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医人”，我一直想为中医理论寻找一个恰当的关于知识体系的学术定位，因为这个定位一直以来都与“科学”（被）结下不解之缘，如“科学”（中医科学院）、“非科学”、“前科学”、“超科学”、“伪科学”、“潜科学”等等。但是，各种说法贬褒不一，甚至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争论由来已久，它们的要害在哪里？

由于这个想法，我早就注意到中医学与各种传统医学相互关系，它们可以说是一个“母亲”养育的众多儿女。那么，这个母亲是谁？什么知识体系才有资格胜任这一神圣的角色？另一方面，“科学”（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也有众多儿女，如“理、工、农、医”等等，但这个“医”似乎与传统医学旨趣迴异。而且作为传统医学之一，“国医科学化”、“中医现代化”以及“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聚集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甚至早一段“印度医学现代化”也被提及，为什么传统医学都希望挤进现代科学的“殿堂”？这个目标伟大而艰巨，它们来自于现实的紧迫，但可行性有多少？作为完整体系的传统医学是否非得“挤进”那个“殿堂”不可？

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出，“科学”这个母亲的众多儿女，都是分门别类的不同学科体系，而传统医学却包含着五花八门的医学知识体系，这些体系与“现代医学”的差别在哪里？它们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各自的功能、地位以及未来的走向如何？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学术定位。

学术定位往往需要历史观辅助。那么，传统医学的母亲是谁？它与科学有什么前因后果、恩怨情仇？梳理这一关系，可能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一定的帮助。

1  轴心时代的“博物学”

“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即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发生在大约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有一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里，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89页）接着，他否定了“第二轴心时代”的说法：“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第90页）

的确，轴心时代的特征是多中心，不同文明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色。那时候，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信仰，看看他们创造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神祗就可以知道区别有多么大。即使对大自然的认识，也是五花八门，灿烂缤纷。各种传统医学就是源于那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先哲创造了不同的医学理论。

有人把轴心时代先哲们对大自然认识所创造的知识称之为“博物学”，它对应的英文为 natural history，此词组来源于老普林尼的著作《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在古代，history大致相当于研究、探究的意思，词组的字面意思是对大自然的探究。博物学包括当今意义上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自然文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它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与百姓的“生活世界”关系密切“地方性知识”。

实际上，轴心时代的各种哲学和博物学并没有分开，处在囫囵一体的状态，比如生物学、力学、浮力学、机械论、生理学，所有这些学问总合在一起，这些没有分化的知识才叫“博物学”。所谓的博物学家就是早期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早期的哲学家，因此可以称为“自然派哲学家”（因为“科学”的概念，就是分科之学）。由于“地方性知识”的原因，那时候的各种自然知识都往往采用同一种自然哲学的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以及天人相应思维方式贯穿于我国古代的各种“传统科学”，包括中医学之中。

打开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1874-1953）的《医学史》，就可以看到诸多的传统医学，如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犹太医学、古波斯和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阿拉伯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等。这些医学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特色，但从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看，又有相当的一致性。比如创建体系无非是通过天才观察、哲学武装和经验汇集三大要素，理论内涵无非是原始的物质观、“小宇宙”的人体观、思辨的疾病观和朴素的治疗观[见聂广.试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 医学与哲学，1982（10）：5]等，即对人体、物质、功能（生理病理）以及致病原因的认识。

各种传统医学的实践基础有所不同，但主要差别在于不同文明间博物学（或称之为自然哲学）的思辨性。比如中医学的气血津液学说（演化于精气学说）、经络学说、四气五味、五脏六腑、六淫七情和八纲学说（演化于阴阳五行学说），希腊医学的“三灵气”、“四体液”学说、自然治愈力等，印度医学的阿俞吠陀三病素（风、胆、痰）说和“八医”、“八法”说，藏医的隆、赤巴、培根学说等。这些试图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丰富多彩，各自圆融其说，与疾病防治手段浑然一体，无不显示着各种传统医学的理论特色。

轴心时代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学说，它们背后有什么样的神秘推手？这个神秘推手又是如何发挥推动作用的呢？我们来看看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中医学常常被提到的是取象比类（或取类比象）和司外揣内，这两种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类比思维。什么是类比思维？即根据两个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事物间的对比，从某一事物的某些已知特征去推测另一事物相应特征存在的思维方式。类比思维是在两个特殊事物之间进行分析比较，它不需要对大量特殊事物进行研究，因而很难获得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但它可以在归纳与演绎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尤其在那些被研究的事物个案太少或缺乏足够研究、科学资料积累水平较低、不具备归纳和演绎条件的领域。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孩童时期，正是自然知识积累水平较低的年代。那时候的自然、哲学、宗教、文化艺术以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都荟萃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各种知识在这个母体中碰撞和搅拌，并在碰撞和搅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类比思维。类比思维一经产生，就显示出创造知识的极大能量，并构建了那个时代最辉煌的成就。

同时，类比思维是最活跃也最不可靠的推理方法，它在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极其有限、自然知识极其匮乏的年代，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包括有益的、无用的和荒谬的。同时，类比思维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思维模式。那时候因为人类对本体事物的知识实在有限，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远远不够，但是理论思维是人类的特质，而偏偏此时社会分工出现了一些最早“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急于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天才的先哲们聪明地“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各种自然哲学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呈现出轴心时代让人惊奇的灿烂光芒。

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知识的准确性有了更高要求，并逐渐认识到类比思维获得的知识并不可靠，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方式，实证主义应运而生。

2  实证主义的“靶点”

当代科学史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看法，即近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甚至更加局限的地方——古希腊的一个叫米利都的城市。显然，这是就传承而言，但我更看重于创新或者说“革命”：对于博物学而言，科学是一场真正的脱胎换骨，或者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既然古希腊已经有了“科学”的萌芽，为什么随后会有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为何“科学”一诞生就显示出与应用技术水乳交融、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效应，甚至有停不下来的感觉？轴心时代的博物学（自然哲学）究竟有什么致命缺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