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教授：

快速阅读了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思想开放、勇于探索、思维敏锐的智者。就中医“来自哪里”和“走向何方”也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1.中医学是一门先进科学

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医学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引下，密切结合当时的科学与不懈的实践，成功的建立、发展了中医学和中药学。实际上，西医也发源于古代欧洲哲学，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的哲学对医学的指导，及科学远落后于中国，使西医学在理论上、临床上均落后于中医学。

在18、19世纪，由于欧洲文化与科学的快速发展，随着解剖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西医迅速崛起，但更加轻视了哲学的指引。因此，西医走向了“微观上解析疾病”的发展道路。而由于文化、社会等原因，中国的科学发展被欧洲反超，几乎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状态。因此中医虽然延续了“哲学层面、从宏观上认识疾病”发展之路，但缺少了与近代科学的结合，日趋落后。然而，凭借两千年厚厚的沉淀，仍不乏“中医大师”。

中医学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因为中医学是一门先进的科学。中医学的整体观是中华文化“大一统”思维的体现，气（能量）与经络（输送能量的网络通道和调控能量的信号网络）、阴阳（平衡的基本概念，对人体的能量平衡、物质平衡的基本定义）、五行（对各个脏腑生理功能的互相协调、制约）等不仅是古代中国医学与哲学、科学结合的结晶，也充分体现了近代科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原理和规律，是非常科学、也是西医学所不能比拟的。

2. 中医学必须与现代科学结合

近代中医学的发展之所以进入迷茫、低谷状态，是较远的脱离了近代科学。中医学和西医学均为应用科学，必须在基础科学（物理学、化学、物理化学等）的支撑下才能发展。古代中医学的发展是如此，近代西医学的发展亦源于此。因此，中医学必须再次与现代科学结合，“以自己强大的消化系统，吸收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精华”，重振雄风。凭借中医学的“整体观”、“气血”、“经络”、“辨证施治”、“内部外治”等理论、方法建立的宏伟框架与现代基础科学理论相结合，将现代医学的一切研究、临床、仪器检测结果等纳入其中，为中医所用，其理论基础、科学水平、治病、防病的效果将更加扎实和明显提升。

3. 中医必须改革开放

中医不能再萎缩在老祖宗搭建的小窝里，端着金饭碗，只是吃老祖宗的饭，而不敢面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冲击，畏缩不前。必须敞开大门，尊古而不泥古，在现代科学的指引下，与现代医学结合，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实际上，近年来已有一批对中医现状深感担忧、具有深远眼光、深厚现代科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研究经验、从事物理学、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涉足中医学的研究，已经扣敲着中医的大门。即便中医自己不开门，也终有门破之日。因为，任何有识之士都不会坐视中医继续衰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容忍中医进入博物馆。

上述拙见，仅供参考。

李教授好！

40年前，我们进校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的黄金岁月。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如火如荼，我们正是沐浴着这样的春风走入这一领域的。那时候，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三论”炙手可热，智能中医、多学科研究、中医分子生物学研究风起云涌。即使今天，我们仍然不时将现代生物学、现代化学、理论物理学的最新成果，看成是古代中医学早已说过的“旧事”。

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是，当年力主中医现代化、多学科研究，国家“973”中医理论整理与创新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最终成为“纯中医”的倡导者，而且愤愤不平的悔恨：培养了“中医的掘墓人”。这其中的心路历程，恐怕非过来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邓铁涛本来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但最后陷于绝望——“中西医结合，结合一点，消灭一点，结合越多，消灭越多，全部结合，全部消灭。”

上个世纪，在一大批中医人的倡导下,国内外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全面整体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清华等研究者发现，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的混合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但是最后，这些崭新的科学发现没有一项能够真正推动中医现代化的进程，还有我们最近的“量子纠缠与针灸”以及“美國科學家發現人體新器官轟動國内外，原來是中醫“經絡”（《Scientific Reports》）等，不过是一种“贴标签行为”，根本无法推动中医学的实质性进步。

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狂热分子，“难能正可建大功”是我们那一代中医人的宏图愿景。但40年过去了，我这个30年前“第三代中医”概念的提出者、《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现在还有什么愿望呢？那就是我的第二部《感悟中医》——也是“中医来自哪里、走向何方”的思考。

这个思考基于两个时代的两种“自然观”，即轴心时代（自然哲学时代）的类比思维与科学时代的科学思维。类比思维具有极大地创造性，但是因为缺乏严谨性而被科学思维所取代，也因此轴心时代经历中世纪的沉寂之后迈向了科学时代。

我在“中医来自哪里、走向何方”里提到，科学思维不同于类比思维，它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遵循逻辑规则思考，这是十三世纪与大学出现一起蓬勃发展的逻辑学密切相关；二是按照求实求真精神办事，从而让受控实验成为科学的助产士。

科学思维要求，搭建科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概念，必须是科学概念，具备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可淘汰性）；科学理论必须具备“假说-检验”的发生学机制，体现“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也是对中医40年耿耿于怀的感悟。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一点自己的烙印。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我再也做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