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纪念德裔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百岁生日的文章频频见于各种媒体。而仅仅7个月之后，哈佛大学宣布了他于2005年2月3日逝世的消息。这位被誉为“20世纪的达尔文”的百岁老人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通过数十年一线的生物学研究，他与其他几位科学家一道复兴和更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差不多同样长时间的生物学史和生物学哲学的研究，他参与塑造了达尔文在人类思想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恩斯特•迈尔——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达尔文的后裔”。
　　迈尔1904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洲的肯普滕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天生的博物学家”。同时，由于德国文化传统的耳濡目染，他习惯于用一种深刻的哲学眼光来看待整个自然。1926年，年轻的迈尔获得了柏林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像当年的达尔文一样，迈尔心中也充溢着对野外考察的热望。在次年的动物学国际会议上，他从罗斯切尔德爵士（即英国人莱昂内尔•沃尔特，一位私人博物馆的拥有者、博物学的爱好者）那里获得了去新几内亚考察鸟类的机会。两年半的考察（包括之后的所罗门群岛之行）异常艰险，但是也使他在鸟类学、分类学、动物地理学与进化论领域获益匪浅。离开南太平洋之后，迈尔随即应邀来到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负责鉴定保存在那里的众多鸟类标本。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近一个世纪，1836年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归来，他将带回的大量动植物标本交给当时英国动植物学界的高手整理和鉴定。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将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嘲鸫标本鉴定为三个相互独立但又类似的地方种，这一结果使达尔文深受启发。他认为这三个物种其实都来自南美大陆的同一种嘲鸫，经过逐渐进化，演变成生活在大陆附近三个不同岛屿上的不同物种。历史常有相似，迈尔也从野外考察和标本鉴定中认识到了隔离成种的重要性。在他1942年出版的《分类学与物种起源》一书中，迈尔阐述了新物种如何产生的理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他成为了“进化论综合”（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奠基者之一。众所周知，达尔文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都没有真正接受他所提出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进化论，连他的热情支持者（如国人熟知的托马斯•赫胥黎、恩斯特•海克尔）也不例外。朱利安•赫胥黎（托马斯•赫胥黎之孙）曾用“达尔文主义的日食”来比喻19世纪末期自然选择学说受到强烈反对的窘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遗传学家与博物学家完成了进化论综合，达尔文进化论才具有了“合法性”。在这样一个关键事件中，博物学家出身的迈尔功不可没。
　　1953年，迈尔接受了哈佛大学动物学教授一职，8年之后他开始兼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迈尔先后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如《动物物种与进化》、《系统动物学原理》、《种群、物种和进化》、《进化与生命多样性》，被公认为一名世界顶尖的进化生物学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过他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起源被确立为进化生物学的两大中心问题之一，而在此之前，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迈尔在大学期间就对达尔文产生了兴趣，不过对其思想的真正研究则是在1959年纪念《物种起源》出版百年的庆典活动之后。这次纪念活动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家们的庆功宴，不过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达尔文，次年出版的文集《达尔文之后的进化》收录的也主要是进化论和遗传学方面的文章。但是到了1982年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之时，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档案在其孙女诺拉?巴洛夫人的引领之下被大量启用，他的各种笔记、阅读批注、《物种起源》的原稿、通信选集等等都陆续得以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通信全集的出版计划，这个浩大工程目前包括一万五千余封往来信件（这一数字仍以每年约六十封的速度增长），预计共有30卷，第14卷已于去年11月问世。可以想见，这个工程一旦完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最为透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在这些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中心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普及读物和电视系列片纷纷涌现，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达尔文也从一个科学事实的简单归纳者变成了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对现代世界观有重大影响的人。在这些研究成果的背后，一个所谓的“达尔文共同体”（Darwin Community）已然形成。这个共同体最初的成员本身就是生物学家（如悉尼?史密斯、加文?德?比尔爵士，当然还有迈尔），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逐渐职业化的队伍——越来越多的人把“达尔文”当成了“饭碗”。
