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斯威策参加了一个“中国无科学的问题”的讨论会。他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向其请教。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这段话，我在40年前上大学不久就听《中国医学史》老师讲过，不过最后一句话省去了“若是”两个字，变成“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因此，我一直处在一种莫名的“惊奇”之中。

爱因斯坦为把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看成是现代科学的前提，中国的贤哲为什么走不上这两步，从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医学中能否找到解答？本文先从形式逻辑着手，看看其中的差距。

一、概念

1. 引言

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也是形式逻辑的起点。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老外苦学汉语十年，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拿到试题一看泪流满面。原来题目是，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阿呆：“是我不好意思。”显然，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多“意思”的不同意思。关于这样的段子还有很多，说明中西思维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然，这是民间语言，说明望文生义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的贤哲是不是也这样，从而留下来文化的遗传基因？

先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字非常美，关于“道”和“名”的三个含义各有不同，这种相同术语的差异之美意味着什么？

那是哲学著作，医学著作如何？再看看中医名著《伤寒论》。101条说：“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柴胡证”、“柴胡汤病证”、“一证便是”，这里面的三个“证”意思一致吗？而且，“柴胡证”=“少阳证”吗？不免让人疑窦重重。难道注解《伤寒论》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我国考校训诂之学特别发达，竟与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