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两位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与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有缘长谈，李约瑟向王亚南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中国人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熟视无睹，不觉得有何怪异之处，而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却看到了一个费解的现象：中国官僚政治之长寿，举世无双。

作为回应，1948年王亚南发表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从秦汉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分析了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与演变的历程及其系统动态。60年后重读此文，深感当时中国学者深厚的历史感与整体意识，深感学者们对理性的追求，深感国民党政府倒台和整个社会“左倾”之必然。与之相比，当今高呼“告别革命”的时贤们用愿望代替分析，显得如此的情绪化而学养浅薄。

“秦政”与“荀学”

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清末的谭嗣同反思历史时说了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

后来，毛泽东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制”，认同了“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然而，他“劝君莫骂秦始皇”，并不认同“大盗”、“乡愿”的评价。

“秦政”由何而来？

在“秦政”之前是春秋、战国，这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孔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礼崩乐坏”，庄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老子则做出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描述。

孔老夫子的理想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是典型的封建政治，周灭商后，宗室亲贵裂土封疆，只需对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很像西欧的领主制。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考虑周王朝式微的教训，寻找防止诸侯坐大，危及中央的方略。楚武王熊通首创了“郡县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

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一直繁衍到清帝“逊位”之后许多年，让王亚南们不得不为之大伤脑筋。

这透着反讽意味的对比，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们不妨来先观察一下行政官僚这个更像“万岁”的群体。至于“荀学”，为什么谭嗣同将其与“秦政”并列，称其为“乡愿”，姑且按下，容后再表。

“产官学一体化”与“赢家通吃”

在分析一个社会时，人们通常会识别出控制政权、财富和知识三类资源的不同群体，似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似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以此观察中国社会，却会发现大谬不然。

王曾瑜在《宋代社会结构》中指出：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干人等几个阶层。”

其中的“皇室、官户、吏户”无疑都属于官僚集团。

“乡村上户”按照宋朝制度，“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

而“干人”“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

至于“僧道户”，宋代僧道分司管理，二司统一由“祠部”（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统辖，官僚机器在僧道官机构安插俗吏，牢牢的控制住了道释二教的自治机关。到了明代，宗教人员的职业生涯，最高境界就是进入政府充任僧道官，中央级别的僧道官往往由高僧担任，于是高僧也就有了行政级别（品秩），在中央一级最高为正六品（比“七品芝麻官”略高），在府一级则为从九品（科员？）。而今人们讪笑“处级道士”、“局级和尚”，岂不闻古已有之。

由此可见“产”、“官”重叠到了什么程度。

“士大夫”，这个称谓则展示了官僚与学者这两个群体的重叠性。社会教育系统的核心是科举制，而科举制的唯一目标是为朝廷“抡才”、“储才”，即选拔候补官僚。而这些学者当官之后，“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絮斋集》）。“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马端临《文献通考》）

一些众所周知的个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产官学一体化的结构。

秦国的吕不韦，他本是河南禹州的大商人，后来成了秦的相国，还广聚门人，让他们写了一本书，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称为《吕氏春秋》，开了当今靠权力、财富出书的先河。既可称之为学术带头人，又可称之为学阀，全看你对他的好恶。

晋朝的陶潜，人们视其为学者，而且在当时是“非主流”的。然而他同时还是一位官员：彭泽令，也拥有多余的土地，才可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果他指望这几亩薄田糊口，恐怕就无法如此潇洒了。

贪官和坤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士”，嘉庆4年(1799年)，抄家时发现，他有田产80万亩（薛福成：《庸盫笔记》卷3）。即便在电视剧中被描写为叫花子出身的清官李卫，在原籍安徽砀山也有田4万多亩（《清乾隆实录》卷738，乾隆30年6月庚戌）。

可见“产官学”一体化是我们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从这个视角看，社会鲜明地分化为两个集团：“赢家通吃”的精英集团与无权、无产、无知的平民集团。身处官场而一文不名的人和家产殷实而与官场无涉的人，在统计学意义上，应是很少的，不足以成为观察、分析社会性质的重点。

整个精英集团在全社会人口中比重如何？明宪宗时全国官员占人口的比例仅为0.13%。明清两代，会试取士名额每次一般在三四百人左右，大约二三十名考生录取一个，由此，参与考试的不超过1.2万人。可见这个精英群体在全社会人口中比例之小。

上述吕不韦、陶潜二人均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术资源，绝非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当然二人拥有的资源有天壤之别，但这只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两极分化”。而我们的经史子集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正是这精英集团内部“茶壶里的风波”。

精英集团的“中国特色”

