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学兼东西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久保辉幸的新书《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录循迹》评介

曾雄生

实用主义主导的中国学术传统中，有关观赏植物的内容常常被排除在农书之外。北魏贾思勰在不朽的农学经典名著《齐民要术》序中有言：“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但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一些士人开始热衷于“花草之流”，并写出了不少诸如《牡丹记》《芍药谱》《菊谱》《梅谱》《兰谱》一类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以植物为主，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农书，这给以“四部”或“四库”分类为主干的图书分类带来了困扰。于是南宋目录学家尤袤作《遂初堂书目》一卷。其书在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分类基础之上，于子部之中创立“谱录”一门，以收录原有图书分类中“无类可附者”。清人作《四库全书总目》对尤袤在目录学中的这一创设给予高度肯定，称其“为例最善”，并在编纂《四库全书》中加以使用。

“谱录类”著作中有些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早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比如，农史学者就将“谱录类”著作中有关茶叶、蔬菜、果树、花卉、竹木、水稻和农具的著作视为“专科农书”，认为专科农书的增多是宋元时期农学发展的一大特征。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谱录”分类出现之前，很多后来归类为“谱录类”的著作就是当作“农家类”条目来著录的。但仅从农学的角度去关照“谱录类”著作显然不够。对此清人作《四库全书总目》有评论道：“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近年，日本学者市村导人在宋代植物谱录目录的归属问题上也指出，以往的农书研究偏重于农学的科技发展，且缺少关于知识传播的观点。显而易见，植物“谱录类”著作的研究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面向。

久保辉幸的新书《宋代植物谱录循迹》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秉承罗桂环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博物学研究文丛”这套书的一贯风格，该书也从宋人赵师秀《送沈庄可》诗中选取“与花方作谱”一句作为书名。书中重点对宋代的牡丹谱、芍药谱、菊花谱、梅花谱、兰花谱、海棠谱、琼花谱和玉蕊及综合性的花卉谱录做了研究。内容包括花谱作者的经历、相关的学术圈、思想背景，以便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撰写的具体时间、地点等。同时为了正确分析各部宋代植物谱录的发展脉络，该书还对包括宋代已佚谱录在内的各种植物谱录进行文献学考察，并厘清不同版本谱录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现存最可靠的版本。

然而，花谱只是植物谱录中的一部分。本书名为“宋代植物谱录循迹”，却也同时对宋及宋以前植物谱录类文献进行了梳理。久保通过文献学调查得知，自上古至宋代的植物谱录数量至少有 101 部。101 部植物谱录中包括宋代以前戴凯之等撰著的 2 部《竹谱》、陆羽的《茶经》、毛文锡的《茶谱》和《平泉山草木记》等 14 部植物谱录，以及宋代大约 320 年间涌现的至少 87 部植物谱录。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植物谱录的特点，作者除了考察这些植物谱录，还对伪书等存疑书及收载植物的方物志、酒书等 20 种文献同样进行了考证。本书所考证的书籍共有 121 部以上。本书最后的章节还从植物谱录中的科技成就，园林、花卉产业绘画、插花等与植物谱录的关系，植物谱录中的学术思想及宋代植物谱录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植物谱录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探索。因而，实际上本书也是一部以植物谱录为中心的中国植物学史的著作。

无庸置疑，这也是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植物谱录最为恢宏的著作。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久保较为完整的学术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日本人，他先后在大阪府立大学学习植物分类学，在茨城大学学习本草学、训诂学等知识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生物学史家罗桂环教授。后又赴英国剑桥、英国爱丁堡、德国马普等地访学。这样的求学经历使他具备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了解到欧美学者以及日本学者很早就开始了植物谱录研究，也注意到中国国内最近也掀起了植物谱录研究的热潮，但他也不无遗憾的发现，中外学者研究的切入点和观点迥异，却无由参合。

最能明显感受到的是作者身上来自日本根深蒂固的汉学滋养。日本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沾溉。唐宋以来，中日两国在植物学领域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中国的植物谱录著作流传至日本，并出现了日译本，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户时代，日本出现的“弄花、观赏行为有益于养生”的思想和中国植物谱录在日本的流行是同步的，很多日本人学习、欣赏这些书籍。也因此，中国的许多宋元明清时期的植物谱录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存，其中包括刊刻质量良好在中国国内失传而在日本幸存下来的宋刻本。这也是久保在研究中国植物谱录所依据的版本，这其中就包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本，被视为唯一的古刊本，一般又题为“宋本”的《全芳备祖》。这也使得本书具有文献学上的价值。

久保试图弥合东西方学术的鸿沟，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学术对话。比如，在考察中国的古代生物学与中国传统艺术史的互动关系时，他参考欧洲学者的着眼点和分析方法，考察了绘画与谱录乃至植物学的关系。在研究宋代植物谱录的同时，他平行地关注到当时埃及、西亚以及欧洲等动植物学发展的历史。比如，书中注意到中唐时期（776—835 年）的中国长安迎来了“牡丹热”，在约 1637 年，欧洲荷兰迎来了“郁金香热”。他发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绘画中，以插于瓶中的花卉植物为题材的作品颇多，画中经常搭配中国瓷器，还有仿制中国瓷器的花瓶。在此之前的欧洲静物画中似乎未见花枝插于瓶子。花瓶似乎是从中国传播至日本、欧洲等地区。这样就将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史纳入到全球体系当中。

最典型的要数书中对茶书的研究。中国汉代兴起的饮茶习惯，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的兴起而被发扬光大。于是有世界上最早的茶书——陆羽《茶经》的出现，并且传到了日本，形成了研究《茶经》的学术传统。日本对《茶经》的研究和翻译颇多。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影响，约南宋嘉定七年（1214 年），日本僧人荣西用中文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这也是外国人在宋朝时期撰写的唯一谱录。此后日本学者对中国茶书，特别是《茶经》的研究和著述不断。在久保的书中就引述或参考了诸冈存、青木正儿和中村乔父子、布目潮沨、高桥忠彦、岩间真知子、水野正明等多人的研究成果。有些研究成果，比如关于陆羽生平事迹的钩沉，就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就本书主题宋代植物谱录而言，久保译介了日本学者中田勇次、冈大路等人的相关评论，并成为他研究的立论基础。书中还大量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而来自于中国古籍，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所收藏的以植物为主题的美术作品的插入，也为本书增色不少。广收博采，兼容并蓄，使本书成为一本学兼东西的中国植物学史著作。

久保辉幸现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兼任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日本传统园艺研究会评议员、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野田尚史教授主持“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ための言語と教育の研究(为沟通交流的语言与教育研究)”高级日语教材编委成员。他关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植物要素，涉及医学、农学、图书版本等广泛领域，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增进中外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上植物谱录的理解，及其国内外对于植物谱录的研究动态的了解，而我们也期待本书的出版之后久保和学界同仁有更多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植物谱录的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