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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医学日新月异,而中医学却发展缓慢?也许,科学实验的参与与否是形成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从西方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的互动激发效应上来寻找一些启示。
一、医疗渴望理性
近代以来,临床医疗的进步相当惊人。以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为例,从泽梅尔维斯控制产褥热、李斯特外科灭菌法到伯克曼无菌手术,从埃利希化学疗法到多马克的磺胶、弗莱明等人的盘尼西林以及后来的各种抗生素,从血清疗法到预防接种,从输液、输血技术的成功到肾上腺激素的发现和应用等等,使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改变。鼠疫、霍乱、天花等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烈性传染病已得到基本控制或消灭,麻疹、流脑、乙脑等发病率已显著下降,各种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效果也大大提高。我们不禁深思,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一些疾病为什么能在上百年的光景得到全面控制?
医疗渴望理性。当今的传染病房里,以病毒性肝炎为最多,死亡率以重症肝炎为最高。肝炎的发病为什么没得到控制?
重症肝炎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上不去?单凭临床研究是有局限的。疫苗效果的进一步提高和推广,病理机制的进步探索和揭示是关键环节。例如重症肝炎的治疗,临床多以支持肝功能、防治并发症而精心监护,然而常常防不胜防,稍有不慎则病情急转直下,回天无力。但是,一旦肝细胞持续性坏死和阻扰肝细胞再生的机制得到全面揭示,其治疗势必随之过关。
1.基础理论为诊断技术发展提供指导
例如心电图诊断技术,如果没有心肌除极和复极过程、容积导电、心电向量、心脏传导系统及心电图各波形成等心电发生原理的细致研究,其发明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对一系列心血管疾病的机理研究,其运用于临床同样不可思议。可见基础理论研究尤为重要。
2.基础理论为治疗方法革新指导方向
例如,临床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抢救休克和虚脱,治疗过敏状态和变应性疾病,是受到塞里应激学说的启发;对Ⅱ型糖尿病不用胰岛素,而以恢复膜岛素受体功能药治疗目标的选择,是因为基础研究提示,这类患者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而是高胰岛素血症。
3.现代医疗是基础理论的应用过程
现代医疗虽然也注重临床经验的积累和临床思维的运用,但整个过程却贯穿了基础理论的支配作用。例如重症肝炎,尽管治疗并未过关,其临床过程仍体现了这一点。就诊断而言,其早期阶段发生的黄疸迅速加深(胆红素升高每日超过l mg%),是肝细胞大量急性坏死的表现,凝血酶原明显延长(超过正常值的 l/3)是纤维蛋白聚合障碍的反映,重而顽固的消化道症状是肝功能不全的影响。就监护而言,肝脏是物质代谢的中枢,肝功能不全可导致血糖下降、电解质紊乱、低白蛋白血症等等;肝脏的解毒和吞噬功能与免疫密切相之,患者容易发生感染、内毒素血症等等,肝脏对维持血液纤维蛋白形成系统和纤维蛋白溶解系统的动态平衡有重要作用,患者可出现止、凝血障碍等等;而且肝功能衰竭还可引起肝性脑病、肾功能不全或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等。就治疗而言,抗病毒疗法是对因治疗,应用细胞免疫增强剂为病人免疫功能低下而设,用人工肝疗法、白蛋白、新鲜血浆等支持肝功能,以减少食物蛋白质含量、保持大便通畅、抗肝昏迷药等防治肝性脑病,针对凝血因子减少、消化道粘膜糜烂、门脉高压等环节用药以防治出血,用对肝肾功能无明显毒副作用的抗生素以防治感染,以活跃微循环药物改善肝脏的供血、供氧状况等等。总之,具体病例的诊疗过程可以说是基础理论个体化的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即基础理论的先进性与临床医疗的有效性成正比。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间接的结论,即临床医疗的困难度与基础理论的清晰度成反比。后者或可表述为,模糊不清的理论对临床经验和技巧有更高的要求。或如重症肝炎的治疗,因为一些机制不太清楚,临床需要密切监视病情,分析变化趋向,权衡各种疗法的利弊和把握治疗时机,为采取综合性措施而颇费心机。一旦基本病理清楚明了,临床就轻松简便得多。
二、基础有赖临床
医学诺贝尔奖授奖史提示,近百年来医学科学大致在三个方面形成成批的重大突破。一是绝大部分传染病病因的阐明及其防治手段的解决;二是维生素缺乏病病因的揭示和防治方法的过关;三是分子生物学的成就和数以千计的分子病的发现。医学突破为什么会出现“批发”效应呢? 我想,它很大程度与科学家集团的主攻方向有关。主攻方向往往是临床医疗直接决定的,因为临床医疗最能痛切地感受到基础理论的不足。20世纪以前,临床医疗的主要难题是各种传染病的防治,那时传染病构成了人类生命的主要威胁,基础研究以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机理和防治办法为主攻方向则势所必然。本世纪50年代以来,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等成为主要威胁人类健康的大敌,人们渴望其治疗能像传染病和维生素缺乏症那样从根本上过关,但治疗这类疾病却长期徘徊不前,深刻反映临床治疗的突破仍需从基础研究中寻找出路。
临床不仅为基础研究提供课题,指明方向,而且还有如下意义:
1.临床相:病理学前提
一切疾病都要靠临床医疗来发现,一切疾病在活体上的表现及其变化规律即“临床相”,也是靠临床医疗来确认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如本世纪60年代发现库鲁病(kurn,新几内亚震颤),70年代在美国发现军团病(Legionell),80年代发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等等,首先在临床得到发现和鉴别,再由基础医学深入研究其本质。而且临床已发现许多疾病的表现规律,还有待基础医学的解释,例如系统位红斑狼疮患者女性多于男性。
