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介绍了Sonnentag & Wadian（2022）研究的缘由，他们要用实证方法编制并检验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应当能够测量个体在有道德问题的情境中，进行反抗的倾向。个体在这样的情境中如果不反抗，就会违背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为此，他们开展了4项研究。在研究1中，他们对已有的题项进行扩展，对被试施测之后，做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已有研究提示，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有两个成分：其一，独立的原则立场，它来自内化的道德身份；其二，反抗行为（Sonnentag et al., 2018）。据此，研究者编制和检验一个测量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量表。题项有两个来源，一是已有自陈量表的9个题项（Sonnentag & Barnett, 2016），二是额外的17个题项。

这26个题项从理论上可以归为反映个体的两种倾向：其一，为了保护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而反抗社会压力的倾向，称为原则独立性/反抗性；其二，愿意对抗那些违背自己道德价值观的情境的倾向，称为道德对抗性/保护性。

因此，研究1的目的是，实证地评估这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检验由理论而提出的两个成分，是否构成个体反对有道德问题的情境的倾向。同时，研究1还通过评估心理相关的结构，即，道德指南和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以及不相关的结构，即，气质性抗拒，考察个体道德捍卫倾向的潜在相关变量。这样的相关变量能够为量表分别提供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研究1的被试为220名个体，他们来自一个社区样本。其中，30名被试未能通过质量保证题项，分析前就被剔除了。从而，有效样本量=190，75%为女性，25%为男性，年龄为18~73岁（M=30.61，SD=14.63）。大部分被试（92%）是欧洲裔美国人，较小比例是亚洲裔美国人（4.2%）、非洲裔美国人（1.1%）、西班牙裔美国人（1.1%）。大约50%的被试正在获取4年大学学位（43%有高中学历或普通教育水平，7%有两年大学学历），11%的被试有研究生学位。

研究所用材料包括道德捍卫倾向测量工具、道德指南量表、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气质性抗拒量表。

道德捍卫倾向测量工具。为了评估个体反对有道德问题的情境的倾向，被试填写由26个题项组成的测量工具。这个工具用来反映个体的：（1）原则独立性/反抗性，例如，“我一致地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即使他人不鼓励我这么做”；（2）道德对抗性/保护性，例如，“我抵制那些说话或做事违背我的信念与价值观的人”。被试在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的量尺上评定自己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对负性表述的题项反向计分后，计算每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平均分，作为道德捍卫倾向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捍卫倾向越强。

道德指南量表。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与具有内化的道德感有关（Sonnentag et al., 2018）。被试的道德感由道德指南量表（Shepperd et al., 2014）评估。这个量表由4个题项构成（例如，“对我来说，分辨是非很容易”），在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的量尺上进行评定。对各个题项的分数进行平均，作为道德感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感超强。在Shepperd等的研究中，道德指南量表是单因素的，可以解释题项方差的56%~81%，内部信度α=0.86。这个量表与有关结构（例如，正直、认为说谎不可接受、生活有意义）存在高相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信度α=0.84。

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道德捍卫者依靠自己，独立地评价对错，不管他人的不同意见（Sonnentag et al., 2018）。被试在做道德决策时寻求自我肯定的倾向，用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Ryan & Riodan, 2000）进行评定。这个量表有8个题项（例如，“我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不管别人怎么想”），在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的量尺上评定。对各个题项的分数进行平均，作为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在道德决策时寻求自我认可的倾向越强。在Ryan & Riodan的研究中，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是单因素的，内部信度α=0.75。这个量表与有关结构（例如，社会认可需要、自我监督倾向）存在高相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信度α=0.76。

