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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四
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这让“自由资本主义”高度亢奋,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演化史的终点。“市场经济导向”凝结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各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大力推行。以贸易自由为诉求的“关贸总协定”进化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力图挤进这个组织,为此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底层国民的生计。
2008年3月,号称“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传出遇见流动性危机的信息。结果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危机证实,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社会机制。人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应走向何方?
观察各方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可以识别出三个主要的倾向。
在学术界里,占主流的倾向仍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讨和教学以它的话语体系进行,各经济主管部门用它的统计指标体系管理经济,各国际经济组织更是它的积极推行者。
然而,这一切并非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货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赚钱(学术化的术语是“利润极大化”)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的动力。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货币理论中,将货币定义为“交换媒介”,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以描述货币发行量、物价和真实财富间的关系。
然而在每一次交易中,“利润极大化”机制都将一部分购买商品的货币变为利润,并加入到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中。这种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在货币发行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今,货币发行总量中,试图“以钱生钱”的部分已经占到了绝大多数。于是统计数据与费雪公式发生了极为显著的背离。(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09年11月5日A3版)“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不去分析“交易媒介”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反而制造出“货币的迷失”这个不知所云伪问题,进而陷入了寻找“货币需求函的稳定性”的死胡同。这样弱智的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世,也只能仰仗“信仰”了。
“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必然是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指数增长,使购买消费品从而提供利润的货币越来越无法满足其胃口。为了维持经济运行,货币当局不得不超额发行货币,造成货币超过真实财富而膨胀。这些不对应于真实财富的逐利资金,造就了迅速膨胀的“虚拟经济”,这个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这就是经济危机。
对这一事实,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用“产能过剩”来描述。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听任失败的资本家破产,让经济体系毁灭过剩的产能,就能够实现自我调节,恢复供需平衡。经济系统将持续运行下去。整个经济就在周而复始的“景气-衰退”循环中成长。
然而经济系统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动荡与衰退,直接威胁到社会底层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胁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连这个社会结构都无法维持。遑论其经济子系统的自我调节?
由此我们看到,在自由资本主义充满学究气的外表下,是一颗冷酷而鲁莽的心。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张维迎对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评价是“饮鸩止渴”。这个评价相当确切。然而奥巴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信心,不足以让他遵循哈耶克主义,他不敢听凭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而宁愿饮鸩止渴。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国经济学大拿,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解决不低于张维迎,他们也同奥巴马一样,宁愿饮鸩止渴。一个依赖于“信仰”的理论,其力量不过如此。
前已提及,为国家资本主义奠基的是德国人李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将经济系统视为孤立体,而李斯特认识到经济体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李斯特以“国家”为利益单位,所以,他的著作取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在国内大力介绍李斯特的是韩德强。此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渐为部分学人关注。最近大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是李非,2009年5月,他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长文《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文中详细介绍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认为前苏联和中国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本。文章逻辑清晰,证据丰富,可视为这个方向的代表作。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激烈地抨击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这个愿景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彻底抛掉国家的外壳,全球强国统统大分裂,国家公司化,变为大大小小的有限责任国,世界改由跨国财团的大公司直接统治。这样,企业化的国家就可以破产,以土地和人民抵债。”
“‘开放社会’不是没有‘政府’,‘政府’是有的,就是大的世界级金融财团,他们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各个地区,视其它经济或政治的联合体为‘牲畜’,届时养肥,定期宰杀。这样的一种‘理想社会’,显然就是一幅中世纪欧洲的场景,甚至还不如中世纪的欧洲,因为他已经不把社会公众当人看待了。”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已变的无比强大,这些资本一刻不获取超额利润就不能生存,它们从吞吃自己的人民再到吞吃盟国的人民,直到自己吞吃自己,大资本之间相互吞吃。次贷危机,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放纵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的烂摊子要政府给他们收拾,要各国官吏给他们收拾。到此为止,历史性的时间之窗给了国家资本主义一个重大的机会。”(李非《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历史的演进有自己的看法:
“以农耕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进化中,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后,不是一步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一个最高进化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中央专制社会。”(同上)
据此,李非认为:“工业社会也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类似过程”,其后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完了这一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观点源自前引列宁的观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列宁《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
据此,李非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人类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会被废除,被统一的社会分配机关所代替。利用人们对未来、未知的恐惧追逐金钱的证券、保险、期货等行业将会消失。这些行业所解放出来的人将会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文学、艺术、体育、游戏等方面。”
据此,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人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后,只要是作为国家执政党而存在,就必然是搞国家资本主义,除非他放弃对政权的夺取,任由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政党参与竞选。”
“事实证明,对于落后的大国来说,要想走到世界前列,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
然而,回顾苏联的历史,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学者无法回避以下问题: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官僚集团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结果,除了内部监督,他们事实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李非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存在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官吏、群众和资本:
“当官吏和资本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受到控制,反之,当官吏与群众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利用群众与官吏进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错误在没有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走到极端,这都使得作为群众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适当保护,使资本与官吏都受到双重节制。”
这与苏联的历史经验不符。事实上在苏联,官僚集团同时就是资本集团,不存在官僚集团之外的独立的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相比,群众处于地道的弱势,除了怠工,事实上没有任何制衡官僚集团的可行手段。苏联建国元年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奇卡”,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怠工”与“反革命”并列,可见在官僚专制的社会中,“怠工”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是被专制者唯一可用的“制衡”方式。
2、李非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注:指商品交易,追逐利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多大区别。变只变在国家的核心资本改由国家官吏(干部)控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
但李非指望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事实上取决于官僚群体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其实是稀有物,只能靠凌驾于官僚群体之上的“绝对权威”来维持。
考诸史实,人们看到的是:官僚集团专制几十年后,其第三、四代无可遏制地退化,变得贪鄙而弱智。他们无力承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羡慕自由资本主义中私人资本家的“自由”;同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显赫的社会地位并非源于自己的能力,只是前任官僚“封妻荫子”、“提携门生”的结果。于是鲁莽地拆屋分家,将自己的国家推入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泥潭。
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寄望于革命者的第三代,现在这些“第三代”频繁出现在欧美的贵族学校中,在“胡润富豪榜”上、在“克利翁国际名媛俱乐部”内,在各大公司的股东、董事、董事长名单里。让人们不得不佩服杜勒斯的历史眼光。
史实证明了所谓官僚们“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之虚妄。
3、历史反复证明: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容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学术界必然沦为“翰林院”和“喉舌”,成为官僚集团对公众洗脑和自欺欺人的工具。其结果必然窒息社会的理性思维能力,使整个社会“无脑化”,干出一连串无法弥补的蠢事。
指望官僚专制下的无脑社会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最欢迎这种理论的恐怕是希特勒先生,他的纳粹主义意译过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李非在文中就正确地指出:
“希特勒上台后,又是利用德国国民在俾斯麦时期就打下的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念,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使其经济快速复苏,从而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4、李非认同列宁的一个著名判断:
“列宁最为警惕的是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认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列宁这样的看法,就是要防止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自发的、大规模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势力”。
李非强调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的对待小生产者的政策:
“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而现实和历史都表明,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占有巨大的经济资源,更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机会,但它解决国民就业的能力极差。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从未达到20%,它的两个峰值是:19.49%(1960年)、19.15%(1981年)。这两个峰值,前者是“大跃进”的结果,后者是“洋跃进”的结果。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言,均远远偏离了其正常运行的范围。1981年后,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浪低过一浪,1994年后更是一泻千里,跌到了8%附近,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见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