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后的隐私权和数字伦理学

编译 李升伟

[题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数字技术日益突出和不可避免的作用一直伴随着对于隐私和数字伦理学发展趋势的关注。但将来有可能使我们在数字领域的权利获得更有力的保护。

  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永久地改变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加速了迈向数字化的进程。这种变化一方面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利益，如增加在家工作的机会和电子商务的创新，另一方面它也伴随着严重的弊端，包括不平等和不受期望的权力动力学的增加。

  自从大技术做大以来，数字时代的权力不对称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技术爱好者经常认为，如果用户对在线服务不满意，他们总是可以选择退出。但多年来，选择退出一直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替代选择，这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不使用某些服务的成本可能会导致竞争劣势——从不看招聘广告到无法访问同行正在使用的有用工具。当一个平台变得过于占主导地位时，若要要求人们不使用它，就会如同要求他们保持克制不要完全参与社会一样的难。其次，像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平台是不可回避的——没有一个拥有在线生活的人能够现实地避开它们。谷歌广告及其追踪器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空间里爬行，脸书在网民中有影子资料，即使他们在平台上从来没有账户。

  在过去几年里，公民对无数数据滥用已经有所反应，这种数据滥用被描述为“技术垃圾”。那些商业模式基于监控的科技公司不再被认为是穿着连帽衫的好孩子，他们提供了服务，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相反，他们是数据掠夺者，不仅危及用户的隐私和安全，而且危及民主本身。在封城期间，通讯应用程序成为我们基于家庭的任何和所有社交互动的必要条件。人们必须使用在线工具来工作、接受教育、接受医疗照顾、并享受急需的娱乐。感谢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联系，从而在总体上冲洗掉了技术垃圾。大科技股的股票在大流行期间一直持续增长，与其积累的实力一致。

  然而，作为疫情大流行的一种结果，任何关于技术使用中不愿参与疫情防控的错误想法都消失了。不仅是公民依靠大技术来执行他们的工作，企业、大学、卫生服务机构和政府都需要这些平台来执行他们的日常功能。在世界各地，政府和外交会议正在“放大”（ Zoom）和“团队”（Teams）等平台上进行。由于政府没有完全控制他们使用的平台，保密程度是不确定的。

  增强的权力不对称也加剧了普通公民的脆弱性，从政府互动到线上订购食品，以及这两者之间几乎每件事。例如，大流行导致了对员工在家工作的监视的增加。学生们也同样受到更多的审查：来自他们的学校和教师，总体而言，来自他们所依赖的单位和团体。对公共卫生目的的监测也同样增加了。隐私权的丧失剥夺了公民的权力，并往往导致权力的进一步滥用。例如，在英国，为酒吧和餐馆收集数据以用于接触跟踪的公司已经出售了这些信息。

  这些滥用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认可了一种不道德的商业模式，它依赖于系统地侵犯隐私权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只要我们把个人数据当作一种商品，就会有被滥用的高风险——被黑客窃取或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通常包括不法信息）。

前方的任务

  随着大流行的减缓，挑战将是维持从数字化所可能带来的积极方面，同时最小化风险和危害，并试图恢复任何基础性丢失。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可能的陷阱。

  一种关注是科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日益密切。例如，科技亿万富翁、前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呼吁“政府和产业之间建立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帕兰蒂尔（Palantir）是一家备受争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支持的公司，它现在正在与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NHS)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合作。特别是NHS向帕兰蒂尔提供了关于病人、雇员和公众的各种数据——从联系信息到性别、种族、工作、身心健康的细节，乃至于政治和宗教信仰，和既往的刑事犯罪史情况。

  在大流行疫情发生后，公民面临的众多隐私挑战中，最突出的是数据交易，它们可能会巩固广泛的监控，作为访问初级服务和机会的要求。就大型科技公司在侵犯人们隐私方面的历史记录而言，它最近扩大到卫生领域的兴趣尤其令人担忧。例如，亚马逊新药房公司承诺提供80%的折扣，这表明零售商对敏感数据的兴趣可能比对即时利润的兴趣更大。

  一种相关的关注是，为了在研发日益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击败中国，西方国家可能会继续允许中国发展个人数据交易，甚至可能为了经济利益或竞争利益而进一步自由化个人数据。这样的方法可能成为一种错误。真正的进步并不是放弃人权所能达成的。在争夺道德底层的竞争中击败中国并不能成为西方的胜利。相反，各国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来维护人权。未来几年，外交将成为很关键的因素，来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及其以外的最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和对数字技术的监管。各国必须努力团结起来，就有关网络安全、隐私和人工智能治理的最低标准和规则达成协议。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团结起来，他们就可以使与中国的合作具有吸引力。

议程中的项目

  隐私有必要成为外交谈判桌上的一个关键项目。即使是最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允许某些侵蚀权利或有价值生活方式的交易。个人数据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某种东西。个人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应增加看护的职责。通过收集比我们需要的更多的个人数据，并通过交易获利，我们正在创造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风险。数据滥用会导致不平等、不信任、国家安全风险，甚至会导致对民主的侵蚀，如”剑桥分析”丑闻所揭示的那样。应该禁止个人数据交易，对收集、管理或存储个人数据的任何人都应承担起信托责任来。

  网络安全标准和规则是达成协议的第二个关键项目。我们需要生产出更安全的产品。为此，我们需要制定国际最低标准和资质认证、以及协议，以确保可以被网民和公司安全使用的相对和平的网络空间。也许议程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挑战将是就人工智能的道德标准达成一致。需要制定规则来确保责任、公平、安全和增强个人自主权。

  到目前为止，一些公司和政府一直在利用如同豚鼠之类模型的一般人群来试图开发人工智能。公民通常会接受那些没有经过随机对照试验的稳健过程的算法。有时，算法从未在实验室外使用过，一旦它们伤害了某人，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错误。我们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药物中，也不应该允许它发生在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所涉及的算法中。

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尽管在大流行期间，隐私和数字伦理越来越受到关注，但仍有理由对未来保持谨慎的乐观态 度。首先，世界各地的公民越来越对科技公司表示怀疑，并逐渐对它们有更多的要求。其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当前应用小程序中根深蒂固的隐私缺乏保护会导致国家安全风险，从而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第三，与他的前任相比，美国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似乎渴望与国际社会合作。第四，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认真调查如何缩减科技公司的权力，正如司法部对谷歌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脸书的反垄断诉讼。亚马逊和YouTub公司也成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隐私调查的目标。随着对联邦隐私法的讨论在美国越来越普遍，在未来几年看到这样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科技监管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产生重大的连锁反应。

  各社会都成功地管理着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重要行业——从铁路、汽车、航空到公用事业、制药和食品。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在线下所拥有的任何权利在线上也能得到尊重。数字技术只有服务于公民福祉和民主繁荣才能构成进步。

[资料来源：Nature Electronics]

原文链接：

Privacy and digital ethics after the pandemic | Nature Electronic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928-020-00536-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