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是原始哲学的一个门类，指对不可证明的无形世界本质的猜测，我们现在常说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它后来的引申义。它是一种研究“存在”的本体论体系，其理论原则是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历史上是为神学服务的。13世纪起被作为哲学名词，用以指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学问。在黑格尔提出辩证法以后，它又被用以指与辩证法对立的古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现代科学发轫之前，科学问题被当做哲学的一部份来研究，被称为自然哲学。“科学”（science，拉丁语为scientia）原本只有“knowledge”（知识）的意思。随着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自然哲学逐渐转变为了一种源于实验和数学的可靠方法体系，与哲学的其他领域分道扬镳。到了十八世纪末，它开始被称为“科学”以示其与哲学的区别。由此，“形而上学”被用来指代对无形世界的非经验的、非理性的哲学研究。

由于反感教条主义的只讲形式，不究实质，黑格尔把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机械教条的研究方法来批判，后来形而上学用以表示教条主义，即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世界，一切事物都孤立的永远不变的，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定义，从而让人们忘记其另一种本体解释。

马克思辩证法认为形而上学是指与辩证法对立的，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把事物看成是彼此孤立、绝对静止、固定不变的，看不到事物的相互联系，忘记了它的产生、消灭和运动以及点动的相对趋势，把变化仅仅归结为位置移动和单纯数量的增减，视为外力推动的结果，有似于物理学中的矢量（位移）。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原因是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并进而夸大主观的作用。

一、术语来源

《形而上学》原为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该著作是亚里士多德死后200多年由安德罗尼柯把他专讲事物本质、灵魂、意志自由等的著作编集成册，排在研究事物具体形态变化的《物理学》（physica）一书之后，名之为《物理学之后诸卷》（古希腊文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去掉冠词就成了拉丁文metaphysica，英文是Metaphysics），meta这个前缀有之后、超越、基础的意思。这个用语被拉丁语注解家理解为"超物理科学"，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讨论的问题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很多基本问题。

“metaphysical”的中文译名“形而上学”是根据《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翻译。 晚清学者严复则采用了玄学这一翻译，后经清末留日学生将大批日制汉语（日本称和制汉语）带回国后，玄学这一译法渐渐被形而上学取代。严复拒绝使用井上哲次郎的翻译，根据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把“metaphysical”一词译为玄学，但由于日本翻译的一些词汇虽然不甚贴切，却往往更为简单易懂，更容易被当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因此“形而上学”一词扎根在了汉语之中。

二、基本内容

1. 本体论：探究客观存在以外的、一切现象之外的所谓终极实在。比如，本体论可以研究一个任意物体在任意世界的性质会怎么样，其实都是无意义的研究。

2. 古代宇宙论：探究宇宙的生成、变化，时空结构等问题。古代宇宙论早已经被现代宇宙论取代。

3. 玄学：用非科学手段来臆测生命的起源、进化和本质，以及生命与宇宙、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比如，常说的“天人合一”就属于这种探讨的范畴。

三、定义演变

当文艺复兴产生了实证哲学以后，形而上学作为区别科学的哲学形式开始使用。从此，哲学从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也从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为自然科学。

由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以致于当自然科学以牛顿物理学体系的成功并在之后把物理实验的技术手段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时，科学理性的思想被激发。一方面，崇尚理性和证据的科学价值观，对形而上学的不可靠的思维方式产生批判；另一方面，本体论的缺陷使形而上学受到疑难。哲学史上不断发生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衰落。

自然科学不断的完善对存在的形式化，和对形式的自恰的逻辑证明（数学的不断完善加剧了形式化的过程），以寻求形式化的极限为己任。当形而上学把对形式化的证明这一任务交给科学以后，科学就完全取代了形而上学。由此，西方哲学从近现代开始据斥形而上学，而且，出于对科学对存在的形式化的成就的羡慕，哲学界开始充当科学的辩护士。

