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从官僚政治的角度观察了中华传统社会，看到了这个政治制度的不治之症。事实上，自清末民初起，就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引发了国人的深思。其中一些人以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社会对比，得出了中国社会落后源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结论。在主流学界观点看来，市场经济是最优越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是150年前我们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从这个观点看，连鸦片战争都有理由为大英帝国辩护。《历史教学》2003年12期发表张宏伟、蔡中坚的论文《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性质》，更有人在天涯论坛上发文，称鸦片战争被“误读”，“其实质是反垄断和贸易自由”。（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历史教学》的读者群是中学教师，市场经济的神圣地位就通过这样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头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了学界深信不疑的济世良方，整整30年间，甚至直到现在，市场经济仍是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西方相关理论是各项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中国真的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吗？传统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萌芽于何时？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真能解释近代中国史吗？成了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市场经济真的就是济世良方吗？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真的就反映了经济现实吗？

我们还需从这个视角，进一步观察中华文明。

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谯周《古史考》、先秦史官《世本》）。对神农时期的集市贸易，《周易•系辞下》描述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注意“天下之民”、“天下之货”可见其规模之大。

《尚书•酒诰》载：“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殷人靠长途贸易为业，养家糊口。可见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有了市场经济，以至于“商”这个部落名称，在汉语里成了business的称谓。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货币，最早被用作货币的，是贝壳。这在汉字上留下的深刻的印迹，货、贷、费、贸、资、赀、财、购、贿、赂、贪、赊、赈、買、賣、赏、贱、账、贩、赚、赢、贫、贵等与货币相关的字，均从“贝”。到商代，青铜工业发展起来，就出现了铜仿贝。“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钱穆《国史大纲》第一编上古文化三代之部）《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栗”，而武王克商后，则“发鹿台之钱，散鉅桥之粟。”（《逸周书·克殷解》）可见此时货币已经与粮食一道，成为国家政权聚散的对象。

周王朝都城的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考工记•匠人》），即左为祖庙，右为社禝，前面是国王居住、办公的“朝”，后面则是市场。可见“市”为国都中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

“市”的功能是：“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大市，日仄而市，百族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周礼·地官·司市》）

除了都城，王畿内的道路上也设有市，“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官•遗人》）。可见道路上每50里设一市，市里还有存积物资的“候馆”。

各诸侯国，无论是“百乘之国”、“千乘之国”还是“万乘之国”，均“中而立市”。（《管子•揆度篇》）可见各诸侯国首府，都设立有市场。

至于地方上，“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管子•乘马篇》）可见当时地方上的最小单位是“暴”，方六里，五暴成一“部”，五部成一“聚”，五聚成一“乡”，而市设在聚这一级，故每乡有五个市。

甚至周代的井田制也与市有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市井”一词即来自“因井田以为市”，即农村的集市。

考古发现，商周手工业高度发达，这要求商业相应的发达。史籍中记载的，市场的广泛分布，旁证了这一点。《史记•苏秦列传》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货殖列传》载：“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表明当时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为2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6节末尾的注250中，引证《评论家季刊》说：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周代的资金利润率一般能达到20%，可见当时的资本是“活跃”的。富商大贾的涌现和他们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旁证了这一点。资本的“活跃”甚至感染了以“止谤”而着称于史的周厉王。他对主张“专利”的荣夷公十分欣赏，大夫芮良夫谏曰：

“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国语·周语》）。

芮良夫指出：“专利”即垄断一切有利可图的百物间的交换。“专利”势必导致“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匹夫专利”，会被人们视为盗贼，如果“王而行之”，则“周必败”。

厉王不听芮良夫之劝，用荣夷公之策，其结果“王流于彘”，厉王被国人驱逐。

春秋时期，重商主义曾广泛存在，如齐国的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之分，指出其各有功用，尚无“重”、“抑”之分，并建立商业区供商人经营“处商就市井”，且令“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

郑国的子产与商人达成协议：“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转•鲁昭公十六年》）

卫国的卫文侯以“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的政策，追求复兴。

晋国大夫魏绛，在劝晋侯和戎狄时，论据之一是：“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可见与戎狄的贸易在晋国分量之重。

《诗经•氓》讲述一个男子向女子求婚的故事，其开首第一句却是“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男子托交易的名义接近女子，可见交易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可用于掩护其它行为。

