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地说，心理学研究，以简单的情况为例，就是考察一个变量的变化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心理学实验研究，仍以简单情况为例，就是操纵一个自变量，控制额外变量，观测一个因变量，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自变量是可以客观操纵的，因变量是可以客观观测的，因此，它们都是外显变量，有物理指标可以度量。

一个很容易想到的问题是，操纵的自变量，究竟引起个体心理的什么变化，才导致他/她在因变量上的变化？特别地，此时的重要心理变量是什么？从而，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物理的自变量，引起一个什么主要心理变量的变化，才导致一个物理的因变量的变化？这里的心理变量，就是中介变量。显然，心理学研究不只满足于考察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而且更想探索中介变量。

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是这种思路。研究者寻找各种因素，考察它们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情况，提出不同的道德判断理论。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显得把重点放在自变量上，然而，稍加分析就可发现，他们真正考察的其实还是中介变量。同时，一些研究者为了引起中介变量的变化，会寻找某些奇特的自变量，以达到令人耳目一新或出乎意外的魔术效果。

例如，给被试喝不同类型的饮料，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给被试拿不同温度的杯子，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让被试闻不同的气味，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让被试站在不同的高度，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让被试处于闭眼状态，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让被试面对黑白背景，被试的道德判断就会不同。

这类实验的程序和结果，都显得富有趣味、引人入胜。如果了解背后的奥妙，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研究是在取巧——只要肯动脑筋，还可以设计并做出许多类似实验。显然，更为重要的是探索道德判断的中介变量，或者说，与道德判断结果关系更密切的心理变量。

传统上，心理学家关注认知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例如，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决定着他/她的道德判断情况。本世纪之初，道德判断领域同年出现了两篇重要文献。一篇是Haidt（2001）的长篇论文，作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道德判断社会直觉模型，认为人们道德判断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直觉，主要是情绪。另一篇是Greene等（2001）的实验报告，提出了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认为认知和情绪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处于竞争状态，哪种因素胜出，个体就做出哪种因素主导的道德判断。

应该说，Greene等（2001）的模型更全面，也更有创意，但是，许多研究者往往只是述及这个模型，很少直接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与之不同的是，Haidt（2001）的模型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大量研究，特别是考察情绪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研究者会挖空心思地设计实验，只为引起被试的不同情绪，得到不同的道德判断结果。从而，道德判断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现象：只要从情绪方面解释道德判断的结果，就是理论正确的，也就是说，情绪成了事实上的道德判断的终极解释。

然而，道德判断太复杂了，很快就有一些研究表明，不同条件的道德判断有差异，但是，对应的情绪没有差异，说明存在情绪解释不了的道德判断情况。当然，情绪也是复杂的，比如，存在不同类型的情绪，就是同一类型的情绪，强度也可能是不同的。于是，研究者寻找最能解释道德判断差异的情绪，并确定出是厌恶，即厌恶直接对应着道德判断。

同时，也有研究者力图从另外的角度寻找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并确定出是伤害，即伤害直接对应着道德判断。

如此一来，势必出现考察厌恶对伤害，哪个才是道德判断直接影响因素的终极对决研究。

在一篇评论性的论文中，有研究者（Gray & Schein, 2016）对他人（Scott, Inbar, & Rozin, 2016）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对于全部被试来说，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知觉——知觉到的伤害的一个测量指标——是赞同控制转基因食品的最强的预测因子（b= .49, t= 17.27, p< .001），即使厌恶和愤怒也进入模型。作为对照，厌恶——原文作者认为是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个很差的预测因子（b= .09, t= 1.63, p=.10）。换句话说，伤害解释24%的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方差，24倍于厌恶解释的1%的方差。

更令人吃惊的是原文关于对被分类为绝对论者被试的分析。虽然声称对伤害不敏感，但是风险知觉是赞同控制转基因食品的最强的预测因子（b= .56, t= 11.77, p< .001），而感受到的厌恶甚至是不显著的（b= .08, t= 1.20, p=.23）。对于道德“绝对论者”，知觉到的伤害解释的方差比厌恶解释的高出30倍。

可见，至少有证据显示，知觉到的伤害比厌恶更可能是其他因素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文中有时用“知觉到的伤害”（perceived harm），有时直接用“伤害”（harm）。“知觉到的伤害”可以意译为“伤害知觉”。

可以认为，伤害知觉比厌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更密切，也就是离道德判断更近，或者说，是比厌恶更核心的中介变量。照此考虑，伤害知觉也还可能不是直接对应着道德判断，即在伤害知觉与道德判断之间还有其他心理变量，这样的变量与道德判断关系更为密切，是更为核心的中介变量。例如，避害需要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变量。

参考文献

Gray, K., & Schein, C. (2016). No Absolutism Here: Harm Predicts Moral Judgment 30× Better than Disgust—Commentary on Scott, Inbar & Rozin (2016).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325-329.

Greene, J. D., Sommerville, R. B., Nystrom, L. E., Darley, J. M., & Cohen, J. D. (2001).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93, 2105-2108.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814-834.

Scott, S., Inbar, Y., & Rozin, P. (2016). Evidence for absolute moral opposition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31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