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道德判断研究，往往采用道德两难情境，并用功利论和道义论的框架进行分析。这样的框架，传统上属于哲学中的规范伦理学，涉及如何确定哪些道德要求与决定是正确的问题。功利论认为，可以用一个简单规则来确定道德问题，即一个行为是否带来最大的整体利益。道义论认为，可以用一些规则或原则来确定道德问题，即，一个行为是否符合这些规则或原则。显然，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着眼点不同，难免在基本问题上存在争论，例如，应当采用哪个或哪些原则来评定人们的道德判断。

毫不奇怪，心理学中的道德判断研究也反映了哲学上的这种争论。有些研究者把道义论判断视作认知错误，就像其他判断领域由于使用启发式而产生的错误那样。例如，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决定，通常导致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Baron & Ritov, 2009），在道德判断中使用非功利的启发式，会造成危险性错误，甚至造成近乎荒谬的判断（Sunstein, 2005）。

把道义性即非功利性道德决策描述成错误的判断，在考察情绪对道德判断作用的研究中尤其突出。Greene及其同事（2001）采用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收集到了这样的证据：当评估那些特别涉及情绪的道德困境（例如，天桥问题）时，如果调用了精细的心理系统，那么，个体就很可能赞同功利性选项。同时，Greene及其同事（2009）把在直觉系统影响下做出非功利性道德判断的倾向，等同于在类似情况下对某些种族进行刻板化的倾向，认为非功利性判断不仅是不甚理想的，而且是有潜在破坏性的。

然而，把功利性偏向作为规范标准有一些明显的不当。例如，当呈现天桥问题时，90%的人都拒绝做出功利性选择（Mikhail, 2007），从而，势必得到一个结论——大部分人（90%）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哲学家认为，功利论在重要的具有道德意义的方面是不适当的，并且代表了一种尤其糟糕的人性观，把人看成是处于不同位置的工具，或者说，不把人当人看（Sen & Williams, 1982）。同时，对于那些赞同功利论的人来说，此类结论也是令人不安的——人们的道德判断比许多其它形式的判断更容易出错，从而，试图提高道德判断的工作将是极其艰难的。

有研究者（Bartels & Pizarro, 2011）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考察那些更可能赞同功利性选项的个体，例如，在天桥问题中，赞同功利性选项的10%的个体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功利论者具有一些相同的心理特征吗？与理性的人更可能赞同功利论的观点一致，不少研究显示，那些工作记忆能力更强的人及那些更具精细性思维的人，的确更可能赞同功利性选项（Bartels, 2008）。

然而，除了精细性思维与功利性判断之间的联系，对功利性偏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心理路径，即抑制对伤害的情绪反应的能力，或者说，不能体验对伤害的情绪。例如，腹正中前额叶皮层损伤的病人（他们具有与精神病人类似的情绪缺陷，也被称为“获得性社会病态”），也更可能对天桥问题等道德困境做出赞同功利性的选项（Koenigs et al., 2007）。

不过，由临床病人来概括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的缺陷导致功利性判断，可能是通过与非临床病人在品质上不同的心理机制的。据此，研究者（Bartels & Pizarro, 2011）对208名大学生（101名女生）进行测试，考察他们对14个天桥类道德困境和精神病态、无意义感、权术主义的反应，预测功利性偏向与上述临床病人有关的心理特质相关，也就是说，预测那些反映贬低生命价值、情感冷漠和好支配人等人格特质的变异性能够预测功利性偏向。

结果表明，那些在精神病态（α=.86）、无意义感（α=.90）和权术主义（α=.78）上得分更高的被试，在道德困境中显示了对功利性选项的更大偏向。把全部14个困境合并时（r=.38, .21, .35, p<.05），整体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对单个道德困境进行分析时，大部分困境的结果也是这样。

为了控制性别和社会赞许性对功利性偏向的效应，研究者对每个核心个体差异变量单独进行多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与社会赞许性的情况下，它们均能预测功利性偏向。功利性偏向与精神变态、无意义感、权术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稳健的。当用3个核心个体差异变量、社会赞许性、性别作为预测因子，进行多重回归时，结果发现，精神变态和权术主义均能独特地预测平均的功利性偏向（β=.23），而无意义感、社会赞许性、性别都不显著了（β=.01, .09, -.11）。

由此可见，在非临床总体中也发现了精神变态与功利性偏向的联系，这说明在道德两难困境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导致赞同功利性选项：其一，是在做道德决策时喜欢理性精细化思维的倾向；其二，是对造成1个人死亡的厌恶减弱，就像在特定大脑损伤病人中观察到的那样。

其实，由上述研究更可以看出，用功利论和道义论来分析道德两难情境本身可能就是不合适的，因为道德两难情境只能考察人们道德判断的偏向，或者说，人们道德判断的标准，而不能考察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低。道德判断研究，又显得离不了道德两难情境，相应地，采用功利论与道义论之外的框架，就是应该的和必然的。

参考文献

Baron, J., & Ritov, I. (2009). Protected values and omission bias as deontological judgments. In D. M. Bartels, C. W. Bauman, L. J. Skitka, & D. L. Medin (Eds.). Mo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Vol. 50, pp. 133-167). San Diego: Elsevier.

Bartels, D. M. (2008). Principled moral sentiment and the flexibility of mo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Cognition, 108, 381-417. 

Bartels, D. M., & Pizarro, D. A. (2011). The mismeasure of morals: Antisocial personality traits predict utilitarian responses to moral dilemmas. Cognition, 121, 154-161.

Greene, J. D., Sommerville, R. B. Nystrom, L. E.,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93, 2105-2108.

Greene, J. D., Cushman, F. A., Srewart, L. E.,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9). Pushing moral butt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al force and intention i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11, 364-371.

Koenigs,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2007).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Nature, 446, 908-911.

Mikhail, J. (2007). Universal moral grammar: Theory, evidence, and the futur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 143-152.

Sen, A., & Williams, B. (1982).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5). Moral heuristic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53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