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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化
(1)逻辑性:指科学体系的逻辑性要求,即人们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恪守逻辑规则。
一是构建科学概念,必须遵循定义规则,要求有符合实际的内涵和外延,保证其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并按照“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简单有效原理”,坚决淘汰一些名不副实的概念,以及那些既不能证伪又不能证实的哲学性、虚构性概念,以增加科学理论的清晰性。
二是遵循分类的规则,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进行归类:①各子项之间没有共同的分子,即各子项之间是全异关系,或者说各子项不相容;②母项的每一个分子都属于某个子项,即各子项要穷尽母项(与枚举不同);③每次划分必须依照同一根据;④每次划分不能越级(例如动物,首先划分为脊椎和非脊椎两类,再把脊椎动物分为哺乳、鸟、鱼、爬行、两栖等5类)。
三是推理要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尽可能采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减少类比推理。王西彦在《病人》中说,“抽象的思索和凭空的推理,只有跟实际生活相对照,才能显出它的空虚无用。”在用概念组成判断,用判断组成推理的过程中,以事实为前提,以逻辑为依据。
四是构建理论必须符合“假说→检验”程序。所谓假说,即指按照预先设定,对某种现象进行的解释,即根据已知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原理,对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提出的推测和说明,而且数据经过详细的分类、归纳与分析,得到一个暂时性但是可以被接受的解释。因此,科学假说是对自然奥秘的有根据的猜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那些“顾左右而言他”,随便搬来的一些哲学原理绝不是科学假说。因为科学假说需要严格的事实检验,能否重复是关键的要素。
(2)系统性:即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备全局意识和整体性观念,以“系统”这一概念来划定学科的边界,进而对边界内的各种要素进行相关性的观察与研究,以获取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属性和规律,由此获得“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优势。
(3)排他性:1882年3月24日,在柏林生理学学会上,罗伯特·科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坛,缓缓地打开他那富有历史意义的篇章开始讲演。据当时在场的学者这样写道:当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时,全场先是数秒钟的鸦雀无声,继之突然爆发出狂热的掌声和欢呼,全体起立,一些人奔向讲坛祝贺他的成功。著名的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R. Virchow,1821~1902)也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他会后戴好帽子、系好斗蓬默默地步出了会场。多少年来,他坚持认为“瘰疠”和“肺痨”是两类病因不同的疾病。但是,科赫的发现让他闭上了嘴巴。
其实,与39岁的罗伯特·科赫相比,作为细胞病理学创始人的61岁的魏尔啸(1858出版的《细胞病理学》成为医学经典),早已是那个时代的医学权威。但科学发现具有明确的排他性,用事实说话胜过任何权威。因为在科学家眼里,客观事物的真相具有唯一性,科学研究就是发现真相、逼近真相。魏尔啸多年关于“瘰疠”和“肺痨”的病理学“研究成果”,除了淘汰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对比一下自然哲学框架下的中医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上看,朱丹溪的“阳常有余”与张景岳的“阳非有余”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阳”这个概念是从自然哲学那里“借”来的,它没有可确定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朱丹溪的“阳”指的是“相火”(又一个虚构性概念),张景岳“阳”指的是“真阳”(还是虚构的),谁也不能说服谁。因此,“滋阴学派”与“温阳学派”只能长期共存。中医学学派林立,看似繁荣,却不能形成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相融的互动效应。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的情况,实际上意味着大家都没有认真、严格地去追求经验事实的内在之“理”。当“科学”在“可确定性”的道路上全面淘汰“液体病理学”、“恢复自然力”,以及“灵气”、“奴斯”、“活力”、“动物热”等,一系列基础学科成长壮大起来的时候,自然哲学的医学仍在思辨的迷宫里考校经文错简,揣摩圣人奥旨。
想想看,为什么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却要在淘汰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之后才能够建立起来并独一无二?说明事物的客观真相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人类一切的科学研究都只是发现真相、逼近真相。与真相不符,或不能被真相所证实或证伪的学说只能被淘汰,黯然退场。主宰这一切的不是别的,正是科学事实自身的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以上,是个人参照自然哲学的方法论、自然观,以及中医学的知识体系特征,对 “科学”定义进行了初步探讨,可能是“盲人摸象”,请各位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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