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赶上了第一批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启动，有幸成了第一批受益者。作为该项目的亲身体验者，闻留学基金委征稿，特撰下文纪念。

一．机遇

2006年，我在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刚刚结束2年硕士阶段学习，转成博士生。在学术交流英语课堂上，任课老师丛丛教授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从今年开始，国家要开始大规模公派留学生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曾有几次大规模留学的风潮，最早是清末容闳率领幼童留美，后来陆续有留日大潮，留欧大潮，乃至解放后留苏大潮。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有一些公派支持计划，自费留学也越来越流行，但未有大规模的公派留学。丛教授鼓励博士生们抓住这样的机遇，积极申请，去国际一流高校，师从国际一流学者。最终那一年有3000个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博士名额，包括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博士联合培养，南大分到100多名额。

我原本没有计划出国读书。从小偏科，英语比较弱，没有考托福、GRE，所以打算按部就班在国内把博士读完。当时在南大导师指导下，研究基本上路，发表了4篇第一作者论文。突遇这样的机遇，想去尝试一下。因为事出突然，当时很多导师都不乐意放学生出去，因为这打断了原本安排好的研究计划。为公派的事情，我有几个朋友和导师闹得不愉快。虽然我导师也有点“恋恋不舍”，但还是大度地同意了我的请求，还给我介绍了一些国外人脉供我联系。

我也犹豫过是否申请个哈佛、MIT之类的名校，因为公派毕竟要比从对方手里要奖学金要容易的多。但在哈佛、MIT没有找到我当前研究方向的合适教授。因此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选学校还是选导师的困惑。为此我咨询了一位去过哈佛公派留学的老师，他毫不犹豫建议我：博士生关键还是看导师。我导师也有类似的建议。因此我最终把申请目标锁定在田纳西大学的Elbio Dagotto教授。Dagotto教授出身阿根廷，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的理论物理所(KITP)等凝聚态物理重镇做博士后，后来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SU)任教，刚跳槽到田纳西大学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任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不久。Dagotto教授在关联电子理论成果突出，尤其是高温超导铜氧化物、庞磁阻锰氧化物方向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我将精心准备的简历和目的说明(Statement of Purpose)，email发给了Dagotto教授，目的说明中我表达了强烈想去跟他学习做研究的意愿和我选择他的理由。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拿着我的简历去咨询了系里的华人教授。他很奇怪一个博士生有二十多篇论文，不可思议。所以有时候论文太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华人教授更熟悉中国的情况，就告诉他，这学生可能来自一个实验为主的课题组，所以有很多实验的合作论文，不足为奇。了解了这些信息后，Dagotto教授同意接受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招收中国学生，也是第一次接触公派，有一些事宜最好面谈一下，给我约了一个时间。到了那天，我一直守在手机前，怕漏掉重要来电。提前也在网上搜了很多面试经验，做了点准备。电话准时来了，聊了半个小时左右，主要还是交流一下信息，我紧绷的心弦渐渐的平稳了下来。当时国家公派的奖学金是1050美元一个月（田纳西），低于田纳西大学研究生助教的收入（税后约1400美元），我当时还惴惴不安地问这个够不够生活。Dagotto教授很大方地表示，这个不用担心，说会帮助我。后来他确实在经济上给了我额外的资助。那天我们还谈了去美国之后的几个工作方向，谈的很愉快，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英语水平还需要切实加强。

年后开学，就是一路走程序。经过申请、等待、交押金、办公证、办护照、办签证、被check、定机票，以及准备行囊这一系列过程，07年9月10日，我终于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25岁，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我第一次坐磁悬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太平洋，心情可想而知。我一个人来到浦东机场，趁着候机时间，打完最后一个报平安的电话，登上了飞机。田纳西，我来了！

二、成长

飞机从上海飞到北京，从北京飞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飞到亚特兰大，接着从亚特兰大飞到目的地诺克斯维尔。路线曲折，耗时漫长。在生活上，Dagotto教授组新来的中国博士后、博士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带我办手续，熟悉环境，开车带我购置生活用品，教我开车等等。有了这些帮助，我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研究工作。