虽说是“茶壶里的风波”，却也风诡云谲，翻开二十四史，最触目的就是“头颅掷处血斑斑”。无论是皇嗣之争、皇帝与臣僚之争、党锢之争、宗派之争，几乎都是鲜血淋漓，根本看不到“君子之争”的痕迹，尽管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尽管投入这争斗的精英集团成员据称是“学而优则仕”的。而这些争斗，其标的都是官僚政治体系的控制权。

这提示我们，对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而言，无论开拓发展还是安身立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所以，“政治挂帅”从来就是我们的精英集团的本能。

一位精英分子，哪怕他靠经商致富，也要去捐个“功名”，标榜自己是“儒商”，恰如今天，要去运动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份，以至于商人在两会中的比重远大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官商勾结的胡雪岩，至今为许多人景仰。而他的败亡，不在于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他依附的中央高干失势。

一位精英分子，如果以学名世，则要弄个翰林、主任、所长、院长、校长的头衔，那背后自然是行政级别。笔者曾遇到过一位体制外的学者，自号“野翰林”，形容词“野”固然带点狂狷气，而落到名词“翰林”，依然离不开官僚体系的“品秩”。

“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的各领域都成了官僚系统的附属品，都必须（也只想得到）用官僚系统的价值标准（品秩）来衡量。官僚系统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制衡它；其二，它可以不做任何本应做的工作，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质疑它。

于是官僚系统能否尽职、能否守制，就只能依赖内部的监督了。对内部监督感受最深的是皇帝。“宵旰图治”是古人对明君的典型描述，说皇帝天不亮就起身著衣，天昏黑了还没顾上吃饭。皇帝如此操劳，忙些个什么？两个字“吏治”。汉刘邦忙着“鸟尽弓藏”，宋赵匡胤忙着“杯酒释兵权”，明朱元璋忙着将贪官们“剥皮实草”，大清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创新和制度化的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为什么皇帝总得如此操劳？为什么操劳的结果总不免王朝的覆灭？

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利自上而下委派，各级官僚只需也只能向委派他的那一级官僚负责，皇帝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源头，只有他对全局负责。各位官僚不过是皇帝的“臣工”，这江山是皇帝的，自己当官不过是谋一个职业（当然是比农夫、樵叟、贩夫、走卒优越得多的职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官的真正动力。虽说有内部监督系统，它的能量与官僚群体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宦海经验告诉官员们，从统计意义上看，违规成本相当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这点胆魄都没有，还当什么官？

其实，还真不需要太大的胆魄，“篡逆”之类事只是在特殊的机缘下，特殊的角色才会去想它。官僚们的胆魄主要是用在聚敛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置点田产以备退归林下后优游卒岁，也给后代留点基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既有这个愿望，又有不受社会制约的权力，正式的内部制度不过具文而已，潜规则给了他们充分的操作空间，简直是想不聚敛都不行（你装清廉，让同僚们何以自处？）。

看来整饬官风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大家都象海瑞那样不就好了？然而为“秦政”奠定理论基础的韩非，对这种理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上司又如何支使他？这种人对上司何益之有？必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整饬官风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一旦弄得满朝文武都是海刚峰、岳鹏举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当就有今学者深谙其道，如张维迎就指出：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可见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内在属性，不让他聚敛，谁还来当官？事实上“赐田”正是皇帝常用的激励机制，它同时是最有效的而合法的聚敛途径。到了今天，“赐田”就演化为“划拨”、“特批”、“政策倾斜”。

然而官员们都这样干，假以时日，整体后果是什么？

宋神宗熙宁年间，四川地方官吕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地占有情况：“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溥天之下”作为“王臣”的自耕农只剩20-30%，其余的劳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

山阴知县陈舜俞的观察更悲观：“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都官集》）。只有10%的劳力还是“王臣”，90%的劳力都被官僚地主敛去。

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政府无法收税！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巨贪和坤聚敛田产80万亩；到了道光年间，大学士琦善据称拥有田产250万亩（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从乾隆到道光，不过三届政府。

类似的趋势每个王朝都有，结果自然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往往被视为“革命”，那“革命”后社会是否就能摆脱前朝敝政？

毛泽东评论谭延

谭延闿是民国前期政坛的重要要人物。青年时代他才学出众，据说其颜体楷书誉满天下，民国至今无出其右者。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在晚清的动荡岁月中，他曾组织“湖南宪政公会”，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致力于宪政改革。

