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野外工作者，一个测量工作者，10年里上山下山多少次呢?说不清。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曾经不断地重复这种动作——上山、下山。最典型的例子是重复上了福建境内的一座海拔近千米的山，足有六七次，要不是那座山的半腰上，有大片的竹林，可以缓解劳累、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的氧气，我肯定不会为那座叫做白石顶的小山写什么抒情文字呢。厌倦被陶醉的感觉置换了，即使是在冒雨上山时滑下过山坡，即使在山巅接受过暴雨的洗礼，也仍然一遍遍地上山下山了。

   作业区域，很少是位于风景区的。进入风景区作业,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同样是在福建，在连城，在项小米《英雄无语》的故事发生地，有一座冰心老人题名的冠豸山。有次导线测量就是在它附近进行的。这还得感激选点小组的同行，把点位选在了居民的屋顶上。让我们在上屋顶时，遇到了夏季的毛毛小雨；到达屋顶后，看到了一边日头一边雨的景象。彩虹，也是随后就跨越了冠豸山的。我们的作业时间紧迫，无法长久驻足在屋顶上，欣赏难得遇见的冠豸山彩虹。野外生活，就是这样，经历的风雨比彩虹多得多。作业结束后，我带领小组成员，用了半天时间，游览风景秀丽的冠豸山。这次把上山下山当成了休闲，而不是工作了,组员们玩得很开心。

    最恶心的一次上山，也是发生在福建境内。那座山包，也就几十米高，而且就在路边。第一次找这个点，也是想省时间，当地一个中年人主动提出要为我们带路，我们欣然答应。前天，我们也是找点的时候，遇见一个正在半山腰干活的人，也是主动为我们带路，花费了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我门要去的山头。当我们提出给十元钱的向导费时，他脸色都变了，说是“你们这是骂我呢，跟解放军带个路，还要钱，我算什么人哪？”。我们以为眼前的中年人，和前天的年轻人一样呢。就跟随着他到了要去的“山上”。他伸手要五块钱带路费，我正准备掏钱，“配属”我中队的教导员，却勇敢地站了出来。这个能说会道的江苏人，把亮晶晶的三角眼滴溜溜一转，小胡子也生动地翘了起来,说：我们没有答应过给你钱哪！

     那个中年人，很生气：那好,咱们到派出所理论去，我不给你们废话！小胡子信心满怀地说，到公安局也不怕。教导员比中队长官大，一个中队的人只好“跟头轱辘”地下山，去派出所说理。派出所很近,三五分钟就走到了。小胡子教导员能说会道，唾液飞溅，大大提高了派出所办公室里空气的湿度。那个警察听明白后，就劝中年人，解放军来咱们这里执行军事任务，咱们有义务配合人家，怎么能没有协议，就要人家的带路费呢。中年人自知理亏，占不了上风，就蹲在地上不言语了。小胡子讲话的瘾头，被勾起来了。只见他，面对十多个听众慷慨激昂，主题是宣扬军事任务的重要性、军民关系的重要性，还有协约精神的重要性。大家都在摇头了，这个冗长的演说，让警察失去了耐心，让中年人失去了耐心（悄悄溜走了），只有我们这些中队队员不得不耐心地听。演说家演说完毕后，看到日头已经偏西，一次性茶水杯子，已经被被警察收拾干净。他的肚肠，也不合事宜地咕噜咕噜地唱起了饥饿赞美诗。敢情，我们的午餐，还没有被消灭呢！

     戏剧性的故事，却以悲剧告终了。那个靠近马路的，低矮的山包上的点位，是我们中队最不符合规范的一个点——挖的坑浅了，放的水泥少了，造的水泥标石短了，与规范要求有10厘米的偏差。更倒霉的是，这个有光荣阅历的点位，很荣幸地被上级业务部门看中啦。被抽查后，不得不挖开了四边，进行了加固。冒着酷暑，干了令人寒心的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作为休闲的上山下山，自然比作为工作的上山下山，次数要少多了。尽管如此，也是很有意味的。比如

在祁连山深处的峡谷里驻扎时，我曾经和几位朋友，欣赏了有微型冰川的无名山；以此度过大年初一的早晨。这次游览，缓解了他们的思乡之苦。虽然，登上大山，四周瞭望，看到的依然是连绵巍峨的高山，毕竟和平日的视野不同；看到的景象，也大有差别。比如，平地上只能看到几百米的河流和高原草甸，在山巅可以看到几公里的长度。大雪尚未全部融化，河流结冰的表面上覆盖的积雪，真的成了一种化妆品。“谁遗银练两山间”，成了描述此景的最佳句子。同样是在祁连山深处。20多年前的一个星期日，我迎接年轻校友的欢迎仪式，也是上山。一座距离驻地数公里，开满油菜花的“西山”成了我们的目标，这次登山路上的趣事可以写千字小文。。

     干三、四等水准测量、或者重力测量，一般是一天爬一座山。导线测量呢，一天可以爬若干座山。.........

