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研究中，人们有意无意地轻视实验法之外的其他方法，例如，观察法、测量法，特别是认为这些方法不能进行因果推断。其实，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优点，甚至是其他方法不能企及的优点。至于能否进行因果推断，主要还是看研究思想和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方法。

有些情况下，受到现实或伦理限制，不能进行实验。例如，考察个体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对个体态度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必须用实验之外的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者不操纵变量，只观察和/或测量自然变化的情况（比如，某种心理特征随时间而发生的改变）。此时，做出推断就必须谨慎，因为其他事情也可能随着研究者感兴趣的变量而变化。如果其他变量能被排除，那么，用非实验数据也能检验研究思想，也能进行因果推断。

美国心理学家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 1903-1984）及其同事对本宁顿学院学生4年大学和大学毕业后的态度改变研究，就是这样的典范。该课题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持续超过50年。

纽科姆要研究的问题是，当个体自己的态度与所处集体的态度不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怎么想到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原来，他当时工作的单位——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是1932年新建的一所很小的女子实验学院，1936年时师生共约300人，整个学院就是一个人际联系密切的社区，大多数教师住在校内，不少就住在学生宿舍楼里。这所学院以思想自由而著称，教师与在校生活几年的学生均是这样。作为对照，该校的许多新生来自富裕家庭，这样的家庭倾向于有十分保守的社会态度。当态度保守的新生进入学院，与那些态度自由的师生密切接触、长期生活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纽科姆课题组在不同时期追踪访谈本宁顿学院的学生，结果发现，学生在该校的时间越长，她们的社会态度就越转向自由主义。多种测量指标，包括纸笔态度测验、学生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学生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显示出这种变化。例如，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该校新生约2/3支持共和党（也是更保守的）候选人，三、四年级的学生约3/4支持民主党（也是更自由的）候选人。其他测量显示了相同的情形，大部分学生随着在该校生活时间的流逝，都倾向于从她们原来的保守态度向更自由的态度转变。

为什么该校的大部分学生会发生态度的转变呢？

显然，在本宁顿学院存在向自由主义态度转变的社会压力。研究者的访谈发现，那些态度没有转变的学生倾向于会被孤立，她们也会变得孤立。别的学生不愿跟她们做朋友，不愿推崇她们，认为她们不如态度转变的学生有领导才能。总之，在这样的社区中，态度变得不再保守是有好处的，而态度不转变是很不利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学生的态度真的改变了吗？或许，学生只是在口头上说她们的态度与学校的主流态度一致，而实际上，她们还保持着自己的保守态度？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考察态度改变是否持久。学生一旦毕业离开本宁顿学院，就没有相应的社会压力了，这些人还保持她们的自由主义态度吗？她们是否又退回到入学时持有的保守态度呢？

25年后，纽科姆课题组还能确定他们最初研究中94%的学生，并且对她们又进行了研究（Newcomb, Koenig, Flacks, & Warwick, 1967）。他们访谈了其中的一部分，对于无法访谈的，请她们通过邮件回应。当然，测量涉及的是新问题，20世纪60年代可以区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问题与20世纪30年的不同。新问题包括对当时诸多社会问题及一些公众人物的态度——这些公众人物已被确定为是保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

本宁顿学院的这些校友还保持着更自由的态度吗？怎么评判她们的态度是否更自由？即，与谁相比，她们的态度更自由呢？与她们进入大学时相比吗？这不大好，因为测量的问题变了，现在的得分不能与当年的得分进行比较。更为关键的是，或许，现在的女性都比当年的女性更自由了，从而，跟自己相比没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的人比20世纪30年代的人更为自由主义，本宁顿学院的经历可能对态度改变没有影响。这种情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需要进行考察来确定。

如何考察呢？需要一个合适的比较组。什么样的人可以形成比较组？转换视角，此处的问题实际是，这些本宁顿学院的校友比没有入读该校的女性更为自由主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何确定可以比较的女性呢？

纽科姆课题组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访谈了那些校友的姐妹——那些读了其他大学或干脆没读过大学的女性。这个比较组与本宁顿学院组在家庭背景方面是最接近的，但是没有在本宁顿学院生活的经历。研究者也用其他在年龄和社会背景方面相匹配的比较组进行了核查。

结果发现，本宁顿学院的校友，平均而言，比非本宁顿学院校友的姐妹或朋辈具有更为自由主义的态度——即使毕业25年后也是如此。

这说明，本宁顿学院校友比她们的姐妹或朋辈向自由主义态度的转变更大，特别地，这样的态度转变是真实而持久的，不是表面的遵从。通过比较，这些发现表明，在本宁顿学院的经历，造成了校友与非校友的态度差异。

当然，这也不是说在本宁顿学院的经历就一劳永逸地为学生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其实，由于形成了新态度，该校毕业生选择了与新态度匹配的职业与生活方式，这些情形支持并维持了她们的态度。例如，数据显示，本宁顿学院的校友比非校友倾向于选择更为自由主义的配偶；她们更可能把自己的亲密朋友描述为有这样的态度（Newcomb, Koenig, Flacks, & Warwick, 1967）。总之，如果说开始是社会压力让她们产生态度改变，那么，其后是社会支持在维护她们的这种态度。

纽科姆课题组的研究不是实验，研究中不能把学生随机分配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大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能考察大学环境对学生的影响。纽科姆的数据（不是简单的声称或印象，而是实在的数据）表明，他们的研究对象产生了持久的态度改变。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纽科姆课题组用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测量，对研究结果的核查与交叉核查。毕竟，任何单一的自由主义的测量都可能是有瑕疵的，但是，当使用多种测量时，当结果都是一样的时，它们就是相互印证、彼此补充的。因此，多种测量共同为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也就是说，与可比较的女性相比，那些毕业于本宁顿学院的自由主义的女性，25年后还倾向于把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吗？是的。她们更常把自己的朋友描述为自由主义者吗？是的。她们阅读更多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吗？是的。她们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更可能投自由主义候选人的票吗？是的。她们的态度与价值观比非本宁顿学院的姐妹更不保守吗？是的。研究者使用了各种测量，结果都指向相同的结论。

这一研究通过确定态度改变的过程，以及考察态度改变的原因和特征，充分表明了访谈和问卷数据能够进行因果推断。实际上，这些结论与许多其他数据（包括实验发现）是吻合的，，即人们的态度与集体主流态度不同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态度差异会形成压力，让个人去改变态度；如果压力不顶用，个体将会被集体拒绝与孤立（Schachter, 1951）。

总之，纽科姆的本宁顿学院研究是非实验的，但是，这样的研究同样是严谨的、科学的。它们显示了观察如何能够提出问题、如何用进一步的观察回答问题、检验多种可能性，以及如何由答案引导更多的观察、尤其是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核查，从而使不同的结果进行相互印证。

纽科姆课题组的本宁顿学院研究是严谨研究的典型——这个课题组还进行了第三次核查，原初研究50年后的核查，结果表明，主要结论是不变的（Alwin, Cohen, & Newcomb, 1991）。

参考文献

Alwin, D. F., Cohen, R. I., & Newcomb, T. L. (1991). Political Attitudes over the Life Span: The Bennington Women After Fifty Yea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ewcomb, T. M., Koenig, K. E, Flacks, R., & Warwick, D. P. (1967). Persistence and Change: Bennington College and Its Students After Twenty-five Yea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chachter, S. (1951). Deviation, rej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19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