不同的教授，工作风格确实不一样。国内课题组每周都开组会，每个学生轮流汇报。但Dagotto教授从来不开组会，他只逐个与学生、博士后讨论工作问题。国内课题组每个人一个独立研究课题，而这边是一堆人同时做一堆课题。国内导师时不时要催问一下每个人的工作进展，而这边都是自己主动联系导师汇报工作。当时组里人丁很兴旺，博士后就有中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巴西人等，大家经常讨论学术问题，也经常结伴去吃饭，气氛融洽。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有很多国内就在考虑的问题，但苦于没有高人指点，在这儿都很容易得到了解决。有时候懂和不懂就差一层窗户纸。

Dagotto教授的指导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由于其站的高度和在学术圈的人脉地位，他考虑的问题会比较全局、整体、富有远见。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意味着事半功倍。而组里众多高水平的博士后则帮我在微观层面上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地前进。当时在科研工作上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来自日本的研究助理教授柚木青司(Seiji Yunoki)（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研究员）和中国博士后俞榕（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们教会了我很多知识和方法，也曾帮我一行行的检查程序，调试错误。还有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Gonzalo Alvarez研究员（Dagotto教授原来的学生，来自乌拉圭），他在计算编程方面造诣颇深。我曾经有一个计算电导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在他帮助下，硬是把他的代码翻译成了我的代码。到了午饭时间，我说你要吃午饭吧，他说他从不吃午饭。为此，我后来还问过Dagotto教授，你们南美人是不是没有吃午饭的习惯，因为他也基本不吃午饭。Dagotto教授笑答：不是南美人不吃午饭，是忙的人不吃午饭。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一点点地在进步。08年3月份我第一次参加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在经历了意外的飞机取消之后，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数千公里，耗时十余个小时，到了新奥尔良。路上还因为超速被警察抓住，幸好同行的博后巧舌如簧，说服警察我们是very important的人物，才给免于处罚放行，入住旅馆已是凌晨。我的报告是第二天一早，最后有一个提问听众，是我办公室楼下的Ward Plummer院士。他对我的工作还颇感兴趣，回去后，还特地把我叫到他组里再给他详细讲了一遍。虽然在国内也参加过中国物理学会秋季会议，但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际物理会议，聆听了新科诺贝尔奖得主Fert和Grünberg的大会报告，感受了国际物理盛会的气氛。第二天在会场巴士站台，还偶遇了Fert先生，孤身一人，赶紧过去打招呼，合影。

来美国一年后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B》，我稍感欣慰。Dagotto教授也渐渐认识到我的价值，对我越来越器重。有一次我发email汇报工作，他回复说：“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那时候我心无旁骛，一心努力工作。”我想这是导师对学生很高程度的评价。很快，我的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都发表在《物理评论B》，并且都被选为编辑推荐。在各种场合，Dagotto教授都不遗余力地提携我。遇到有外来的访客、合作者，他将我介绍给对方，都说我是博士后，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就像一个博士后一样能做好研究。他也曾将一次别墅会议的邀请报告机会让给我，还让我参与他撰写的专著章节。08年11月，我收到三月会议邀请报告邀请信，这让我非常激动，因为这对于一个博士生而言，非常难得。后来Dagotto教授透露是他给组织者提名的我，正巧组织者采纳了。为了准备这场报告，我还特地置办了一套正装，Dagotto教授也给我演练了不下三次，即帮我修改报告内容，也给我纠正发音。会议当天，他也来到了会场，站在后排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地听了我的报告，下来后鼓励我说：讲的不错。

除了工作和经济上的帮助，Dagotto教授还在为人处世方面对我谆谆教诲，并用实际行动影响着我。我刚去的时候，有一次他教导我说我too green too young。有一次我们因为工作合作问题与一个同事发生了点摩擦，那个同事写了封很富有攻击性的email群发给我们，我正不知所措，结果教授亲自出马，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给反击回去了。护犊之心，由此可见。还有一次我给业内其他教授发email咨询，Dagotto教授嘱咐我，发email时要抄送他，让对方知道，他站在我的身后。

