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的学术报告交流环节，有时可能会显得尴尬，例如，没有听众当面提出需要交流的问题。有经验的报告人此时会改变征集交流问题的方式，请听众把问题写在纸条上，由工作人员帮忙收集，通常会得到若干问题。人们显得不太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学术问题或个人问题，就是其他简单问题，个人都可能不愿或不敢公开表达，就是公开表达，也可能是言不由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个人在公众场合，会感受到压力。那么，这种社会压力究竟有多大呢？

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系统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要考察的是，假设一个人听到别人对一个简单的知觉问题都给出相同但明显错误的答案之后，要他公开说出自己的答案，会出现什么情况。当然，在实验中，其他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助手，即实验同谋。要求实验同谋故意给出错误答案，那名真正的被试不知道这个底细。当轮到被试大声说出自己的答案时，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说出明显正确的答案吗？或者，他会随波逐流，大声说出与别人相同的错误答案吗？

如果你是那名被试，你会如何回答？特别地，你为什么这样回答？

实验结果显示，许多人都无视自己感觉的直接证据而去随波逐流了。也就是说，如果要求被试在其他群体成员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答案，他们的确会随波逐流。

然而，如果去掉群体的社会压力，即，让被试私下写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公开说出自己的答案，那么，就不是任何人都会遵从多数人的意见了。因此，社会压力（团体压力，群体氛围）本身就足以使遵从（从众）更可能发生。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重要启示：其一，巧妙而简单的实验能够揭示重要的心理效应；其二，在许多情况下，征求别人的意见或建议，应当匿名，不宜要求大家公开表达。

同时，研究者设计任何实验都必须做出一些具体的决策。例如，如何操纵自变量？如何测量因变量，哪些变量需要控制？如何控制？等等。如果研究者做出的决策不同，那又会怎么样呢？

阿希在他的遵从研究中只是设置了特定的情境。如果他当时设置其他的情境，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当时用的是其他的任务，会怎么样呢？例如：

假设一项实验用男大学生做被试，如果当时用女大学生做被试，会怎么样呢？

如果房间被刷成其他颜色，会怎么样呢？

不要期望任何单一实验能够同时回答这些“如果…，会怎么样呢”的问题。实际上，实验都不是孤立的，结论不是建立在单个研究上的，而是建立在具体情形都在变化的许多研究上的。

阿希自己继续用不同的实验，研究从众问题。

如果多数派用其他人数（原来是9到10人），会怎么样呢？阿希把实验同谋的人数分别设置为1-14，结果发现，随着人数的增加，遵从现象也越明显，但是，在4个人时就能达到最大效果，继续增加人数也没有更大效用了。

如果多数派不是全体一致的，会怎么样呢？实验表明，会大大降低遵从现象。

如果在其他国家做这个实验，又会怎么样呢？研究表明，阿希考察的从众现象具有普遍性。

如果实验同谋是老师，被试是老师的学生，又会怎么样呢？作为对比，如果实验同谋是同学，会怎么样呢？实验表明，两种情况下，均存在遵从现象；同学作为实验同谋比老师作为实验同谋有更高水平的遵从——同学带来的社会压力是更大的。

对于实验室研究的结果，人们想推广的不是实验研究的具体发现，而是实验发现揭示的心理过程。阿希的遵从实验是在人为的情境中进行的，但他的被试在实验中及其后的访谈时的反应表明，他们完全陷入当时的情境了。“他们都给出同样的错误答案！这是怎么了？他们都失常了？我也失常了吗？”

被试面临的窘境是非常真实的。实际上，阿希研究中的结论由于情境的非自然性而更可信了——实验中的正确答案是确定而明显的，就在个体的眼前。在大多现实情境中，我们赖以做出判断的信息都是零碎的，一时只能得到一点，可能是可信的，也可能是不可信的，与阿希实验中呈现的情况颇为不同。然而，他实验中的许多被试还是遵从了。他们屈服于团体压力，大声说出错误答案，尽管这种错误是不可能犯的。

情境的人为性使阿希的发现更显重要，而不是不重要，即，一切都是清楚的，可还是存在遵从。

阿希的研究具有实验之美——简单。如果被试私下写出他们的答案，那么就少有遵从；如果他们必须公开大声说出答案，那么就有更多的遵从。由于这两种条件下没有其他差别，这项实验就能从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中，发现一个变量——社会压力——的效应。实验表明，这样的压力，并且就是这样的压力，便足以自动地影响遵从。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压力，既可能成为影响人们的消极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人们的积极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发挥社会压力的积极作用、减少社会压力的消极作用，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