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在于把动态的存在弄成了静态的存在者。为了寻找各种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和原因，形而上学追溯到了存在，但没有把存在理解为动态的缘起发生过程，而是理解为永恒不变的现成本质。它因此就不但没有展示存在，反而遮蔽了存在。

形而上学的核心是本体论（ontology）。后者所针对的是“being”（“是论”）的问题。“Ontology”在华被长期译为“本体论”，港台通常译为“存有论”。根据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尤其巴门尼德、柏拉图以来的理解，由于“being”超越于变动不居且虚幻不实的感官经验世界，不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因此也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多”而是“一”。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being”是静止的。

四、哲学批判

康德指出，“形而上学如何成为可能”一向是没有落实的问题，他希望借助“批判”为形而上学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形而上学非但没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反而更加命途多舛。一些开现代风气的思想家（如尼采或维也纳学派中人）从不同方向聚焦在一个与康德取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即“形而上学如何成为不可能”——反形而上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起点，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主流声音。

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无论现代哲学还是当代哲学，都是作为区分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之不同。在经过柏拉图到康德的漫长的哲学思考之后，黑格尔把形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用辩证法进行了统一，开展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黑格尔在康德对知性批判的基础上，认为知性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方法使之知性成为孤立的、静止的，因此这是有限的方法。与康德把知性的有限性归结于主观思维之必然不同，黑格尔认为其有限性是知性本身的性质所具有的抽象的同一性所形成，黑格尔企图用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内化的具体同一性的辩证发展关系达到本体，在克服西方哲学的存在形式化上有所突破。

批判者认为，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实际上使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哲学必然成为科学的附庸，并甚至使哲学没落到丧失掉自身的形式。

形而上学的问题通常都是充满争议而没有确定的结论的。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知识来源于实践而非凭空想象，形而上学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形而上学家们所使用的词语时常混淆不清，他们的争论“往往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语法毛病”。

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们反对某些形而上学议题。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

学术界认为，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主要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指的是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这个原则认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批判者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

康德表示，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主观构想不自觉地当成绝对的客观原理来认识的自然倾向与禀赋。这是人所不可克服的自然冲动，它促使我们总是将我们自身受到局限的经验作为完善的东西、也就是物自身的表象来加以表述。所以，作为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就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思维中。

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前提就是对“知识”的反思，或者说对知识产生前提的批判。形而上学认为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经验，完全是主观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提出，形而上学因缺乏客观性和可靠性，由唯物辩证法取代已经是事实。在哲学通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寻的价值目标。

在哲学通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把现实的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寻的价值目标。

五、中国争议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于《周易·系辞上》，有人它是中国思想和智慧领域的精华。原本意义是认为法则是无形的，称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称为形而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形而上学”这一翻译不够恰当，然而更有一部分人认为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学科用“形而上”的名称可以算得上是语言翻译中信、达、雅的境界。实际上形而上学并不可以简单的认为是静止的、片面的。讨论世界本源问题等本身就是不可分明的，就像中国道家所言的大道一样。但道家所言的道比形而上学这一学科的形而上之物要更加的宽泛一些。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定义来解释这一区别。

另外，有人认为近代之前的中国科学则是严重的“哲学化”，如天文学和医药学等），16世纪以来直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都还一直徘徊在古典文明的时代，乃至明末以来经史方面朴学的实证精神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与传承。

关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汉唐以来的哲学家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王弼派玄学家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家都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先于并决定形而下的东西。清代学者戴震说：“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孟子字义疏证·天道》）。以未成形为形而上，已成形为形而下。《易传》提出这一对概念后，在中国哲学史上逐渐被哲学家引申为表述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本源和派生物的范畴。

朱熹说：“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朱子语类》卷一）相反，唯物主义者认为，形而上的东西不能脱离形而下的东西存在。王夫之认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反对玄学和理学对“形而上”、“形而下”的唯心主义解释。

究竟是“道”后于“器”还是“道”先于“器”？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的说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