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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的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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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的师姐
休假期间，路遇师姐。她比我年长6岁，早4年毕业，曾经下过乡，军校毕业后在西安一家研究所工作过，现在一个生产单位就职。
我们站在马路牙上聊了起来，聊了一些熟悉的人和事情，有的人变化比较大，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也有人平淡无奇。由于曾在一个科室工作过，交谈比较随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师姐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的一些缺点。我本来就愉快，听到师姐的一番话，更高兴了。师姐说，看你今天情绪不错，就不妨直言了。即使是善意的言语，讲话者也怕听者听不进去，何况那些听上去刺耳，或者是从自己不喜欢、不佩服的人嘴里吐出来话语的呢。听到真心话，的确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讲究说话技巧了，也很难听到真话了。能当面指出我缺点的人屈指可数了，而且，他们不可能经常指点迷津。有些人讲话喜欢拐弯，像我这种直肠子、并且愚钝的人，常无法领会，于是就顽固地坚持了别人意识到自己没察觉的问题和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便是别有用心地宣传或者扩大了自己错误和问题的人，也值得感谢。这样的人也可以开列一个名单。他们的目的虽然叵测，但是，有一个效果是，被议论甚至误解的人迟早会明白自己哪里对了，哪里错了，哪个场合的言语举动不适宜、不妥当。
第一次遇见师姐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时我还没有离开西北军营，是去她工作的单位看望一个同学。在食堂里遇见的，当时并没有交谈，还不认识。
师姐的同班同学因为留校当了教员，并且担任了我们的专业课教师，认识得自然早一些。那个老师，后来读了一个院士（后来评上的）的研究生，并且计算机水平非常高，编写了许多软件，有的下发了部队，我还使用过。而且，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全国统考的大学生，大都在专业上发展得不错。可惜的是，生产单位的最高职称设置就是高工，没有教授级高工的说法，所以她至今是“副高”。虽然，她的水平已经是正高的水平了。不过，这个生产单位有行政、技术级别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其中一个踏步了，不影响另一条腿继续走路。一个资格比较老的高工，不无炫耀地对一位少校说：俺回到老家，都不敢露，不敢说是自己是副军级待遇，怕吓着人家，就说是师级。这个曾经任行政长官（利用了老乡关系以及其他手段）10年的技术五级的所谓技术干部，其实，多年来一直琢磨的是如何当官，一直在琢磨如何把自己的搭档挤跑，并且幸运地成功了。行政资源左右了技术支撑资源的分配，伤害了一批人。包括只发表了20多篇论文，不乐于讨好行政长官的研究生。
在那样的单位和气氛中，流失了一些人才。第一个研究生辞职了，下海了；第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转业了。第一个研究生转业的原因无非是，有个副职，在参加副高职称评定前，要求在没有贡献的论文上署名被拒绝了。而且，这个研究生太坚持原则了，（像取经路上的孙悟空一样，非要把唐僧同情的白骨精打死不可）不愿意在明显是涂改了的成果上，签“合格意见”的字，影响了“集体荣誉”。这让一些人恼羞成怒，尤其是不学无术、但善于琢磨人的人。讽刺意味比较强的是，那个副职后来利用复印机炮制的所谓论文，蒙混过关，上去了，并且成为职称委员会的成员。
人的处境当然和环境有关，想法也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人挪活，树挪死。人不是树。那些。比如已经离开的研究生，终于都找到了发挥自己的空间。他们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变化，世界其实很大。没必要在一棵树上掉死。此处难留人，自有留人处。他们的看法，也许会和我类似：感谢那些曾经让我为难的人，感谢那些曾经让我几乎绝望的人。因为，他们的言行举动，从反面激发了我的潜力，让它们发挥了出来。人，有不同侧面的潜力。他们的行为的目的与师姐大不相同，他们有卖友求荣的，有打击报复的，有嫉贤妒能的，有浑水摸鱼的。但是，人家是坏心办了好事，值得感激。
师姐的话语，以及以前我反感的一些人的言行，从正、反两方面对我有益处。对手逼迫引发的改进，也许比善意的建议来得不那末让人喜欢或者情愿，但是效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有些人，从轻视、敌视、咒骂中发现了价值，这样的效果是对手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们的愿望不可能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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