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解放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解放周末：在《中华科学文明史》封底上，刊登了您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李约瑟经典著作的经典浓缩，中国科技通史的权威版本”，对此您能否作进一步解读？

  吴国盛：我的推荐语讲了两句话：它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一部权威通史。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经典。李约瑟以其宏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开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先河，堪称经典。而由柯林·罗南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认可，亦可称为经典缩写本。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特别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它是权威通史。某种意义上说，李书集成了、代表了中国科技史的整体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式。李书虽然由李约瑟发起、策划、主笔，但实际上汇集了数十位东西方汉学家的智慧。与其巨大规模和篇幅可以相比的，是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的科技史家集体编写（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后者除了材料更加扎实、丰富，编史纲领并无根本突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李书是一部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李约瑟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

吴国盛：有两个方面。首先，高度评价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科学和文明成就，有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甚至不惜人为拔高。李约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是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用英文写作的巨著，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和任何一位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贡献。这一点是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备受国际社会冷落时特别感激的，也是中国科技史家自觉沿袭的编史目标。

　　其次，李书站在今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用今日的科学分科、今日的科学划界标准来编排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是一部典型的辉格史。虽然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知识方面远远走在西方的前列，但是，他仍然相信近代科学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最终归缩。所有的原始科技，东方的、西方的，如一条条溪流汇入到近代科技文明这个“大海”中，都最终要发展到现代科学这样的形态，这是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科技史的“百川纳海”模型。因此，他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世界近代科技的先驱，强调它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这一编史模式也为中国科技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解放周末：能否举例说明？

吴国盛：比如，我们在李书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就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技术成就的高低进行比较。李约瑟有非常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不仅熟悉中国的情况，也熟悉西方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技术性比较。我们经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他总是力图论证某种技术、某种理论或观念中国比欧洲领先多少年，某种技术、思想或观念是近代科学的先导、先驱。

又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个概念，这个如今的中国人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说法，而是20世纪上半叶被李约瑟“炒热”的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16世纪的时候，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的进程，但培根并没有说这些发明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说法，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但是，让“四大发明”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正是李约瑟。

解放周末：李约瑟以西方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突出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贡献，这种范式对此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国盛：在李书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部通史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杜石然等编著的单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部就是前面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2008年完成，由卢嘉锡总主编、中科院集结全国力量完成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者是一部小型的通史，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分期。后者则充实了大量资料，研究更为细致、具体。但是，总体而言，这两部书仍然是以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目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视野来编排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通史从而也就只能是分科史的简单拼接），在思路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李约瑟的范式，都还限定在李约瑟的“框框”之内。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李书的权威、经典。

解放周末：这部著作的确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巅峰，但听您的话音，您似乎认为它有严重的不足？

　　吴国盛：是的，的确如此。李约瑟的编史纲领代表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盛行的版本，辉格史，也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以今天为发展目标的进步史。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有自己当时的目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样子为发展目标。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技史界努力从种种极端的辉格史中摆脱出来，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发展了许多新的编史纲领。但很可惜，在中国科技史界，虽然有一些新的编史纲领和新的编史实践出现，但总体上还没有从辉格史中摆脱出来。李约瑟的确还未被超越。

　　当然，与西方科技史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上没有走出积累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多元化编史纲领的运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李约瑟纲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读者是西方人，因而更多的从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化能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没有着力阐释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性，没有把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明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文化自身的与境中来考察。当然，李约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比如他就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所谓的有机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有机自然观这个说法，仍然是从西方人角度讲的，西方也有有机自然观，而且只能从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李书也不是着眼于这个无所不在的有机自然观去考察中国的科技文明史。

解放周末：比如说？

吴国盛：比如说指南针。李约瑟其实也知道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风水堪舆的需要，用于航海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在指南针与风水堪舆的关系上多做文章，倒是花了不少力气论证指南针的发明以及所代表的磁学成就如何领先西方，用于航海如何在时间上领先。实际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于欧洲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中国就根本不具备革命性。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与境下，它们完全是另一套故事，但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讲出来。目前讲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西方语境下的故事。

解放周末：您和某些科学史家一样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

吴国盛：是的。李约瑟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最终都会，或迟或早，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预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强力入侵，中华文明绝无可能自发生长出近代科学来。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你非要问为什么梨树上没有结出桃子，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中国近代科技史非常清楚的显示了，近代中国人不是把传统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了现代科技，而是根本抛弃了传统科技，重新学习和发展西方的科技。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解放周末：这个问题其实和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医”一样。

吴国盛：是这个意思。

解放周末：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李约瑟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科技史呢？

吴国盛：既要重新思考历史，引入新的编史纲领，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它在形态上和西方科学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着手，重写科技史。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不少新的尝试，比如美国汉学家白馥兰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美国汉学家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一些可贵的编史理念和编史实践出现，比如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对于中国天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孙小淳教授提出的用“两岸风光”模型代替“百川纳海”模型，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这些新的编史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发展，还没有落实到更广泛的编史实践中，至少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通史。所以现在我们还只能读李约瑟，或者读罗南这本权威、经典的缩写本。

解放周末：这对当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吴国盛：是的，用新视角来重写科技史，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品，恐怕需要20年、30年，甚至50年时间，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

原载《解放日报》2011年3月25日第20版，作者：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