　　在这样一个日渐壮大的队伍中，迈尔是一位不能被忽视的人物。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第一版《物种起源》的影印本，迈尔为其撰写了序言，这是他对达尔文著作进行专门研究的起始。当迈尔于1975年退休之后，他开始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及其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乃至作为整体的生物学思想史以及生物学哲学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的专著《生物学思想的成长》（1982年出版）与文集《走向新的生物学哲学》（1988年出版）都已有中译本，书名分别为《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生物学哲学》，是国内此领域的入门必读之作。面向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公众，迈尔也不遗余力，撰写了《进化是什么》、《很长的论点》（或译为《绵长的论证》）等著作，为“达尔文产业”（Darwinian Industry）贡献力量。
　　在这些著作中，迈尔对达尔文如何得出自然选择机制、其思想的颠覆性、达尔文革命的先后阶段、进化生物学的前沿及问题、生物学的独特性等等方面进行了非常简明流畅同时又意蕴深长的论述。以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模型为例，迈尔将其分解为五个事实和三个推论，按照其逻辑关系绘制成一目了然的图表。我从未在其他人那里见到过如此清楚的分析，一种举重若轻的风范跃然纸上。再如，迈尔对达尔文主义一词的考察，会使你从时空混淆的泥潭中脱身而出。你会发现，一个词越常见，内涵的负载就会越重，误解也就会随之越深。经过迈尔敏锐的眼睛和犀利的笔锋，达尔文主义一词的由来、历经的含义变化、包含的多个不同侧面，都被一一剖析清楚。这种风格在他区分达尔文进化论包含的五个学说、目的论的四种不同范畴等问题中也表露无疑。近年来，国内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非常多（尤其见诸于网络），相当一部分，不能不遗憾地说，是建立在误解和一知半解之上的。而众多看客旁观之中，更会觉得一头雾水甚或被误导。迈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意欲澄清的问题恰巧是你最想知道的。此外，他一贯传达着这样一个讯息：基本概念在科学发展中异常重要，而这些概念与更广泛的思想探索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史就是科学思想史。这是迈尔一直践行的编史纲领，也是他能够吸引生物学领域之外的读者的根本原因。
　　迈尔曾获得过多种国际奖项，其中包括生物学领域的三顶“王冠”：国际生物学奖、Crafoord奖以及Balzan奖。不过一提起迈尔，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对达尔文的推崇和维护。这位达尔文的“后裔”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达尔文：“思维上睿智，智力上果敢，能够将博物学观察者、哲学理论家和实验家的能力结合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具有这种综合素质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达尔文。”这样的词句会让某些人激动不已，但同时也会使某些人觉得扎眼。身处达尔文共同体的阵营，迈尔显然分有他们的共性：时时处处以达尔文为焦点。这种编史学上的“排他主义”常常引起争议，因为对达尔文的过度关注可能会掩盖历史的丰富内容。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图书馆被命名为恩斯特?迈尔图书馆所表征出来的意义一样：有些东西必将长久流传。

以上引自：http://www.bioon.com/biology/scientists/105367.shtml

       在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史诗般的伟大巨著《生物学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一书中，迈尔指出：“需要一种新的生物学哲学。这种新哲学将要把功能生物学关于控制论－功能－组织的观点，和进化生物学关于群体－历史程序－特异性－适应的概念这两方面都包括进来和综合起来”。（［１］，p．７９）他说，“需要的是一种还没有被人们相信的生物哲学，这种哲学和活力论，和其它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能正确处理生物学现象和生物学系统的物理主义还原论，都是不相近的”。（［１］，p．８２）尽管他还说：“虽然这个新的生物学哲学的基本轮廓是明显的，但是现在这种新生物哲学还主要是一种宣言，而不是表达成熟的概念系统的”，（［１］，p．７４）但从他对这种新哲学的倡导的各种论文和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迈尔新的生物学哲学的系统性。下面我们就对迈尔的新的生物学哲学的一些原则作些概括。
　　１、“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合适标准”
迈尔认为，“生物学”一词是１９世纪的产物，在１９世纪以前，作为科学的生物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包含在医学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其它的诸如博物学和植物学。牛顿的物理学革命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生物学的革命性变革。生物思想的重大革新是在１９世纪和二十世纪才开始产生的。因此，当科学哲学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当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康德论述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时候，完全是以物理科学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物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自然成了评判一切科学的标准，大多数哲学家理所当然地把物理科学看作是科学的范式，认为一旦理解了物理学就能理解其它任何科学。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迈尔不无遗憾地说，他书架上那些声称是涉及“科学哲学”的书实际上全都是仅仅论述物理科学哲学的，他们的哲学和方法论几乎完全立足于物理科学，仿佛世界上并没有活生生的有机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和过程。
