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朱凤瀚先生介绍香港私人所藏青铜器[1]，因铭文“觉公作妻姚 / 簋，遘于王命 / 唐伯侯于晋， / 唯王廿又八祀”而得到学界特别的重视，或许有十位以上专家发表过意见，多人指出铜器的形制以及铭文之特别：觉公为何人，公为何意，为妻作器与“王命唐伯侯于晋”何关，“王廿又八祀”是成王还是康王，等等。目前仅见林沄先生的直接质疑[2]，也仅见王恩田先生的回应——边远小国技艺稍欠[3]。

觉公簋口径18、底径13.6、高12、两耳相距21.6 cm[1]，适用尺长22.5 cm：口径八寸整、底径六寸过1.0 mm，通高不整。基于文[4]照片测算，两耳相距似应为23.6 cm 即一尺零半寸，其他部位不再细说。该器现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列于文[5]上册No.69，似乎应该请博物馆公布测绘数据。假如真是适用尺长22.5 cm，而不是周尺21.5 cm，则如林沄先生所说“觉公簋很可能是伪造”。

[1] 朱凤瀚. 觉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 2007,(3):64-69

[2] 林沄. 觉公簋质疑及其他. 2008.1.29  http://fdgwz.org.cn/Web/Show/328

[3] 王恩田. 觉公簋不伪. 2015.3.7　http://fdgwz.org.cn/Web/Show/2461

[4] 黄一. 觉公簋、晋侯尊与唐都地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1):50-57

[5] 朱凤瀚主编.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西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依据原香港私人所藏觉公簋的铭文，许多专家研究晋国历史、修改西周王年，如朱凤瀚先生认为成王在位不少于28年[6]，陈久金先生将断代工程的成王22年、康王25年调整为成王32年、康王15年，但如后所述康赢鼎和小盂鼎均需修改干支才能入谱[7]。文[6]还依据私人所藏 “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畯簋铭文(未见图像和尺寸)，认为懿王世一定在十年以上；不过，文[8,9]质疑畯簋为真。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己卯”倗叔壶也受到质疑[10]。

[6] 朱凤瀚. 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6):11-24

[7] 陈久金. 对西周诸王的最终修正意见.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7, (1):9-23

[8] 王沛姬. 畯簋铭文析疑. 中国考古网．2015.10.23

http://www.kaogu.cn/cn/xueshuyanjiu/yanjiuxinlun/qita/2015/1023/51807.html

[9] 王沛姬. 新出三件两周具铭铜器商榷. 三代考古, 2015,(0):460-469

[10] 陈小三. 试论倗叔壶和作册吴盉.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3):60-68

2    朱凤瀚先生考虑新见青铜器后确定：穆王世55年、共王世35年、懿王世20年、孝王世3年[6]。这意味着，孝王在父亲为王55年过世再55年之后为王3年。所说穆共两世已达90年，而父子两代的可信记录是清乾隆60年和嘉庆25年共85年，其次是厉王37年(?)和宣王46年共83年；至于清康熙61年和雍正13年、周平王51年和桓王23年，两代只有74年。请注意，清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十三子，而周共王很可能是穆王的长子呢。马承源先生没有采信《史记》的穆王立55年崩，依据金文确定穆共懿三代为45、27、17年，其后孝王世26年——孝王在父亲在位45年过世之后的70年过世。该为如此特别的数字提供些其他佐证才能让人信服。

3    笔者编排金文历谱确定西周昭王～幽王年代，穆王世为BC972~BC939；古本《竹书纪年》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及“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后者作为西周总历年，意味着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27年，为陈梦家先生和刘雨先生采信。前者过去似乎都计算至穆王即位而不能符合。不过，依笔者所定穆王末年，则前一百年的受命元年为BC1038，克商BC1027 为十二年，与《史记·周本纪》协调：“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文王至穆王计六代有一百年。克商在受命十二年，穆王34年、昭王22年，如此成康两代有30年左右，与断代工程报告《简本》共懿孝夷的四王三代总计45年相当。因《史记》有武王过世时“成王年幼”的记载，需要略作解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文王过世想来在六十五岁以上，武王有一兄八弟，故而武王过世年近五十总是有的，其时成王二十五岁是可能的，只是被认为“政治上年幼”而有周公摄政7年。若成王在位15年，则过世时太子钊即康王有二十岁，在位15年；其后昭王十六岁左右即位而有“王道微缺”，在位22年——南巡不返、卒于江上。穆王即位或为二十岁而非《史记》所说“春秋已五十矣”，在位34年，即并非立五十五年、却是年五十五而崩。