气质性抗拒量表。道德捍卫者应当只在出现威胁自己道德价值观的情境中采取行动，而不应当在自己的行为自由受到一般威胁时进行反击。被试填写由4个题项构成的气质性抗拒量表（例如，“当有人告诉我不要做什么事情时，我的反应是，这正是我想做的”，Wiium, Aaro, & Hetland, 2009），在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的量尺上评定自己对每个题项的同意程度。各个题项的分数进行平均，作为气质性抗拒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对任何类型的行为自由威胁做出负性反应的倾向越强。在Wiiun等的研究中，气质性抗拒量表是单因素的，内部信度α=0.63。这个量表与有关结构（例如，行为控制）存在高的负相关。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信度α=0.80。

研究1是通过Qualtrics线上调查平台匿名完成的。提供知情同意书后，被试先作答26题的道德捍卫倾向测量工具，接着作答一份问卷，内容是混合排布题项的道德指南量表、自我渴望的道德认可量表、气质性抗拒量表。被试完成所有题项后，对他们表示感谢并进行解释。

结果涉及探索性因素分析、题项选择与信度、结构效度的证据，就是检验道德捍卫倾向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对26题的道德捍卫倾向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轴法抽取因素，进行斜交旋转（直接斜交转轴）。取样充分性KMO=0.91，所有单个题项的KMO值均>0.85，说明取样是充分性的，适合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5个因素的特征根>1，不过，两个因素的特征根>2；查看碎石图上的转折点，提示只有两个因素需要审核和保留。从而，设定特征根>2，重新进行因素分析，得到双因素解，可以解释42.50%的方差（见表1）。

题项选择与信度。按照量表缩减题项的最佳作法（Worthington & Whittaker, 2006），题项保留的标准是载荷≥|0.35|，交叉载荷≤|0.40|，并且检查题项内容的可解释性，亦即表面效度。由表1可知，第一个因素由12个题项构成，表示个体面临违背自己道德价值观时，抵制他人或对抗情境的意愿性（即，道德对抗性/保护性）。第二个因素由6个题项构成，表示个体为保护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而反抗社会压力的倾向（即，原则独立性/反抗性）。每个子量表与最后18个题项合成量表的描述统计量与Cronbach α系数见表2。

结构效度的证据。由表3可知，双变量之间的相关提供了个体道德捍卫倾向测量工具结构效度的初步证据。与预期一致，也提供了聚合效度的证据，即，道德捍卫倾向与道德指南正相关，与寻求自我道德认可负相关。作为对照，还提供了区分效度的证据，即，个体的道德捍卫倾向与行为自由的一般威胁不相关。

由此可见，编制量表的初步工作都有哪些了，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一些技术或微妙。例如，编制题项，可参考或采用已有同类量表的题项；选取效标时，应当进行论证；不仅需要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而且需要检验量表的发散效度；能够提供效标的测试工具可能有很多种，研究者可以选择那些题项较少的量表。同时，还可以发现，目前有不少简洁的量表，它们题项较少，维度单一，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

总之，研究者通过研究1，初步编制了一个道德捍卫倾向量表。对于这样的量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它的心理测量学属性。检验哪些属性？如何检验呢？这是他们研究2~研究4的内容，后文介绍。

参考文献

Ryan, L. V., & Riodan, C. M.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desired moral approbatio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0, 448-462.

Shepperd, J. A., Miller, W. A., Smith, C. T., & Algina, J. (2014). Does religion offer worldviews that dissuade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6, 292-301.

Sonnentag, T., & Barnett, M. A. (2016). Role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courage characteristics in adolescents’ tendencies to be a moral rebel. Ethics & Behavior, 26, 277-299.

Sonnentag, T. L., & Wadian, T. W. (2022). Moral rebels: Measuring indivduals’ tendency for principled resistance to morally compromising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4, 111210.

Sonnentag, T. L., Waldian, T. W., Barnett, M. A., Gretz, M. R., & Bailey, S. M. (2018).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s’ caring, just, and brave expressions of the tendency to be a moral rebel. Ethics & Behavior, 28, 411-428.

Wiium, N., Aaro, L. E., & Hetland, J. (2009).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nd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bacco-control measur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9, 1718-1738.

Worthington, R. L., & Whittaker, T. A. (2006). Scale development research: A content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best practice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4, 806-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