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历日有王年、月份、月相和日名干支的四个要素，如免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 月相词有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含义不明。西周铜器铭文中有这样的历日约70个；年、月份和日干支的历日有20个，月份、月相和日名干支的历日则是数以百计。有近十件铜器有多个三要素的历日，具有特别的价值。

现代天文推算可以排出月朔表，而干支纪日似乎没有间断。将这些历日排入月朔表，需要对铜器断代并确定诸王元年。相关工作称为编排金文历谱。依拙谱，免簋“十又九祀正月既生霸庚戌”可入穆王世，BC954.1.3 三日，想来就是岁首(朏)。 

幽王末年BC771为学界共识,而武王克商年有BC1127~BC1018、西周积年有357~248 间44种说法。刘次沅先生说，“金文历谱无疑应该算是中国先秦史令人心动的一个千年疑案。……笔者以为它‘令人心动’，是因为对于多数历史疑案，我们手中信息不足，只能仰赖新证据的出现；而金文历谱，却是我们手上的一团乱麻，信息不少，却似乎永远无法理清”。

刘次沅. 从天再旦到武王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6. P7 

事情当然复杂，原因很多。《史记》所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与“立五十五年崩”肯定有些疑问，但“厉王在位37年被逐、共和14年后其子宣王即位，在位46崩”可信么？两代97年，比可信记录乾隆60年与嘉庆25年多12年。断代工程、张闻玉先生都沿用了这四个王年。此外，近来从海外购回的青铜器，有没有清末民初的仿古铜器呢？且不说近来的作伪。

另一个问题是，月相词有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其含义至今仍众说纷纭。张闻玉先生主张初吉和既死霸都是朔即初一、既生霸为十五、既望为十六，也是有趣。如此设定，铜器历日当然难以排入月朔表。张先生对“特殊条例”修改历日。如五祀卫鼎“正月初吉庚戌”改为 “庚寅”，师(方史)簋“元年正月既生霸甲寅”改为“壬寅”，克盨“庚寅”改为“戊寅”，而走簋等三器“庚寅”改为“丙寅”；曶鼎“乙亥”改为“辛亥”，等等；还说古人将乙亥、丙寅等写成丁亥、庚寅，因为后者是好日子。

改𤼈盨、卫盉的“既生霸”为“既死霸”以排入月朔表；不过，既然说“既死霸”与“初吉”都是朔，为什么古人要写成“既生霸”而不直接写为“初吉”，这样不是更好听吗？此外，既然说“庚寅”是好日子，五祀卫鼎为什么不用而要用“庚戌”？

为了著书立说，张闻玉先生就能说“古人乱写历日”吗？如此还能研究历法？确定的西周王年还能可信？

张闻玉，桂珍明. 新见十九祀免簋历日与王年考. 贵州文史丛刊，2024, (2):1-9

张先生认为十五日为既生霸，十六日为既望；说“月相在天，有目共睹。肉眼观察也不会把十五说成十六，更不会说成十七”，实在是过于自信。

现在的月朔表使用北京时间。朔在初一却有早晚，0时5分与23时55分，实际相差一日；而23时55分与0时5分的朔，时间相近干支却相差一日。朔望月只是平均29.5306 天，最长达29天19小时而最短仅29天6小时，故而望的日期变化很大，最早十四日，而晚至十七日；当然十六、十五日为望的几率较高。满月是极值状态，月相变化较慢，肉眼观察月亮想来难以区分十五或十六日。

农历或者说夏历，每年都有两月连大和两月连小，三个月连大常见，而四个月连大和三个月连小也是有的。西周采用干支纪日而不是序数，或许与不能准确判断月首有关。为了对历日有一个大致印象，引入既望十四~十九日、前后为既生霸和既死霸，即依月相上升、持平、下降分为三段；初吉就是吉日，可以是新月之朏、月半之望、四时八节以及丁亥等特别日期。 

不必参考传世文献的记载，利用铜器历日可排出昭王至幽王的元年。昭王元年BC994、宣王元年BC826和幽王元年BC781,分别与刘次沅先生、张培瑜先生以及《史记》的主张相同。《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凶。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稚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BC976.5.31荆楚地区有日全食，即天大曀(阴天)，刘先生主张该年为十九年，但笔者觉得未必是昭王末年。

幽王末年BC771为学界共识,金文历谱确定共王元年BC938；《古本竹书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受命至穆王百年”可以确定武王克商BC1027,受命元年BC1038,与《史记》受命十二年克商构成闭环。铜器确定穆王元年BC972，穆王世34年可以解读为“穆王即位二十足岁而年五十五崩”，即《史记》传抄有讹误。上述六个节点想来可靠，而康王元年和夷王元年的证据尚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