两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参加了7次国际学术会议，做了2次邀请报告；发表了6篇第一作者论文，其中2篇在物理学著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2篇入选《物理评论B》编辑推荐。这样的成绩可能是我自己最初都没有想象到的，这离不开Dagotto教授以及研究组博士后的悉心指导，以及国内导师的帮助和指点。

09年9月2日，再见，田纳西，再见，Elbio；南京，我回来了！

三、传承

09年9月25日博士答辩完，当年12月入职东南大学，在物理系任教授，当时我刚满27岁，可能是（未准确考证）东南大学建国后最年轻的正教授。10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1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12年获全国优博提名奖，这也标志着我的博士生涯最后一丝尾声也结束了。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公派联培学习历练，我博士阶段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没法有这样高的职业起点。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教职生涯。说独立，因为我放弃了留在南大的机会，在东大另起了炉灶；加引号，是因为我还和南大导师以及田纳西导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一直保持着愉快的合作关系，两位导师的光环还在庇护着我。几年的师生缘，一辈子的朋友情。今年元旦我还给Dagotto教授发了一封email，说距离我当年联系他已经9年了。他回了一封很热情而又温馨的信，说这个时间点（美国时间凌晨）回信，说明了他对这封信的重视。他在信中感概了时光的飞快，回忆了我在他组里求学的点滴，和对我的高度评价。他说他这辈子招了很多学生和博士后，一般都是他选择别人，只有我是例外，是我选择了他。他还在信中谈了很多他这辈子的感悟，和我分享了他的喜悦和忧伤。

按照公派要求，我在国内服务满2年。期间也曾受柚木的邀请去日本访问过一个多月，也曾邀请柚木来南京访问。12年我服务期满，又受邀去田纳西继续做了一年的研究。13年6月28日回国，在诺克斯维尔机场接到通知，入围优青答辩。回来后幸运地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项目。

11年开始，我获得了博导资格，开始招自己的研究生。我将国内、国外导师对我的培育，又传递给了我的研究生。结合国内导师与国外导师育人方法和风格的异同，我一直在努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提供给研究生更多的帮助，更好的发展机会，促进他们进步。我也一直给他们讲我公派的故事，鼓励他们积极申请，尽力给他们推荐合适的去向。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像我这样幸运，抓住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像国外导师曾经和我说过的那样，看到学生，就像看做自己年轻的时候。类似的话，国内导师也曾经和我说过。正是秉承着这样的信念，我推荐了一位博士生公派去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联培2年；另外一位博士生公派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培2年。以后还会源源不断的推荐学生公派出国深造。

公派留学之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我成长道路上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回国后，曾经在科学网上看到施一公教授等人讨论国家公派。好像当时施教授是不赞成国家公派博士生，他认为美国已经培养了足够多的顶尖优秀人才（优秀的自费留学生），何必再花国家的钱去培养一批二流人才呢？虽然施教授是我一直敬仰的对象，但对他该观点，我并不赞同。中国作为一个走在复兴路上人口大国，需要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人才，而不仅仅是科学金字塔尖的超级精英。中国目前不是人才太多，而是人才太少，人才基础薄弱。只有基础雄厚了，顶尖人才才有脱颖而出的土壤。即使是科学研究，也不能只看到诺贝尔奖得主的荣耀，而看不见千千万万的未获奖研究者。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巴基斯坦1979年就有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但巴铁的物理研究水平和相关技术水平，明显还是不如没有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

公派博士生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学业突出，成为顶尖人才，但大量的公派留学生学成归国，整体上壮大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队伍，也渐渐地改变了科技文化氛围环境。整体而言，公派留学人员回国率，远高于自费留学生，并且专业方向上更体现国家意志，具有行业导向性。整体而言，引进公派留学人员的代价一般也远低于引进同层次自费留学归国人员。将资金投入到教育上，总是回报大于投入的，不失为一种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政策。

最近几年，留学基金委设立了公派导师项目，支持博导去学生去的单位访问一个月，加强合作关系。我今年也申请并拿到了，下个月我即将登上去内布拉斯加的航班。公派，再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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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16年7月。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为更好体现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成果、效益，国家留学基金委特向有关单位、学生导师、留学回国人员代表征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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