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位老中医的衷言》的一个章节

目录

一、机缘

二、一篇旧文稿的经历

三、“舶来品”

四、学术界思潮

五、科学大棒与“奥卡姆剃刀”

六、另一种“民族主义”

七、传统与民生合力

八、意识形态需要

……

所谓“余云岫现象”，指的是“废止中医思潮”，最初由中医的捍卫者提出，当代也可简称为“反中医”、“中医黑”。因为余云岫是“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但这一思潮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也没有因为他的受打压而沉寂。因此，简单地戴几顶帽子、打几下棍子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许，当我们真正的冷静下来，深入而客观地梳理“余云岫现象”的来龙去脉，认真而理性地剥离伴随其中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链条，回归“摆事实讲道理”学术风气，才能真正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余云岫是第一批东渡日本学习医学的先驱者。那时候到东洋求学的中国人源源不断，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以“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短短几十年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余云岫们不仅在那里学习了现代医学，也带回来日本废止汉方医的理念和做法。他们学成回国之后，以余云岫为首的西医不断地批评中医，掀起了中西医之间的论争。后来，这批人逐渐进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到1929年2月，终于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并在会议上通过了以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主的四项议案。规定“不接受新的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1）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2）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3）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4）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当然，此案一出即遭遇中医界强烈反击，“风起云涌”的斗争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民生运动之一。最后，“废医案”无疾而终，抗争者大获全胜。但尽管如此，“余云岫现象”并没有烟消云散，不时会被学界提起，而且每一次都会掀起轩然大波。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会爆发一轮新的争论？

显然，中医存废之争一直处在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之中。说明“余云岫现象”不是孤立的，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停息，也不会因为反对者采用“无知”、“傲慢”以及“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所压倒。可以说，它是一场“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垒，学术之争与利益之争的交织。

一、机缘

上大学之前，我干过6年半工人，当时很想考一所工科院校。但因为没有上过高中，第一年落榜，第二年才勉强过了分数线，将巴巴地搭上最后一班车来到湖北中医学院。但那时候的社会，把重新高考进入大学的视为宠儿。我们这些学生也十分感恩，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总觉得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

我的第一个暑假是1979年，和年级部分同学一起在襄樊中医院见习两个月。1980年暑假，我只回家住了几天就重返学校。在图书馆找来唐容川的《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两卷（1892）拜读，因为已经从《中国医学史》的教材了，知道中西医汇通派的名气。不过，读后让我大失所望，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许多明显的谬误，比我们老师给我们传授的“丝丝入扣”、“效如桴鼓”更加让人忧心忡忡。那时候，我已经与医史教研室主任颜克海老师有一些来往，平时也交流一些关于课外阅读的体会。有一次，他跟我讲起学院的教师阅览室有一套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余氏医述》）三集，建议我抽空去了解了解。

颜老师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作为一个中国医学史的教师，他能以旁观者和时空维度看待我们的专业。正是在与他的交流中，让我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老师引路作用。于是，我1981年的暑假注定要在图书馆度过。那时候，普通大学生是不能进入教师阅览室的，但记得那个阅览室的管理员是田玉美老师的女儿，可能因为常常空无一人，她希望有个人做伴才特许我进去。在那里，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通读余云岫的著作，用爱不释手一点也不为过，读了一遍又一遍，记了满满的一大本笔记，还写了“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的读后感。不过，当时77药的一位钱姓女生（家是华工的，颇有几分姿色）曾经“陪伴”了上十天，可能她也是想在假期读一些书，当然也让我读书之余能够想入非非……

应该说，当年的这个机缘巧合与我走到今天的路密切相关。因为此后我的想法大变，正如我发表在中山医学院的《中国医学生》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即“为发扬光大祖国医学而努力学习——写给中医学院的同学们”，1985年）所言：“乏术理当图崛起，难能正可建大功”。认为，只有不成熟的学科才能够产生科学巨人，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课外阅读成了最大的乐趣，什么医学哲学、自然辩证法、医学史、科学方法论等等不一而足。并且自称湖北中医学院的“学习兴趣小组”，与当时的一些学者交往，包括李经纬老师、阮文炜老师、赵洪钧学长等等。我也知道，凭自己那一点文革的初中生水平，做学问不可能到达一定的深度。课外阅读与学术交流虽然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和效率，但更多的是囫囵吞枣，不免完谷不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课堂学习，一边课外阅读，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文章。那时候写的是一些议论文，如本科时期发表在《医学与哲学》上的“试论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医理论的科学美探讨”、“应当重视中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的“要注重中医发展规律性的研究”，发表在《医学教育》上的“中医教育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浅析中医学生的专业思想”，发表在《中医药学报》上的“吴又可的戾气学说的学术价值”。有些文章毕业以后才陆续发表，也有一些一直没有发表。当时，阮文炜老师对我帮助最大，我早期几乎所有文章都有他修改的痕迹，遗憾的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见过面。大学毕业时，李今庸老师提到我，说“中医学院培育出这样的学生，真是悲哀！”指的是我当时发表的批评中医的文章。不过，在本科阶段能够发表6篇文章，研究生阶段每年发表20多篇文章，在我们学校还真没有过。

二、一篇旧文稿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