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

最近，张天蓉老师在《科学网》博客里连续发表了“科学是什么”、“科学的诞生”两个系列的博文。她从质疑、量化、证伪和普世等方面讨论了科学的本质，并以古希腊科学、中国古代科学、逻辑与科学、科学的皇后（数学）、微积分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亚里斯多德等典范（看来还没有完结），阐述了科学的诞生。

唐白玉老师提出，“定义好‘科学’，再说起源？”张天蓉回复说：“科学的定义的确很困难，两者可以同步研究。”可见，张老师在“科学是什么”里并没有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但是，我非常同意她“同步研究”的策略。

关于这一点，曾杰老师认为：科学的起源只能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的方法论，以及从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到牛顿的时期。

黄荣彬老师也提出：本系列文中的“科学”，指现代自然科学，如此，该怎么区分古代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呢？……追踪起源，相当于研究史前史，科学诞生之前的历史。

并对她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泰勒斯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哲学不是科学，科学不是哲学，科学没有东西方之分，说泰勒斯是第一位科学家，恐怕不妥。

曾杰老师指出：不同观点很多，但定义也各异，但我指的是实证科学 ——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果是泛指的科学，那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了。

显然，曾杰老师对她的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论点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最后，张天蓉老师也承认：本文的意思是追踪科学的起源。称之为“诞生”不太好，……就像说“某个现代人诞生于古代”一样可笑。……那时候还没有科学这个词，科学与哲学不分。或者说：哲学中孕育着科学，后来的科学脱胎于哲学。

黄荣彬进一步追问：没有科学这个词，也就相当于没有科学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也就没有这个事物，谈何诞生呢？科学脱胎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是哲学，不是科学，脱胎之时可曰其为诞生。

文克玲老师总结说：我倾向于认为，科学诞生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此前有两千多年的孕期。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点是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和牛顿的普遍的定量的对自然规律的描述。此前的托勒密，哥白尼和开普勒也有定量描述，可以和观测比较，因此我愿意称他们的理论为“前科学”。

二、看法

我没有参加张老师文后的争论，在这里结合“科学”诞生和定义两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科学起源于轴心时代先贤们拷问自然的哲学思辨

张天蓉老师在“科学的诞生”里比较了古希腊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认为“古希腊特定的历史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厚的文化背景，使其哲学思想独具一格。”并且引用了一个“欧洲中心论”的通常说法：“古印度哲学多探讨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们大多热衷于研究如何安国兴邦平天下，探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唯独古希腊哲学家们，喜好研究自然本身的规律，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正是科学的本质。”

事实上，在那个人类进步的轴心时代，各个文化中心都会面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愚者察异，智者察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和天人相应思想以及《列子》等，都是早期圣贤们对大自然（天地人）”拷问的结晶。那个时代还没有学科分化，自然、哲学、宗教、文化艺术以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都荟萃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

各种知识在这个母体中碰撞和搅拌，并在碰撞和搅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类比思维（或者说思辨）。这种思辨方式一经产生，就显示出创造知识的极大能量，并构建了那个时代最辉煌的成就。张天蓉老师在“逻辑与科学”中区分了古希腊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方法论和观念差异，认为前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思辨”模式，后者是追求“实用”的实验观测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源于她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学说的了解不够充分。我们这些当代中医的继承人，清楚地知道中医的理论体系就是自然哲学与临床经验的混合物，二者若即若离，无法产生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交融并进的加速度效应。

那个时代，无论是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古中国，它们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自然哲学有其鲜明特征：各种学说五花八门。即使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其学说也是五彩缤纷，而且互不通融。如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自然哲学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各种学说都有生存空间，因为缺乏严苛的检验机制。

（1）类比思维是最活跃但最不可靠的推理方法：它在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极其有限、自然知识极其匮乏的年代，短时间内创造了大量的“知识”，包括有益的、无用的和荒谬的。

（2）类比思维是早期智者最切合实际而又最无奈的选择：这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思维模式，因为人类对本体事物的知识实在有限，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远远不够，而偏偏此时社会分工出现了一些最早“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急于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在那个人类的孩童时代，人们充满好奇心而又易于被忽悠。天才的智者，聪明地“顾左右而言他”，各种自然哲学学说因此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

（3）类比思维是时代特征，与地域无关：轴心时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多个文化中心凸显出来，东西方文化层次并没有显示出巨大差异。那时候，在类比思维推动下，各种自然哲学学说满地开花，我们所知晓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等只是那个时代的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几朵浪花。但从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水平上，并无大的区域性差别。

2. 思辨与科学的一步之差

轴心时代之后，人类进入到逐渐沉寂的中世纪。也许，总结经验、吸收教训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总体路径；漫长的中世纪是人类的沉思。然后，科学时代来临了。

我在这里不想一一指出那些“科学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和学术成就，只是粗浅探讨一下什么是科学思维范式。

相对于自然哲学思维范式的宽松，科学思维范式是一位霸道的统治者。这种霸道主要现体在：①理论思维必须遵循逻辑规则；②研究问题必须按照实证原则，接受客观事实的检验。这是西方古代自然哲学脱胎换骨、脱颖而出的根本转变。比如，任何知识体系都存在大量的概念，但科学概念必须保证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可淘汰性）。理论是构成知识的主干，但科学理论必须遵循“假说-检验”的基本程序，并在不断检验的过程中无情淘汰旧的学说。

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引下，人们开始以经验事实为指向，革新各种技术、方法，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机制（因果关系），从而大量的基础研究应运而生，并与应用研究交融互补，形成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效应。表现在知识体系构成方面的特征性变化，是基础科学的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和成长。

与此同时，大学在12世纪末诞生了。当它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时候，逻辑学出现了开创性发展，杰出的逻辑学家大量涌现。数理逻辑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连锁反应，对哲学、自然科学产生深远影响。奥卡姆将逻辑学中的指代理论运用到哲学上，对共相和殊相进行分析，并发展出“奥卡姆剃刀”的方法论——“如无必要，勿增其实”。这种方法被称为“现代方法”，认为构成论证基础的原则来自经验归纳，凡是超过经验的知识都属于信仰问题（不可证明），经验方法得出的结论只是或然性的。“现代方法”更重视经验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成为近代实验精神的先导。正如丹皮尔所言，“由于唯名论的复活，人们就对直接感官知觉的对象重视起来，这种精神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而最后也就促进了直接的观察与试验，促进了归纳研究。”

在人类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个是轴心时代，一个是科学时代。这是人类逐渐迈向文明进步的两个台阶。我觉得，支配这两个时代的思维范式，一个是自然哲学的思辨，一个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仅仅是在思辨的前提下，增加了求实精神的严格验证的程序而已。因此，自然哲学是人类理性化过程中的必然驿站，而科学精神（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人文精神）是自然哲学进步的归宿。如何最通俗、最简洁地说明二者的关系？那就是科学精神比自然哲学更认真（实证）一点、更严谨（逻辑）一点。

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匠早就说过。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3  自然哲学的范式缺陷

我很赞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金观涛的观点，“中医学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想想看，在西学东渐潮流滚滚涌来之时，“传统科学”无不土崩瓦解，唯独中医学苦苦挣扎，顽强地坚持了下来。甚至它的衍生物“日本汉方医”曾经在明治维新时期遭到取缔，而后又重新挺立了起来。

在这里，我不打算探讨中医学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景，也知道这方面争议很大。但是，作为自然哲学时代知识体系的一个完整样本，它具有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