然而谭延闿之值得注意是因为毛泽东对他的评论：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

一介文人，一手好字，思想新潮，倾心宪政，却为何最终成了军阀？不能不让人思考其时代背景。毛泽东对那个时代的观察直白而深刻：

“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以上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其实，几乎每个王朝的晚期，都有人看到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都试图对症下药，然而成功者绝少，王莽、王安石、戊戌六君子之类的案例却比比皆是，让社会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激化。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由此，其合法性建立在暴力而非社会授权的基础上，这正是理解“秦政”的关键。

合法性源于暴力，使“秦政”难于受到社会的制约，当出现社会病态后，也难于调整自愈。于是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瓦解，进而导致新的暴力诞生。结果是王朝周期性地更迭，而“秦政”却既寿且昌，整个社会陷于无力自拔的轮回之中。许多惨烈的宏大事件被史家称为“革命”，其实那只是轮回中一个命中注定的环节。“在劫难逃”就是我们的先人对此类历史经验的概括。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难道我们的社会如此没有头脑？让类似的悲剧反复轮回了两千多年？希腊人创造了西西弗斯的神话，而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当了两千多年的西西弗斯，为什么？

“不二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这表现了一个人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我们的社会一再陷入轮回，这个社会头脑何在？反省能力何在？

无脑的社会

对一个社会而言，“头脑”就是学术界。它理应超越个体的局部视野，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观察、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是指望不上的。

中国学者的“正途”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是“殿试”----由皇帝来筛选学者。被皇帝选中的人称为“天子门生”，由此皇帝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总教头，成了最大的学阀。

中国学术界的主体由翰林院、国子监之类的机构组成，它们是官僚机构的一个部分，其学术成果的最终裁决者是官僚机构，是皇帝。研究什么往往是由官僚机构出题，连写诗这种无关痛痒的事，都有大量的“应制”之作----皇帝命题的作文、“奉和应制”之作----顺着皇帝的诗唱和。

这样的学术界怎可能不做御用文人？怎可能不顾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去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1941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控制，西南联大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以此观之，在“秦政”之中哪有什么学术？有趣的是，“科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了，表面上看，“科学”在中国处于几乎无人质疑的地位。但人们接受的“科学”其实是由权威颁布的一条条具体的“真理”。一些饱学善辩之士居然指望行政力量、甚至司法力量来裁决何为科学，来维护“科学”的尊严，这还是科学吗？科学真正需要的理性认识能力、宽容而平等的切磋氛围又在哪里？

清初，前明遗老黄宗羲从大汉开国皇帝开始，一笔扫尽数千年帝王。指出：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明夷待访录》）

“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无与于治乱者也”

这正是在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产生这种思考的前提是：大明王朝已崩溃，黄宗羲铁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指望向清王朝卖论取官，甚至不指望以文博名----反正老子写的东西会被列为禁书。

一个社会的学术界，只有在这样特异的环境下，由特异的人来思考本应正常研究的问题，这样的社会焉能避免西西弗斯的命运？没有像许多文明那样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是造化的特殊眷顾了。

那我们的学术界为何沦落如斯？

“乡愿”由来

这就要回到谭嗣同，为什么他将“荀学”与“秦政”并列，为什么称其为“乡愿”。

“秦政”的创造者中有两位学者：韩非与李斯，二人都是荀况的亲传弟子。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很重要的一部，如果将《韩非子》与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并读，你会惊异于中国学者逻辑思维之缜密与深刻，要知道《君主论》成书于1513年，而韩非生活在公元前280年到前233年。然而韩非的整个智慧用于为专制君主盘算利害得失。无怪乎秦王看了韩非的书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可悲的是，擅长理论创新的韩非被自己的同学李斯构陷致死。李斯擅长制度创新，“秦政”多为李斯构建，而李斯则被阉宦赵高构陷致死。从此，构陷成了官僚政治中永不退色的闪光点，至今仍不时能听到官场中的议论:某某将某某“装进去了”。

韩、李二人设计构建的“秦政”中，“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僚系统成了真理与道德的最终裁决者，其遗泽之深，至今人们仍将社会道德规范寄托于官场，一旦官场腐败，整个社会就道德沦丧；同时，由于官场扮演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研究成果获得官场认可，往往被学者视为最高荣誉。让人想起古人的“鬻智以干禄”，鲁迅讥讽的“干禄之色，固灼然观于外矣！”（《坟·文化偏至论》）。这就是“秦政”中学术界的真实地位。

由此，谭嗣同对荀学的评价是：“法后王,尊君统”，即以眼下的当权者（后王）为真理标准（法），遵从官僚体系的等级秩序。将学术定位于服务官场，使学者沦为暴力的奴仆。谭嗣同痛斥荀况：