     有趣的上山经历，发生在江西境内。是由于方言引起来的。我们去找的山头名字叫做“晒头”。当地老百姓却读作“SHA头”，听上去有点恐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革命工作吗，去“SHA头，也不要紧啦。奇怪的是，那个地方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下午就放弃了”；那次惊险的下山，其实和这次“SHA头”是独立事件，写在一起，就有意思多了。也是去找点，也是没有找到。返回时天色已晚，中队的兵们几乎都迷糊着了。我也几乎要打瞌睡了。突然，我们的面包车，来了个紧急刹车。要不是司机反映快，判断和操作都没有失误，我们都得去鄱阳湖里喂鱼。一面包的人，都醒了。幸好，仪器都在箱子里，防震。这不算，当日最惊险的，过了没有多大功夫，我们的面包车，就陷进了泥土了。原来是一条新修的道路，平整得很，没有车辙。我的司机，归营心切，没有车辙的新路，居然也开上去了。开上去，就后悔啦！越是挣扎，车轮陷得越深刻。只好向过路的司机求援。接连拦了三辆车，都说是没有钢丝绳，无法拖车。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旁边有个露天煤矿，有几个人在通宵打牌。我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他们就提供了一根钢丝绳。我们的车被拖出来后，已经是后半夜了。

     最危险的上山，发生在海南的万宁县的海边。我和一个同行，去测GPS。我突然掉入一个石穴，当我下坠的时候，心想完啦；是一些荆棘搭救了我。逃生后，膝盖疼了好几天。那次外业结束后，我去外科拍照做了检查，幸好，无大碍。

     最失算的上山，是在河北张家口境内的一个农场，测量重力点。因为离开重力中队两三年了，临时带队外业，竟然没有借地形图。不了解地形，作业就难免失算。当时，我只按照测线的起始和结束点的高程来概算测量点的重力差，以便确定中途是否需要调整测程。单从起始和结束点的高差看，需要调整。问题是在什么地方调整。后来，事实证明，我的估算不符合事实。张北高原的地形，并非阶梯式的，而是波浪式的起伏的。我选择的调整测程的点位，正好在“谷底”。那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坏事的。我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做了无用功，还给作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窘境，至今记忆犹新。

     被不守信的人耽误时间，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有个已知点在京西的一个场坪附近。点位就在旁边，介绍信也有。才过了一顿午饭的功夫，那个变卦的谢顶主管，就废弃了我们辛苦多半天的重力测线。这和我的一位大校友的经历成了鲜明的对照。人家是在重力测量的路上，遇见了重病号，见义勇为——把病人送到了医院抢救，废了一个测线是佳话。我们，是无奈地放弃，重新开始观测。好在，首都机场的旧候机楼，有我们需要的点位，这个点位非常好找，我七八年前就在某工程中用过，位置记得很清楚。我废弃了一个测线，立刻让司机驱车去了首都机场老候机楼大厅，算是挽救了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我们完成作业的时间，还是推迟了一天。

     最豪放、最得意也最沮丧的一次上山，是在青海海西的怀头他拉测量重力点的时候。说豪放，是因为使用的交通工具。进行重力测量，一般用小汽车做运输工具，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或者多个点，构成以条测线。那次，在高原上的试验，我们借用了驻地的军车。他们的后勤部门说，小轿车没有啦，脸吉普车都没有啦，只有一辆“骊山”，可以派遣。于是，我们就乘坐可以容纳数十人的“骊山”，在芨芨草上行驶，看着赛跑的黄羊飞驰。那次看上去得意的成果，最终没有让我得意起来——回去后，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好像看着表的粗心人一样，只看几分几秒了，却把时针看错了。这算是情节跌宕起伏最厉害的一次“上山”。山不算高，可是在高海拔的地方，脑子终究是缺少了氧气，犯了糊涂。

     近年，上山下山的次数明显少了。看到一座近在眼前的山，依然还有攀登的欲望。比如，目前，坐在电脑桌前，几乎伸手可以抚摸到的太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