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学历（学习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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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科学网上的博友，经常有人晒晒自己的这个、那个的。受此启发，本人亦不揣浅薄，晒晒自己的学历，也可以叫做我的学习历程。

      我出身贫农家庭。父亲小时候，靠着我曾祖父的威望（远近闻名的木匠，常被有钱人请去打造家具，且秉性刚直，又有一帮出师和未出师的徒弟，常出面调停地主与佃户及其他人之间的纠纷，受人敬畏），被特允与一帮地主子弟一起，在私塾里读了几年四书五经（应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在广大农村尚无新式学堂），被认为是“有学问”的人。我受父亲爱看书（除了《四书五经》，就是《三侠剑》、《包公案》等一类剑侠公案小说）的影响，并受到同院一个很喜欢我、很有学问名叫张孝元的地主老头（他处世开明，不欺负穷人，其唯一的一个儿子，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抗日英雄、烈士。故他在解放后从未挨过批斗）的鼓励，自幼好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各科成绩（包括数理化）平均在90分以上。1964年高中毕业时，我之所以报考人大哲学系，就是因为当时哲学系招生要加试数学，入学后仍要学习数理化，这使一些数理化成绩较差而只偏重文科的考生望而生畏，不敢报考，我则想发挥我的优势，占点便宜。高考后，我以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录取，并且是当年全市唯一考入人大的考生。我的设计成功了。

      在大学一、二年级时，余仍旧成绩优异，因在一年级下学期破天荒地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引起轰动，一举成名，成为全校闻名的“高才生”。毕业后获学士证书。

离开大学后，自感学识不够，渴望有机会继续学习。

           1978年，我曾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古汉语考试成绩获97.5分（当时实行的百分制），但外语成绩较差。按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的硬性规定，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其外语成绩必须达到50分以上，叫做“宁缺毋滥”。我的一位老师，著名学者孙长江先生，是任继愈先生好友，曾登门面见任先生，希望他能通融一下，将我收入门下。但任先生办事认真，碍于上面的规定，未能玉成，我也因此遗憾地失去了到中国社科院学习深造的机会。

     好在领导对我寄予希望，一直注意对我的培养，使我受益良多。

         1974——1975，在四川省委党校进修，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80、9——1981、7，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进修，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业考试哲学科目获第一名。

         1983下半年，在四川省委第二党校参加法律培训班学习，主修法学原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84年9月——1986年7月，在北师大哲学系助教研修班学习，攻读哲学研究生课程。课程有：马恩列毛哲学著作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专题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逻辑、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重点是黑格尔《小逻辑》），科学方法论及算法语言（计算机）。由于余学习认真刻苦，并写了几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各学科成绩除算法语言只考了74分以外，其余皆是优秀或90分以上。获硕士研究生结业证书，按教育部规定，享受硕士研究生资格待遇。

     当时给研修班上课的老师中，有一位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周桂钿（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是北师大哲学系中哲史教研室副教授。曾任北师大哲学系主任，现为国际知名学者，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在台上讲课，我认真听课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为他擦黑板，端茶倒水；课后，他请我吃饭。一时传为笑谈、佳话。

     此外，本人现有私人藏书近万册。主要是文史哲，也有一些闲书、杂书、奇书、禁书。其中有的仔细研读过，有的只是一般浏览过，也有的买来后放在书架上被“凉拌”了。我还是没做到读书“破”万卷，所以下笔也没有神。不过读书是我此生最大的爱好和乐趣，今后还当继续努力读书学习。一息尚存，读书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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