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的话说的似乎很中肯，也似乎很讲道理。我有理由相信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大多数科技官员的观点。

在李宁看来，参加国家科研立项的这些“科学家”们水平都不如“领导”，都不是“高屋建瓴”的站在国家的层面上考虑问题，都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主义的立场上强调自己领域的重要性，要为自己的研究争取经费。

李宁的话初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我也相信他说的可能就是现实。可是你再往深处去想这个问题，就会觉得这里面反应出来的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不是别的，正是饶毅和施一公提出讨论的体制和文化的问题。最终，还是人的问题。

首先是领导的问题，是谁是领导，谁来把握和主导一个国家的科研方向的问题。我们都会同意李宁的说法，这个领导必须是一个宏观把握、高屋建瓴的人。但是谁才能做到宏观把握、高屋建瓴，做一个正确的领导？这个领导是内行还是外行？是科学家还是科研管理人员？是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内行领导外行？对能源、环境、人类的健康、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和信仰的建立、各种关系间的平衡等这些重大问题，到底谁的头脑更清楚，谁更了解，更有权力说话？

答案是这个领导必须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科学“大家”。一个不懂科学的人怎么来领导和管理科学？一个领导的水平体现在他对人的选择和运用，对问题的判断和指导。如果他不懂科学，不是一个科学大家，怎么能对科学家做出选择，对科学家不同的意见进行判断？如果他选择来的一些“专家”都和他关心的不是一个问题，都是一些小心眼的、本位主义的、只知道为自己争得研究经费的“专家”，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这个领导是不是懂科学家、懂科学，是不是有鉴定和判断能力，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领导，是不是一个有水平的领导了。

领导问题，是领导人的素质、文化修养、胸怀、和专业水平问题。领导是从不同人的观点里看的比别人广、远、和高的人。领导的水平高了、广了，“领”的公平，“导”的正确，我们的路就比较好走了。

那么好的领导从哪里来，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就牵涉到体制和文化的问题了。就是一个决定领导的体制，同时也是一个领导人自身的文化修养的问题了。

其次是李宁所描述的“专家”的问题，是我们的“科技官员”们费尽力气去“网罗”来的、参加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这些“专家”是不是优秀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家的问题。

李宁给我们描绘的那些“专家”很难符合我们常识的 “科学家”概念。这些“专家”都是一些小心眼的，只知道“忽悠”钱的人。如果真是在科学领域里成了“家”的“科学家”怎么会不是高屋建瓴的人才？怎么会不具有“领导”和“领袖”的高度和眼光？怎么会比不搞科学的外行更懂得哪样的科研题目对国家和人类更有利？你能说钱学森不是高屋建瓴的科学家吗？

是我们国家没有高水平的科学家？还是我们的科技官员选择人才的系统有问题，没有把真正有水平的科学家找来？这里面是不是反应了我们科研管理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这些参加国家重大专项立项的“专家”是真正的科学家还是只会钻营关系和忽悠的“专家”？我们国家的科技官员是否有鉴定专家的水平？我们的专家评价系统是不是科学的？我们怎么才能保证一个决策的团队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团队？没有这样一个选择专家的体系和文化，所谓的“立项”会议只能是一个“分钱”的会议。

如果不是选择体系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家”本身的问题了，就是科学家自身的素质、修养和水平的问题了，也就是文化的问题了。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科研文化，才能培养出热爱科学、胸怀宽阔、不急功近利、不作假忽悠、不沽名钓誉、不钻营关系、潜心静心的钻研科学的科学家？当我们每天围着指标、业绩、关系、权力、金钱转的时候，当我们每天想着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考虑科学？

说到底，是人，文化，体制的问题。文化派生和孕育体制，体制选择和管理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也狼狈为奸。文化和体制又都是人造出来的，人的素质决定了文化和体制，体制和文化也反过来影响人的素质。好的科研文化环境孕育好的科学家，好的科学家选择和监督好的领导，好的领导和好的科学家一起制定好的科研管理体系。

李宁所描述的情况正是验证了饶毅和施一公所说的领导和专家的评选体制问题，科学家和科学界的文化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