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人类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现象，对社会和个体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从研究的角度讲，道德，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些重要的哲学家论述过道德，并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为代表而提出的功利论，一种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为代表而提出的道义论。

功利论^[1]（Utilitarianism）以后果为中心，又称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认为人们的道德责任（moral duty）是使好的后果最大化、坏的后果最小化，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更大好处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作为对照，道义论（Deontology）以行为为中心，认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是由道德法则（moral law）赋予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应当符合道德法则，不符合道德法则的事情不能做。

当前的道德判断研究，尤其是采用道德两难任务的研究，常常从功利论和道义论来描述判断结果。例如，对于著名的电车问题和天桥问题，人们分别倾向于做出功利论的道德判断和道义论的道德判断。

所谓电车问题是：设想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了。这时，前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施工，在电车与5名工人之间，有一条岔道，岔道上有1名工人。如果电车向前行驶，就将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按动按钮，把电车改到岔道上，这将撞死1名工人。你会按动按钮改变车道吗？

所谓天桥问题是：设想一辆有轨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了。这时，前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施工，在电车与5名工人之间，有一座天桥，你正站在天桥上。如果电车向前行驶，就将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你把天桥上1名身躯庞大的人推下去，挡住电车，这个人将被撞死。你会推下这人阻挡电车吗？

当然，无论是电车问题还是天桥问题，都有很多版本或变式，考察的具体内容也有较大差异。不过，总体而言，结果类似，对于电车问题，更多的被试选择改变车道，也就是说，会为了拯救5个人而选择牺牲1个人；对于天桥问题，更多的被试选择不推下那个人，也就是说，不会为了拯救5个人而选择牺牲1个人。

天桥问题是为了对抗电车问题而提出的，旨在说明人们的选择并不都是功利论的，即获得更大的好的后果，相反，人们还要遵守道德法则，即做出道义论的选择。研究者也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人们面对电车问题和天桥问题时的反应。例如，电车问题和天桥问题貌似相同，都是牺牲1人拯救5人，但是，具体场景颇为不同，在天桥问题中，1个人的死，与被试的行为直接相关；在电车问题中，1个人的死，与被试的行为间接相关，即，存在亲手与非亲手的差异。人们需要亲手做出致人死亡的行为时，倾向于进行道义论反应，人们不需要亲手做出致人死亡的行为时，倾向于进行功利论反应。

然而，很容易设计实验，得出否定这种解释的结论。例如，在电车问题中，如果把岔道上的1个人设定为被试的亲人，那么，被试的反应将更可能是道义论的，即不会为了拯救5个人而牺牲1个人，却不太可能是功利论的。同样地，在天桥问题中，如果把轨道上的5个人设定为被试的亲人，那么，被试的反应将更可能是功利论的，即会为了拯救5个人而牺牲1个人，却不太可能是道义论的。

且慢，这里改编的电车问题和天桥问题，由于添加了一个因素，即情境中的1个人或5个人被设定为被试的亲人，从而，已经把功利和道义变得难以分清了——特别是在改编过的天桥问题中，拯救亲人其实已经属于道义，而不仅仅属于功利。所以，在这种情境中，被试选择做出牺牲1个人而拯救5个人的反应，从传统的分析角度来看，是功利论的，实际上，从被试的角度分析，又是道义论的。

显然，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情境，许多时候比电车问题和天桥问题及其变式更为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从而，很难从功利和道义两个方面说清楚的。

总之，在哲学上，道德的功利论和道义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们的显赫地位无可撼动。不过，在道德心理学上，特别是道德判断研究中，功利论和道义论可能难以有效解释、预测和控制道德判断乃至道德行为，那么，其他理论，比如，道德账户理论，有望也必将应运而生，发扬光大。

注释

[1] 关于Utilitarianism，通常译为“功利主义”，与之对应的Deontology，通常译为“道义论”。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对于Consequentialism，一般译为“后果论”，较少译为“后果主义”，从而，把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论”显得也是没错的，甚至与Deontology译为“道义论”更相匹配，因此，这里译为“功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