《国语·齐语》描述了当时商人们的经营：“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商业交换活动的发展水平，已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足以总结出相应的经营理论。越国的计然就总结出：

“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在计然的理论里，已隐然将“以钱生钱”作为经营的核心目标，所以中心不是积累货物，而是判断货物是否已达“贵极”、“贱极”的程度，据此作出吞、吐决策。而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则应追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在不断的周转中，寻求货币的增殖。范蠡就是用“计然之计”，囤积居奇，而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

《管子•揆度篇》则讨论了市场规模与商业计划的时空范围间的关系：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估计）五十里。一日定虑（计划），二日定载，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

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

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

百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5日内，距离在50里内；千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10日内，距离在50里外；万乘之国的市场，计划的时间在20日内，距离在500里内。

而现实中，许多政治性都邑因商业的发达而繁荣起来。战国时期，临淄、邯郸、阳翟、洛阳、郢、大梁等诸侯国的都邑，都发展成了大的商业城市。苏秦描述临淄道：

“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

可见其繁华。而位于今菏泽定陶县的古陶邑，则因居于济水南岸，邗沟、鸿沟、菏水等运河的开凿，使之“居天下之中”，因而发展成一个纯经济性的城市，大商人子贡、范蠡先后在这里大展身手，成为天下巨富。

春秋战国时，跨国贸易已经出现，其基础当然是中原各国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正如张仪对魏王所云：“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从郑至梁（大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战国策•魏策一》）

国际贸易导致天下物资周流，“四海之内若一家”，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管子•小匡》载：商人“服牛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

《荀子•王制篇》载：“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天下”观念日渐普及，而“国”则日渐成为一个有限的行政单元。另一方面，产生出一批富甲王侯的富商大贾。如范蠡辞去越国官职后，下海经商，很快暴富，被称为商圣。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贡，是个投机商人“臆则屡中”，“家累千金”，（《论语·先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所至，诸侯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当时鲁国大夫叔孙武叔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

这些富商大贾甚至间或参与国际政治行动。如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郑商人弦高去周经商，在滑国遇袭郑的秦师。遂以郑国使者名义，送4张熟牛皮、12头牛犒秦师，使秦军误以为军情泄露而归。（《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春秋中期，晋大夫荀罃成为楚国的俘虏，囚于邲。一位郑国的贾人曾企图把荀罃密置在货车中救出，但因“未行，而楚人归之”失败。事后荀罃“善视”这为贾人，他不敢居功，去了齐国。（《左传•成公三年》）

到了战国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开始被注意到。战国魏文侯时的李悝指出“农伤则国贫”，所以必须“尽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对于手工业，他认为“雕文刻镂，害农之事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在那个年代，“雕文刻镂”、“锦绣纂组”是精英集团的奢侈性消费，有害于国力的积累。抑制奢侈性的手工业，也就抑制了基于其上的商业。李悝重农抑商政策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可见重农抑商是当时统治集团探索出的成功经验。

事实上，精英集团奢侈性消费为当时诸多学派所关注。墨子就强烈主张“崇俭”、“节用”、“节葬”、“非乐”，既反对“奢侈之君”，也反对“淫僻之民”。墨子称：.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第二十一》）

主张工商业以“足以奉给民用”为限。他认为：

“王公大人们的奢侈浪费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极大的；这些人力、物力可用于奢侈品的生产，也可用于民生必须品的生产；如果转用于后者，就可以使社会财富成倍增长。”（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卷》）

许行的农家向往原始共产社会，主张精英集团“与民并耕而食”，尤其厌恶商业欺诈：“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即使主张发展工商业的东国法家，也意识到工商业过度发展的隐患：“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结果“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国贫而用不足。”（《管子•权修》《管子•七法》）他们观察到，精英集团奢侈性消费是百姓饥寒之源：“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管子•重令第十五》）其后果危及社会安定：“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观第十三》）

到商鞅在秦国变法，目的在强国。在他看来，农、战乃强国之本，所以需杜绝一切农、战之外获得名利的途径，为此他提出了“能事本者禁末富。”（《商君书•壹言》）的主张，这就是“利出一空”。商鞅是最先提出“本”、“末”概念的人，开启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的先河。但在实践中，秦并未堵塞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史记•货值列传》记载的大工商业主中，生活在秦时的就有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但秦的速亡又使重商主义再次盛行。