以上估算表明BC1027 克商是可能的，并没有“难以解释”的重大缺陷。

4    断代工程金文历谱负责者陈久金先生对《简本》相关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终稿[7]关于成王世的材料如下。员方鼎没有年代，“廿又八祀”觉公簋或伪器；而“廿又三(?)年四月既望已酉”康嬴鼎和“廿又五祀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小盂鼎，改动干支后排谱似有欠妥。此外，所列成王七年的信息，《召诰》两条意味着建子(原文未明确为七年)，二月朔甲戌(11)、三月朔甲辰(41)，十二月朔应在己巳(6)，要为己亥(36)以合《洛诰》，意味着年中置闰，但西周初期想来不会如此。 

[7] 陈久金. 对西周诸王的最终修正意见.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7, (1):9-23

[11] 王世民, 陈公柔，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99.

康嬴鼎是“早期后段、康王前后”[11]，文[6] 将其排入共王世，皆为廿又二年；依笔者历谱，穆王二十二年(BC951)正月朔与冬至同日，四月朔己丑(26)，已酉(46)二十一日可为既望(因大小月设置或有一两天偏差)。小盂鼎器已不存而铭文拓本稍欠清晰，断为康王器[11]，但也可排入穆王二十五年(BC948)，建丑，八月朔己巳(6)，既望甲申(21)十六日。

穆王二十四~三十年原排五件铜器，均为建丑或冬至同日之建子。现在两件既望的日期能够以类似建正排入，想来并非巧合：通常认为既望可以有十五~二十的六日变动，占比60个干支的1/10；倘若随意写出两个既望日期，排入建正确定的年代只有1/100概率。又，(录见)簋“廿又四年正月既望庚寅”入穆王世，庚寅十六日；而文[7]将正月改为九月方能入谱。

《史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但目前尚没有青铜器铭文的直接证据。现在所见《史记》中数字，或许并不完全准确。

5    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具体而明确；平王东迁为BC770，故而确定克商为BC1027。又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基于铜器铭文确定的共王元年而得穆王末年为BC939，百年前受命元年为BC1038，受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55)为七日，克商为受命十二年即BC1027，正月朔在冬至前一日，二月甲子(1)为十三日。年代构成闭环固然可能是巧合，但总应该略作探究。

何尊“王五祀四月丙戌”可合BC1022，正月朔在冬至后四日，建丑，四月丙戌(23)六日。《洛诰》“戊辰(5)，十又二月，隹七年”可合BC1020，建子，十二月朔丙寅(3)，戊辰(5)为胐日；此前所述“周公拜手稽首曰：… 予惟乙卯(52)，朝至于洛师”，非十二月之事。又，该年底置闰，次年正月朔在冬至后一日，即建丑。

《召诰》未见王年，日期可合BC1021即六年，建子，二月朔丁丑(14), 乙末(32)十九日，三月朔丙午(43)，所称既望和胐皆历先天一、两日。又，十四日至十九日称粤六日。员方鼎“正月既望癸酉(10)”并无年代，可合BC1023 和BC1012，依序为四年、十五年，皆建丑，正月朔分别为戊午(55)、乙卯(52), 而癸酉(10)为十六日、十九日。员方鼎也可排入康王四年而建子。如此西周早期建子或正月朔靠近冬至的建丑。

依着何尊和《洛诰》，成王元年似可为BC1026，武王崩于克商当年而没有建元，如《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倘若如断代工程所定武王崩于克商后四年，武王年近五十而成王年二十五，则成王可在“政治上成熟”，周公摄政的可能性或许不大。又，过去有武王在位四年说，这可以理解为受命九年至十二年，参见《史记·周本纪》。

上述日期、月相以及《逸周书》的可信性都有讨论，但克商之年为BC1027 年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又，断代工程确定的武王克商在BC1050~BC1020, 有BC1046、BC1044 和BC1027 三个选项，前两个均依据天象，但最终选择BC1046，而相关计算仍有许多讨论。

6　我将贴出“西周王年和金文历谱的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