鉴于以上这种情况，迈尔指出，应当建立一种摆脱物理主义影响的新哲学。如何摆脱这种影响呢？迈尔认为应当改变科学统一的传统信念，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具有不同的传统。人们常把牛顿和自然规律看成是与科学共存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考虑１６世纪、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思想环境，人们可以发现有对于力学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的几个传统同时存在。比如说，草药学家的植物学，维萨里解剖学中的精美插图，到处都有的博物学的陈列室、科学旅行、植物园，所有这些都和牛顿传统无关。生物学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中。所以迈尔认为，“正是这些在牛顿力学以外的科学激励了卢梭的浪漫主义和野蛮人高贵的信条”。（［１］，p．３６）又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科学史是主张生物学自主性的历史，是反对轻率地用力学和定量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潮流的历史”（［１］，p．３８）
主张生物学的自主性，反对物理主义的科学统一观念，就必须驳倒物理主义的理论基础：还原论。物理主义者认为生物世界的自主性只是表面的，从原则上说，所有的生物学理论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理论。迈尔认为，还原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方法。他认为，还原论者所说的还原，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组成的还原论，解释的还原论和理论的还原论。其中，组成的还原论认为，有机体的物质组成和在无机世界发现的物质组成是一模一样的；解释的还原认为，人们在没有把一个整体分解成为它的部分，这些部分又分解为这些部分的部分直到阶层系统的最低层次之前，是不能理解一个整体的，具体地说，就是把生命现象都还原到分子水平才能理解生命；理论的还原论认为生物学的术语可用物理学的术语来定义，生物学的理论可从物理学的理论推导出来。迈尔进而指出，除组成的还原可接受外，解释的还原论和理论的还原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阶层系统的不同层次都有新的突生属性出现，所以，尽管阶层系统的较高层次与较低层次都由原子、分子组成，但高层次上的过程常常不依赖于低层次上的过程。迈尔认为，在生物阶层系统的不同水平上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就要提出不同的理论。这样，在从大分子系列一直到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及其它，每一层次都导致独立的生物学分支产生：分子水平是分子生物学、细胞水平是细胞生物学，组织水平是组织学等等。要充分解释生命现象，就必须研究每一层次，“在较低水平上的发现对于在较高水平上提出的问题的解决通常很少有什么补益”。（［１］，p．７０）因此，当有人说“只有一门生物学，这就是分子生物学”时，迈尔认为这说明他们不懂生物学。
当然，在批判还原论时，迈尔并不是根本放弃科学统一的信念。他说：“面对神话和宗教的时候，科学形成了统一的战线。所有的科学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区别，但是在致力于说明周围世界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科学需要去说明解释，去概括总结，去确定事物、事件和过程的原因。至少在这个范围内，科学是存在统一的。”（［１］，p．３５）但这种统一与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统一是不相干的。所以他说：“物理科学不是科学的合适的标准尺度”。（［１］，p．３８）如果说科学一定统一于某一学科的话，那么，这种统一也应当象辛普森所说的那样：“物理学是居于全部科学的中心的科学……只有在生物学这里，只有在全部科学的全部原则都能体现出来的领域，科学才具正能够成为统一的”（［９］，P３８）。
　　２、“规律在生物学中的作用是很小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生物学的独特性，迈尔进一步比较了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理论结构的差别。在物理科学中，规律或定律起着重要的解释作用。一个独特的物理事件的发生通常是把它归并到一条普遍的物理规律中而得到解释的。这种解释方式亨普尔曾把它概括为“演绎－律则说明”模型（又称覆盖律模型），并把它看作是所有科学的解释模式。但一些生物学家通过对生物学理论的分析对这种解释方式的普遍性提出了疑问。迈尔曾提到斯玛特（J．J．C．Smart），斯玛特在一本名为《哲学与科学实在论》的书中就声称，不存在与物理理论类似的生物学理论，“甚至不存在任何生物学规律”，因为人们平常所谓的生物学规律通常都有例外，它们并不是真正的规律。（［２］，p．５０）