赵靖指出：“西汉前期虽然在理论上强调‘重本抑末’，而实际上除了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外，没有采取更重要的具体行动”（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到孝惠、吕后时就“弛商贾之律”，直到汉武帝之前，奉行黄老之术的朝廷，准许私人经营冶铁、制盐、甚至铸钱等利润巨厚的工商业。“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富豪迅速膨胀，到了西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贷，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富豪甚至到了可以“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的地步。南阳樊重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 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水经注·比水注》）而这一切建立在他“世善农稼，好货殖”，“广开田土300余顷”，大肆兼并土地的基础上（《后汉书·樊宏传》）。

到汉哀帝时，豪强膨胀，土地高度集中，百姓生存极度艰难。谏大夫鲍宣痛陈民有七亡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汉书 鲍宣传》）

东汉政权建立在一大批豪强支持的基础上。豪强势力的发展更无障碍，如前述南阳豪强樊重就是光武帝刘秀的外公。后来投奔刘备的糜竺，其家族就是大商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鉅亿”（《三国志·麋竺传》）。

两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使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及其上的大都市迅速发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盐铁论•力耕》）。自秦以来，交通网高速发展，除了联系咸阳与北部边界，主要用于国防的秦直道外，向西北开通了从长安直到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接通西域的三千里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开通了褒斜道、西南夷道，形成了从长安到云南的南方丝绸之路。在水路方面，通过开凿漕渠，整治黄河、渭水，保障了长安水运，到汉武帝元年，关东漕运粮达400万石。灵渠的开通则联通了中原与岭南地区。更重要的是，“车同轨、书同文”大大方便了远距离贸易，使商业兴盛起来，“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史记•货殖列传》）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网络的兴盛。秦汉时期的大都市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均为大型工商业重镇。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中的商业性都市还有：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郑之阳翟；楚之宛邱；杨、平阳、陶、江陵、寿春、合肥、番禺等，“皆为天下名都”，已然形成了分布全国的商业城市网。

《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

以时人笔下的长安为例：“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三辅黄图》卷二）。“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班固《两都赋》）。

除了这正规的“九市”之外，长安还有“会市”“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八，引《三辅黄图》）这显然是大型的集贸市场。

对长安市场规模之巨大，市场交易之繁忙，市民之富庶，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

其他都市亦有类似记载，不赘。但关于洛阳的一则记载值得注意：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潜夫论·贵忠篇》见《后汉书·王符传》）。

“末业”即工商业，工商业者十倍于农夫，在大城市里可以理解。但虚伪游手十倍于工商业者，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意味着社会上已经存在大量的无业游民。这两个十倍，意味者一个农夫要为10个事“末业”者和100个“虚伪游手”提供衣食之资。更危险的是，不仅洛阳是这样，“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样的态势，何以为继？

按王符的描述，城市人口占到99%以上，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一些证据表明，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远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农耕文明的想象。

汉宣帝临死之年，一个问题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

两千多年后，何兹全回答道：

“其咎安在？其咎在于富商豪强的土地兼并。宣帝晚年的情况，更鲜明的显示汉代社会出现危急的原因是交换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租赋徭投的征收。”（何兹全《中国古代史》）

继承宣帝的是元帝，元帝名臣贡禹上疏论“末利深而惑于钱”之害时，指出“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贡禹传》），即农业人口不足50%。

其他人则描述了当时人民流亡的情景:

贾捐之：“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汉书•贾捐之传》）。

鲍宣：“流民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宣传》）。

汉成帝：“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

据此，何兹全认为：

“贾捐之、鲍宣和成帝的话，反映西汉后期，城邑是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邑人口和农村人口对比，不会像王符所说到一百比一，也或者不会是一半一半，但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大约是会有的。”

“汉代临淄十万户，一户以五口计，已是五十万人口。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全国城市的人口总数，一定很多。”

“汉代大量人口是居于城邑的，说百分之三十、四十居于城邑，大约是不为过的。”（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

