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研究者往往是证实取向（Verificationism）的，即提出一个研究思想（其实是一个研究假设），接着设计特别的研究方案，收集数据，进行统计检验，验证研究假设，形成理论。这里的关键环节是设计特别的研究方案——有关方案可能是合适的，也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尤其是那些貌似合适，其实并不合适的方案，很容易误导人。由于太多的研究都是证实取向的，从而，人们一般也难以发现这种取向存在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对的。因此，本文来介绍有关情况，让大家明白其中的奥妙。

一、基本原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定律、形成理论。好的理论必须是能够被明确检验的。由于科学具有实证性质，因此，一个理论必须能够做出限定性的预测，以便检验这种预测的对错。如果科学以实证依据为基础，那么，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进行实证检验。理论不仅必须能被检验，而且必须能被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证伪取向（Falsificationism）。对一个理论最有成效的检验是设立一种条件，证明它是错误的，而不是证明它是正确的。这种思想来自哲学家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的工作。波普指出，科学理论永远不能证明其真，因为存在许多虚假的理论能够预测任何给定的结果。无论一个理论预测的结果出现了多少次，都有可能存在另一个真正正确的理论（Popper, 2002/1959）。

因此，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的研究，其实是证伪取向，即研究者努力地寻找与理论相矛盾的结果。按照波普的观点，那就是研究者建构理论，尽力驳倒它们（Popper, 2002/1959）。经受检验过程而保留下来的理论，才能暂时当成正确的而被接受。研究者永远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但当一个理论能经得起更多的检验时，人们对它会更加肯定。

二、一个案例

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有一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Zhong & Liljenquist, 2006），它提出了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即当个体的道德纯洁性受到威胁时，他/她会产生清洁身体的需要。该文用3个实验来检验这种效应。

实验一，研究者考察对道德纯洁性的威胁是否提高清洁词语的心理通达性。要求被试从他们过去的经历中详细回忆一件道德的事情或不道德的事情，并描述他们体验到的任何感受或情绪。接着，被试进行一项词干补笔任务，即把单词残片填成有意义的单词——6个单词残片中，有3个（W_ _ H, SH _ _ ER, S _ _ P）可以填成与清洁有关的单词（wash, shower, soap），也可以填成与清洁无关的单词（例如，wish, shaker, step）。结果表明，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试比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试产生了更多的与清洁有关的单词，说明不道德行为增强了与清洁有关概念的通达性。

实验二，研究者考察对道德纯洁性的内隐威胁是否产生清洁的心理渴求（通过对清洁物品的偏好来表达）。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正在考察笔迹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要求被试抄写一则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故事。这则故事描写的是一件道德的事情（帮助一名同事）或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干扰一名同事）。接着，要求被试用1（完全不渴望）到7（完全渴望）对多种物品评定渴望的程度。清洁物品包括沐浴香皂、牙膏、除垢器、消毒剂、洗涤剂；其它物品包括不干胶便条本、果汁、电池、CD盒、士力架。如预期的那样，与抄写道德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不道德故事的被试对清洁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对于非清洁物品，两种条件的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实验三，研究者用行为测量指标来重复实验二的结果，考察回忆一件道德或不道德事情后带走一个消毒清洁手帕的可能性。要求被试从事同于实验一的回忆任务，接着提供一份礼品，告诉被试可在一方消毒手帕和一支铅笔之间任选一样（业已证明它们是吸引力相同的礼品）。结果表明，那些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75.0%）比那些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人（37.5%）更可能要消毒手帕。

该文指出，这3个实验为麦克白效应提供了证据，即暴露个人自己甚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会产生道德威胁，从而，激起个体清洁身体的需要。

    三、我的思考

对于上述论文，以实验一为例，作者的逻辑是：要求被试回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使他们的道德纯洁性受到威胁，被试就会产生清洗自己身体的需要，这种清洁需要激活了与清洗有关的词语，在词干补笔任务中容易填出对应的词语。我关注的是道德心理学中的避害需要问题，从而，如果经过精心挑选，把词干补笔任务中可以填成与清洁有关单词的3个单词残片，换为可以填成与避害有关单词的3个单词残片，那么，实验结果也很可能表明，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试比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试产生了更多的与避害有关的单词，说明不道德行为增强了与避害有关概念的通达性。

照此思路，可以对该文的实验二和实验三进行改造，更换实验材料，从而，就可能得到：与抄写道德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不道德故事的被试对避害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对于非避害物品，两种条件的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那些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比那些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人更可能要一个口罩而非一支铅笔。实际上，情况的确如此（张冰蓉, 2012）。

我进一步思考，如果我原来关注的是，例如，认知风格，我也能够经过精心选择而设计出3个实验，可能得到类似结果：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试比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试产生了更多的与场独立性有关的单词，说明不道德行为增强了与场独立性有关概念的通达性；与抄写道德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不道德故事的被试对场独立性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对于非认知风格物品，两种条件的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那些回忆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比那些回忆一件道德事情的人更可能要一个指南针而非一支铅笔。

所以，上述经典文献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而设计研究，特别是精心选择研究材料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增大了验证自己研究假设的概率，即，容易验证自己的研究假设；然而，却存在一种研究风险，即，减少了质疑自己研究结果的机会。

也就是说，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所验证的往往正是他/她千方百计要验证的。关照现实，太多的研究设计都是证实取向的，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由波普的观点可知，这种证实取向的研究设计，天然存在缺陷。

总之，证实取向的研究方案，造成研究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研究者看到的、得到的，正是他/她极力想看到的、得到的，从而，研究者有意无意就放大了特定的效应。这其实也是心理学研究产生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张冰蓉. (2012). 道德/不道德启动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XX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opper, K. (2002/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Routledge.

Zhong, C., & Liljenquist, K. (2006). Washing away your sins: Threatened morality and physical cleansing. Science, 313, 1451-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