“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仁学》）

即为君主专制、愚民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据此谭嗣同将荀学称为背叛孔子学说的“乡愿”：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罪哉？”（《仁学》）

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平心而论，《荀子》的主张并非只此一端，也不像韩非、李斯那样极端下作。然而它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主张君主专制，在政治实践上，由韩非、李斯两大弟子为“秦政”助产，谭嗣同斥其为乡愿，并不过分。至今有人认为谭嗣同偏激，而处于晚清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前，面对麻木不仁的官僚集团，谭嗣同其实是相当温和的。谭嗣同们的失败，导致了更为“偏激”的孙文、毛泽东的出现，至此，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宿命的轨迹。而将中国推上这条轨迹的，正是那些温文尔雅的“乡愿”们。

走出轮回

社会有可能走出官僚政治造就的轮回吗？在王亚南看来：

“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这里王亚南涉及了三个条件：其一，封建体制；其二，身份社会；其三，一般工农大众的政治角色。

这一判断逻辑上并无大错，然而它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实现这三点？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官僚、财主、学者高度一体的。控制几乎全部资源的中国精英群体，其基色是官僚集团，这个群体控制社会的首要机制是官僚政治，即不受社会制约的强制力，即暴力。指望它和平地放弃不受制约的特权，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而以暴易暴，不过是为新的官僚政治开辟通道。

事实上，人们可以在许多类型的社会中发现官僚群体，官僚群体本身根本不在意什么“主义”，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几乎任何“主义”的社会之中生存发展，并将那个“主义”改造为最适应自己需要的形态。苏联的经验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布尔什维克们发动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差别、无特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不再需要“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随着阶级分化的消失，国家将消亡。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制，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1935年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搜为己有”。

此后，苏共中基于理论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逐步被实用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取代，对内，这个政体日益脱离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为了维持政权，它越来越依赖“专政”，各级官员来自上级的任命而非社会公众的选择，从而断绝了它与社会公众起码的联系与互动；对外，这个被官僚集团禁锢的社会越来越失去对各国人民吸引力，结果在所谓“和平竞争”中一败涂地。最后，这个官僚集团彻底放弃了自己标榜的“主义”，以“改革”的名义，私分社会公共资产，迅速地将一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一个赤裸裸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己的祖国带入破产的深渊，他们自己则用无数同胞的苦难，建立起私有的资本王国。

一个不受社会制约的官僚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一场理想主义的革命。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官僚集团历史悠久得多，经验丰富得多，理论圆融得多，对社会潜意识的浸润广泛得多。于是戊戌变法轻而易举地被官僚集团粉碎，辛亥革命则成了各地官僚割据自立的契机，国民革命军号称“国民”，其北伐战争不过成就了蒋介石官僚集团的权势。可见在中国要摆脱官僚政治的阴影，远比俄罗斯艰难。

出路何在？

既然官僚政治的症结在于脱离社会监督的特权，摆脱官僚政治的关键就不在于 “主义”之争，而在于能否制约特权。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在摆脱官僚政治，有以下几个视角：

1、信息是否公开。互联网使信息垄断越来越难，事实上我国的信息公开这些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大量过去的“保密”信息在各级政府网站公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可能。“非典”前期那种封锁信息的做法正在被逐步放弃。在这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值得鼓励。

2、学术能否独立。翰林院式的学术界肯定无法承担社会良知的角色，而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社会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只有越来越客观而直陈其事的分析研究能够正常展开，只有研究不再有任何禁区，只有无论什么学派、学说、观点，只能靠事实、证据和逻辑立足，而不依赖任何官方力量，这个社会才会有自己的“大脑”，而这是摆脱官僚政治的基本前提。

3、公众能否监督。官僚政治依赖内部监督，历史反复证明了它的无效性。只有公众监督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官僚的仕途，只有官僚不得不向下负责，向社会公众负责，而非向上司负责，这个社会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

4、官僚集团是否有不经社会公众认可而自我安排的特权。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在官僚集团的斥优聚劣过程中，特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要官僚集团能自我授予特权，就会吸引无数贪渎之徒钻营官职，而将廉洁之士排挤出局。对今天的官僚集团，我们无法用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尽管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但至少这些特权的授予应该通过社会公众的讨论，通过相关的立法程序。否则摆脱官僚政治就是痴人说梦。

值得欣慰的是，而今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进步，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愿这种进步更坚实，愿各方力量更理性，愿我们的社会能够抓住珍贵的历史机遇，跳出两多千年的轮回，摆脱官僚政治这一沉重的历史负担。

从黄宗羲到谭嗣同到王亚南，无数为中华民族呕心沥血的先贤们在天国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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