2.摸索实践:防治学先驱
临床医疗不能等待基础医学把未知因素全部弄清后再去治病,往往要试探或凭经验去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这种摸索位实践所获取的经验,阐明其机制,就是基础研究的任务。如牛痘接种和血清疗法开辟了兔疫学的新天地,现代医学在很多领域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有待探索,一方面临床医疗从实践中摸索有效的防治经验,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进一步阐明其机制,从而推动医学科学的日益进步。
3.判决性检验
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常常需要由临床医疗来检验,因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并不能完全取代人体实验的结果。例如,一些药物体外或动物实验具有抗肿瘤、抗肝纤维化、抗病毒等作用,但临床表明,其应用价值并不很大。
三、循环加速机制
近、现代医学的加速发展得益于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有三大效应:一是对实验设施的需求,促进了技术科学的发展;二是以结构性自然观为前提,统一了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使之产生全方位的交流、渗透和迅速的分化;三是立足事实,检验理论,加强了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的必然联系,二者相互激发,产生了加速效应。
1.技术转化现象
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里,有人认为现代医学属于技术科学范畴,颇有道理。至少现代医学的发展与各种技术的转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它技术科学的新成就,往往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技术移植到医学领域,为医学提供先进的实验、诊断、防治仪器和设备,大大推进了医学的发展。如当今常采用的技术有放射技术、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医药工业生产技术等等。可以说,没有现代高精度、超高速、超微量技术手段,就没有现代医学。
其它技术成果的引进,能直接转化为现代医学的组成部分。例如,现代诊断以新的医学成像技术、临床检验的自动化和各种生理功能检测仪器的迅速发展为前提,包括检验诊断技术、光导纤维镜检技术、层面摄影诊断技术、计算机模拟诊断技术等等。甚至,有些技术交互组合,形成了新的医学分支学科,如人体影象学、核医学、人体材料科学等,正是其组合的产物。
2.大循环效应
系统的开放和活跃在于系统内外诸要素的丰富联系。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还表现在它与多学科交流过程中日益形成的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格局。在现代科学体系里,医学内部、医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特点是:
(1)综合中分化:当代,医学边缘学科、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这种分化是一种综合的分化,是医学内部学科与其它学科在理论、方法、思路土融汇、渗透、移植的结果。例如,医学与生物学结合形成了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分子形态学、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细胞学、细胞生理学及分子生理学、病毒学及分子病毒学等等;医学内部的分化如预防医学包括流行病学、职业病学、少儿卫生学、营养卫生学、劳动卫生学、环境卫生学、围产期医学、妇幼卫生学、计划生育等等,临床医学更是名类繁多。
(2)分化中综合:高度分化必然导致高度综合。现代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基础理论方面,是对生命、疾病和治疗各个细节准确把握前提下的多因素、全方位、高层次考察;体现在临床研究方面,是在准确、全面的疾病资料中进行综合诊断,在多学科的密切配合下对疑难病症的联合攻关,在协同作用目标上对多种疗法的权衡取舍等等。
3.加速效应
如果说基础理论是“体”,临床医疗是“用”,二者相得益彰是现代医学加速发展的内在原因。这里以微生物学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为例,对其加速机制进行粗略剖析(图2.8-1)。
其中,化学治疗和抗生素对细菌学研究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明显,但它导致了对细菌抗药性的研究,丰富了细菌学的生理和遗传理论;消毒隔离技术也是这样,对细菌的生物特性有进一步的阐明和验证作用。
这种相互促进的情形,得益于一个基本前提,即事实与机制的一致性追求。文艺复兴以前,西方医学为什么没有这种效应?虽然与外环境——整个科学技术的徘徊停滞有关,实验方法和求实精神的贫乏则是其内在原因。那是人类早期理性的缺陷。当时,人们依靠直观积累经验,运用类推猜测编织理论,又没有受控实验去揭示和检验,理论和临床脱节是必然的。试想,当人们把传染病的原因认定是慧星、日蚀、月蚀、洪水、地震或气候失常(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训示)时,怎么会产生消毒隔离、抗生素和预防接种?当人们沉醉于“四体液”、“三灵气”等臆测位学说,“奴斯”、“活力”等虚构性概念时,临床将如何促进理论发展?理论又如何指导临床进步? 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临床与理论的矛盾及其解决矛盾的渴望是基本动力,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引进科学技术成果,就产生了加速发展效应。
发表于《中医学与辩证法》199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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