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心理学研究领域做中介分析十分流行，几乎达到“无中介不研究”的程度。显然，有不少研究者没有真正理解进行中介分析的目的和意义，在开展研究和撰写论文时，难免显得生硬，并流于形式。如果真正清楚了中介分析的作用和功能，那么，从事相应的研究将会更为自然，并注重内容。

做中介分析的心理学研究者，大概都会说：中介分析能够揭示所研究现象的心理机制。如果再问：“揭示了有关现象的心理机制，又将如何呢？”有的研究者可能会说：“按照研究发现的中介机制，促进好的结果，减少坏的结果。”如果继续问：“怎样按照发现的中介机制，促进好的结果、减少坏的结果呢？”可以推测，研究者的回答通常不能让人满意——虽然，他们在论文中都会写出自己研究的应用意义，但是，那些应用意义很难落到实处。

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抑郁问题受到大量关注。人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生活事件，其中有些会带来压力，被称为压力生活事件。个体经受压力生活事件，会有相应的心理适应结果，包括抑郁。为了便于研究，通常用问卷调查被试近一年来的压力生活事件，得分越高，表示经受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对抑郁的测试与此类似，用量表调查被试在近3个月来的抑郁症状，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

调查研究发现，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压力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抑郁症状。为了预防和缓解抑郁，就得预防和减少压力生活事件。不过，不少压力生活事件是客观的，人们能够做的工作相当有限。因此，预防和缓解抑郁，需要从心理因素入手。

显然，经受相同的或类似的压力生活事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适应结果，比如抑郁的不同情况——根本没有抑郁症状、有较轻的抑郁症状、有严重的抑郁症状。这说明有其他因素影响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把影响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视为调节变量，一些研究者把它们视为中介变量。实际上，看作调节变量还是中介变量，往往是视角不同的结果。从预防和缓解抑郁的角度考虑，把有关因素看作中介变量是合适的。

不妨这样理解：压力生活事件导致抑郁，需要经过某个或某些心理变量，当这样的心理变量处于某个范围时，就会导致抑郁；当这样的心理变量没有处于某个范围时，就不会导致抑郁。有了这种思想，解决抑郁问题，至少从心理技术方面来解决抑郁问题，就有了研究路线，即考察压力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例如：

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经受压力生活事件时，会想到乃至采用各种解决策略，于是把应对方式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从而，应对方式水平高，抑郁水平就低；应对方式水平低，抑郁水平就高。

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经受压力生活事件时，会自然地想到一些基本人生问题，比如，经受这些生活事件，对于自己成长发展、追求人生目标意味着什么？于是把人生态度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从而，人生态度积极，抑郁水平就低；人生态度消极，抑郁水平就高。

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经受压力生活事件时，会依照自己的习惯分析原因，于是把归因方式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从而，归因方式的合理性高，抑郁水平就低；归因方式的合理性低，抑郁水平就高。

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经受压力生活事件时，会与他人进行比较，于是把社会比较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从而，社会比较的结果对自己越有利，抑郁水平就越低；社会比较的结果对自己越不利，抑郁水平就越高。

实际上，研究者还可以从更多的因素来考察压力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问题。从理论上讲，任何两个心理变量之间的中介因素都是无法穷尽的，研究者也往往是对自己认为重要或必要的因素开展研究。

可以想像，如果上述研究者分别以应对方式、人生态度、归因方式、社会比较作为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往往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即，这些心理变量是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可以推测，这4个心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实际上，许多心理变量都是研究者为了方便，从不同角度考察相同或相近的行为与意识问题。因此，如果开展一项综合研究，考察这4个变量在压力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地位，其实是不太有意义的。同样地，那些考察链式中介的研究，如果没有特别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太有意义的。

研究者验证了相应的变量是压力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需要回到原初的问题，考虑具体的方案来改变个体的应对方式、人生态度、归因方式、社会比较，即使基础研究，也应给出可能的干预思想。如果研究者无法给出可行的干预方案或思想，那么，就有可能是考察的中介变量不合适。例如，倘若研究者发现个体的人生态度或归因方式极难改变，那么，也就自我否定了相应的中介变量的研究。

顺便指出，对于调查所得的数据是否能够进行因果推论，应视情况而定。有时，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可以确定，例如，认为压力生活事件造成抑郁，比抑郁造成压力生活事件更合理。

总之，心理学研究的中介分析是为了解决有意义的问题的，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知晓了这个道理，开展中介变量研究，从选择课题到撰写论文，都会心里有数、充满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