迈尔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生物学中存在规律，但迈尔认为，规律在生物学中并不重要。他曾说，新的生物学哲学“不应该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规律上面，要考虑到在许多生物学理论中，规律实际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１］，p．８２）还说：“规律的观念远远没有历史叙述的观念那样有助于进化生物学。”（［１］，p．１４０）主张生物学中存在规律的生物学家，比如伦施（Rensch）曾列出一百个进化的“定律”，这些定律全都涉及自然选择影响的适应趋向。但迈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生物学规律，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偶然发生或经常出现例外，或者只不过是“规则”，而不是普遍规律。就讨论过去的事件来说，这些东西有说明的性质，但是除非在概率性的意义上，否则它们是没有预见性的。因此，迈尔认为，“生物学的概括几乎一律具有或然性”，“生物学中只有一条规律，那就是：‘所有的概括都有例外’”。（［１］，p．４１）从这里可以看出，迈尔实际上赞同了斯玛特的观点。
按着，迈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或然性的概念和科学革命的早期观点－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因此是能够用数学语言表述的－－是鲜明对立的”。（［１］．P４１）在传统观点看来，自然规律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伽利略曾说过，自然界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牛顿在他的力学体系中成功运用了数学。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功给数学造成了几乎无限的特权，结果就有了康德的著名箴言：“在自然科学的任何分支中包含着多少数学，在其中便能找到多少真正的科学”。迈尔对此很是反感，他认为，“这些看法对涉及到定性的和历史的科学，或者涉及到那些过分复杂而不能用数学公式表示的系统的科学来说是错误的……这种看法造成生物学许多不同领域中产生出轻率而且完全错误的解释。”（［１］，p．４３）。
迈尔指出，数学统治着一切科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首先反对的是彼埃尔·培尔，在他看来，历史的确定性并不比数学的确定性低人一等，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历史事实，比如地球从前存在过恐龙，这是和任何数学定理同样确切的。博物学是反对关于科学的数学观念的第二个根源。博物学的各个部分太复杂，因此不能应用数学，在这里，观察和比较是合适的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数学，但它也是科学。
迈尔认为，生物学之所以不需要数学，生物学的概括之所以几乎一律具有或然性，原因在于，生物学努力描述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异的事件。任何生命都是与历史相关的，都是长期进化的结果，而特异性是进化历史上任何事件的显著特征。生物事件是特异的，因此，进化生物学中的解释就不可能象物理科学那样是由“理论”或“规律”提供的，而是由“历史叙述”提供的。迈尔很赞赏冈奇（T．A．Gondge）如下的一段话：“在讨论生命历史上具在重大意义的单个事件的时候，叙述性解释进入了进化生物学……叙述性解释的建构一点也没有提到一般规律……进化过程中的事件不是某种事件的例子，而是单独发生的事，是某种只发生一次，不能（以同一方式）再发生的事情，这时就要求叙述性解释……历史性解释构成进化理论的基本部分”。（［１］，p．７７）

实际上，迈尔认为，规律的观念从哲学上说是本质主义的必然结论。本质主义是由柏拉图发展起来并一直支配西方思想界的哲学思潮。迈尔从生物学事实出发，坚决反对这种本质主义，而主张与本质主义对立的群体思想。群体思想认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个体而不是本质。许多生命现象，特别是种群现象，是以高度的变化为特征的，进化的速率或物种形成的速率彼此的差别可以有三到五个数量级，这种变化程度在物理现象中是很少有记录的。物理世界中的实体（如原子和分子）具有不变的特性，而生物实体却以可变性为特征的。生物实体这种特异性告诉我们，必须用和研究完全均一的无生命的东西完全不同的精神来研究生物实体组群。这种新精神在迈尔看来，就是强调定性、独特性和历史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新哲学。
　　３、“科学进步主要是新概念或原则的发展”
既然规律在生物学中并不重要，那么，作为科学的生物学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呢？迈尔认为，生物学虽不象物理科学那样提出规律，但生物学家常把他们的概括总结为概念框架。有人可能会说，规律和概念的不同，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因为每个概念都能转换成一个或几个规律。迈尔认为这种说法即使在形式上是正确的，这种转换在进行真正的生物学研究时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规律缺乏概念所具有的灵活、启发的用途。”（［１］，p．４６）
既然生物学家常把他们的概括总结为概念框架，那么，生物学的进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这些概念或原则的发展。虽然新事实的发现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象征，但是在生物学中，概念的改进要比新事实的发现更能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他说：“新概念和概念的多少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和事实及对事实的发现比较起来，常常具有同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１］p．２６）
迈尔认为，概念的改进及新概念的提出之所以能引起生物学的进步，原因就在于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澄清从前生物学的混乱局面，引起新理论的形式和数不清的新研究。根据生物学的发展，迈尔提出了改进概念的几种方法：（１）消灭无效的理论和概念；（２）消灭不一致和矛盾；（３）从其它领域输入；（４）消灭语义混乱；（５）对立概念的折衷融合。
总之，迈尔认为，“生物科学中的进步并不是以个别的发现（不管这项发现多么重要），也不以新理论的提出为特征，而是以新概念的逐渐的、但是决定性的发展和那些从前占统治地位的概念的抛弃为特征”。（［１］，p．８８０）
　　４、远因的研究与近因的研究同样重要