这样的城镇化率，意味这什么？与之对比，1996年中国城镇人口才占到总人口的30.48%，2003年才占到40.53%，2010年才达到49.99%！（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而那个年代的产业结构，根本不足以吸纳如此之多的非农劳力，所以，王符对“虚伪游手”之庞大忧心忡忡。

与“虚伪游手”暴增并行的，是富商巨贾的暴发。朱伯康统计《史记•货殖列传》、《前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发现“秦汉时期‘富拟王侯’见于正史的商人有30多人，他们的资产在数千万以上，其他财富不到此数的富商大贾更多”（朱伯康等 《中国经济通史•上》）。“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力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者，不可胜数”（《史记•货值列传》）

正是这些“倾郡”、“倾县”、“倾乡”者的崛起，导致大批弱小宗族衰败、瓦解，向社会抛出大量“脱序人”，“脱序人”的大量出现，导致雇佣劳动盛行。战国到两汉，“庸耕”、“庸作”、“赁作”、“卖庸”、“客庸”、“庸以自给”之类记载充斥史籍，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充当雇佣劳动者的经历，如陈涉、栾布、匡衡、倪宽、公沙穆、卫飒等等。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的出现，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条件。流入城市的“脱序人”，少数在“末业”中找到生存空间，而多数则成为“虚伪游手”，那些没能流入城市者，则在山野草莱间，为“绿林”、“赤眉”、“铜马”、“黄巾”积累后备兵员。

更为严重的是，富商巨贾与皇家、官场关系密切。如广开铜矿，操铸钱业而富甲天下的邓通，就是汉文帝宠臣，又如吴王刘濞专山泽之饶，以成私威，最后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前汉书·食货志》）

钱穆注意到：

“当时商贾经营事业，【据史记货殖传所载。】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详第五章】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钱穆 《国史大纲》第三编 秦汉之部）

这显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则需要巨量的自然资源，二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自然资源来自“山泽禁地之解放”（可见所谓“土地流转”之类问题，早在汉代就以别样形态出现过）；而劳动力只能在农民破产的基础上获得其来源（史学界曾长期争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它在何时结束。汉代大规模存在奴隶的事实，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

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教训了当权者。早在文帝时，贾谊就主张“禁铜布”，即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材料以垄断铸造权。文帝时的晁错则指出：商人“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其财富导致了巨大的政治势力：“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政、经优势使之成为土地兼并的主角“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前汉书·食货志》）汉武帝时“天下奢摩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东方朔甚至指着皇帝的鼻子谴责道：“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前汉书•东方朔传》）

为了长治久安，当局不得不再次限制市场经济。汉武帝启用桑弘羊实施管制经济。但“事实证明，汉王朝虽多次严申抑商法令，而终汉之世，商贾势力不是越来越衰弱，而是越来越强大”（朱伯康等 《中国经济通史•上》）。到西汉末期，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隶，商人资本操纵社会经济，导致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到西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这显然是缓解社会矛盾，挽救王朝的必要措施。但产官学一体化的豪强集团不可能接受这个损及其私利的改革。这个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改革失败使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失去威望，导致了王莽代汉。

王莽的改制，则集中在土地问题、奴隶问题和货币问题上,然而，豪强之弊已入膏肓，西汉王朝只能覆灭。而依赖豪强势力重建的东汉政权，更不可能根治此弊。结果，两汉均被流民起义动摇国本，随后被自己养大的豪强们取代。

这一历史过程的带给人们的教训极为深刻。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始，天下大乱，中央政权衰败，外戚、宦官、军阀、豪强轮番登台，中原衰落导致外族入侵，史称“五胡乱华”。等到589年随灭陈，再次完成统一，整整用了405年！

这一过程中，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商业都市，如洛阳、长安、徐州、荆州、寿春、一个个凋敝；广大国土上则是一片凄凉，曹操看到的是：“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曹魏司空陈群称：“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杜恕、蒋济亦有同样判断。

钱穆据史料汇总，称蜀亡时有94万人，吴亡时有230万人、魏平蜀时有443.3万人。三国合计767.3万人（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编）与之对比，汉平帝二年官方统计数据为5,959.5万人，汉桓帝永寿二年为5,648万人。经过汉末、三国的战乱，人口下降超过85%。而幸存的农民，则从两汉时的编户齐民，沦落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钱穆《国史大纲》第四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市场经济大发展，得到了这样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