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如今，中医针灸已走向世界，全世界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中医针灸防治疾病及康复保健等，并在全世界兴起了针刺疗法研究热，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高瞻远瞩。

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西学中”的批示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更表明毛泽东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洞彻和高度评价。

三、倾听名老中医意见

毛泽东曾多次接受中医治疗，还请名老中医随身保健。在接受中医治疗时，总是抓住机会向给他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请教和共同讨论有关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等问题。

1941年，陕西著名中医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仍然给大家看病治病。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过关节炎，到延安后又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不见效。有人介绍李鼎铭，毛泽东欣然同意。

当李来到杨家岭窑洞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候。经询问病情、诊脉等，他拿出毛笔即开了四剂中药。

毛泽东服完四剂中药，疼痛果然消失。后来，李鼎铭又用按摩疗法治好了毛泽东的胃病。

这使毛泽东愈加相信中医。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论很大。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

毛泽东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成为后来我国医药卫生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后来鲁之俊和朱琏均成为著名针灸专家并分别担任了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首任院长和副院长。

20世纪50年代，林伯渠（1886-1960，延安五老之一。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患久呃不止，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周总理亲自参加林老的病案讨论会，建议改用中医方法治疗。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章次公老中医三剂中药便把林老的病治愈了。周总理感慨地说：“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这句话，成为指导中国医学界的名言。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把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就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

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毛泽东在青岛开会时患了感冒，请山东著名老中医刘惠民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

毛泽东则说：“我不怕！”服药3天感冒症状便消失了，睡眠也好了。

同年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毛泽东感冒了，请刘惠民老中医看。开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

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西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新针拨术治疗白内障。

1974年底，毛泽东患双眼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已到必须手术治疗阶段。

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新针拨术的发明人唐由之教授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

毛泽东了解了自己的眼病和将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新针拨术治疗方案后，欣然同意。

术后毛主席无任何不适。术后24小时，给主席换药，经检查一切正常，眼底亦很清晰，已有1米指数的视力。

当唐由之要将手术眼重新遮盖敷料时，一位医生拿一个＋10度的镜片放在主席手术眼前，主席顿觉视力已正常，不愿意再包上。

经向主席再三解释，最后给主席戴一个预先做好的中心有＋10度透镜的塑料眼罩，主席连续看了4、5个小时的文件，并伸着Ｖ字形二个手指，示意胜利了。

经详细检查眼睛，未发现异常，在充分冲洗手术眼结膜囊后，点上抗生素等药，重新包好手术眼，主席还伸着Ｖ形的手指，唐由之对主席说：“您也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

毛泽东听了后会意地笑了。

主席的手术眼完全恢复后，临别时毛主席说明年再请唐由之做第二只眼睛手术。

岂料1976年9月9日，举国哀悼，伟人与我们长辞。

唐由之说，中西医结合方针和毛泽东思想一样，永远是中国人民和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

四、强调中西医团结和合作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道：“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良、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病都是用中医治疗，且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

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

当时红军医院收住200多名反“围剿”的伤病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

2007年10月陈可冀院士参观了井冈山茨坪的红军医院旧址，认为：“井冈山是我国政府一贯提倡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发源地，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摇篮。”

1933年3月，汀州福音医院举迁江西瑞金，正式命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当时毛主席指示，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要军民兼顾，中西医合作等。医院中不但有西医，还有中医，第一位中医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伤病员很多。

然而“要药没药,要设备没设备，只有想些土办法治疗。没有西药，还可以用一部分中药来代替”，实行着毛泽东1928年就提出的“用中西医两法治病”。

1940年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主席讲了团结中西医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许多重要会议或其他场合，都十分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等。

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

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体现了他在卫生工作中重视中、西医，团结中、西医的思想和主张。

1954年6月，毛泽东为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于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在1955年12月正式成立，并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安排下，从全国邀请了一批著名中医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同时由卫生部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全面落实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1958年卫生部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学员结业，培养出我国首批“西学中”人员，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可以说，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发展史即始于1958年。

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学术界认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即导源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论述，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逻辑学上称之为“规定性语词定义”。

毛泽东提出来的“中西医结合”理论一直指引着我国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为创造新医药学而奋斗。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讲道：“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特别是毛泽东讲道：“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这些论述对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和老师，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时常交往，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博大精深，国之瑰宝。但也认为中医确实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不足。经过和施今墨的深入切磋和虚心请教，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王季范和施今墨联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的医疗发展方向的建议。

毛泽东看到后,非常欣赏。他当时表示，我个人很同意王老和施老的见解，但这个问题，不好由我这个当主席的出面来下令去执行。这是个学术问题，最好将他交给学术界去研究讨论。但我自己是很赞成你们二老意见的。

新中国有关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中国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均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相关。没有毛泽东及其医学思想的指引，就没有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繁荣发展的今天。

五、倡导中西医结合与“西学中”批示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示：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卫生工作、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创造统一的新医药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遵照这一批示，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举办了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而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据报道，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在中国医学史上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

六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批示肯定了我国首创举办西学中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及中西医结合方法等研究中医药、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是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及中医药走向世界，还是在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使其成为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个新学科，以及改变现代医学界对中医药认识等方面，都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精辟批示，他为什么能率先认定“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源于毛泽东对人民卫生工作尤其是中西医学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中医药文化的弘扬，以及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思想的倡导，构成了他对中西医药学认识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