在谈到生物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时，迈尔主张应适当强调科学的多元性，认为物理主义的统一观是错误的，生物学本身是一门自主的科学。同样，在谈到生物科学本身的特点时迈尔认为，生物学本身也不是均一的、统一的学科，而是一门非均一的、多样性的学科。因为生物学研究可划分为近因的研究和远因的或进化的原因的研究，前者是功能生物学的课题，后者是进化生物学的课题。（［１］，p．７３）
迈尔认为，功能生物学关心的是从分子到器官到整个个体的结构元素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功能生物学家们反复要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某种结构的成分如何运行？如何行使其功能？功能生物学家试图孤立所研究的特殊对象，在具体研究中针对的是单一个体、单一器官、单个细胞或细胞中的某个部分。他们试图消除或控制所有的变异因子，在恒定或变化的条件下重复实验，直到确信并清楚研究对象的功能为止。功能生物学家基本上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样，主要手段是实验。实际上由于把所研究的现象从错综复杂的机体中充分地孤立出来，就可以满足纯理论实验的理想。虽然这种方法有一些局限，但功能生物学家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用的简化手段是完全必要的。
进化生物学所关心的问题和应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进化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这里的“为什么？”指的是历史上“怎么来的？”每个机体，不管是个体还是物种，都是漫长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亿年以上。离开了历史背景就很难充分了解机体的结构和功能。进化生物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探寻现有机体的特征特别是适应的原因。他注意到有机体的繁复多样，他要知道形成这种繁复多样的理由，以及形成这种状态的途径。
很显然，功能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功能生物学家关心的是“近因”，而进化生物学关心的是“远因”或“进化的原因”。近因关系到有机体及各个部分的功能和发展，而远因、进化的原因或历史的原因试图说明为什么有机体就是那个样子。有机体之所以具有近期的和远期的这两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有机体有遗传程序。近因所要涉及的就是去解码一个个体的遗传程序，远因所涉及的是在时间进程中遗传程序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的原因。
迈尔认为，物理科学中只有近因的研究，因为：“为什么”的问题在“为了什么”的意义下对于无生命的客体是没有意义的。与此相反，在生命世界中，“为了什么”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方法论价值。所以，迈尔认为，生物过程的意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出问题：首先问产生生物过程的生物结构的功能，其次也可以问造成生物过程的起源和进步的原因。这样，进化生物学家要想分析进化的原因，就必须经常提出为什么的问题。
迈尔指出，所有的生物过程都具有近因和进化的原因。在生物学的历史中，许多混乱都是因为作者单单注意近因或者单单注意远因所造成的。事实上，在迈尔看来，物理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生物学中近因的研究，而没有看到远因的研究，所以才把生物学与物理学等同。迈尔认为，新哲学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应该看到，进化原因的研究和近因的研究一样是生物学的合法部分；在生物学中，“除非近期的和进化的原因两者都得到阐明，否则就不能完满地解决生物学问题。”（［１］，p．７９）
　　５、新生物学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合流
当然，迈尔还论及生物学的其它一些哲学问题，比如物种的本质问题，自然选择的目标问题等，但其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上面所论及的那些，用迈尔自己的概括即是：
（１）只有物理的和化学的理论不能保证完全理解有机体；
（２）应该充分考虑有机体的历史性质，特别是考虑它们具有从历史上获得的遗传程序；
（３）在从细胞起的绝大多数阶层系统水平上，个体是特异的，个体形成了以变异为主要特征的群体；
（４）有两种生物学：提出近因问题的功能生物学和提出终极原因问题的进化生物学；
（５）概念的建立、成熟、修正和（间或是）概念的摈弃支配了生物学的历史；
（６）生命系统复杂模式是按照阶层系统组织起来的，新事物的产生是阶层等级系统的较高等级的特征；
（７）在生物学中，观察和比较是与实验完全一样的科学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方法；
（８）坚持生物学的自主并不意味赞成活力论、直生论或者其他和化学或物理定律相冲突的理论。
可以看出，迈尔新哲学实际上就是强调生物学自主性的哲学。从本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其中一些人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反对实证主义，另一些人则从具体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中反对实证主义，迈尔就属于后者。迈尔的新生物学哲学很显然也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一些观点上是一致的（比如反对本质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等）。

参考文献
［１］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２］J．J．C．Smart，１９６３，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３］Mayr，E．１９８８，Towards　a　New　Philosphy　of　Biology．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引自链接：http://www.studa.net/zhexueqita/081103/153338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