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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经历和记忆中不再总是欢声笑语，有时甚或更多地是失去至亲、好友以及自己尊重的长者那种无法抹去的痛。这种痛比之于生活中的欢乐和小小的得意在记忆中更为深刻，以至于人的记忆就如同大脑一样刻满了深深的沟回。

今天是我的老师侯伯宇教授离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不知道还有多少同仁在内心里还记念着他？翻出当年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原文照贴于此，不作任何修改，权作对侯老师的一点追念。此文曾于2010年底发表于西北大学校报。

纪念侯伯宇老师

   10月6日，侯伯宇老师走了。他走得很突然，以致原本我预定10月9日去西安探视老师病体的计划，竟成了为他最后送别的旅程。

  知道侯老师是很早的事情。1986年我大学即将毕业，选择考研时特地托人找到西北大学的招生简章，可惜那一年侯老师并未出现在招生目录中。1990年初，正值W.Nahm到西安讲学，我和当时的硕士导师便去西安听Nahm的报告，顺便就确定报考当年侯老师的博士生。同时去听课并且也同时决定报考侯老师博士生的，还有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杨焕雄。他后来成为我3年的同窗和20多年一直持续的合作者。

  侯老师对学问的专注是同行中极为著名的。大约在80年代中期，理论物理界在黄山召开过一次非常有名的学术会议。期间，自然也会安排学者们在研讨之余到黄山景区观光，体验祖国山川之秀美。据说唯有侯老师一人在大家去观光的时候留在宾馆念文献，所以，圈内人大都说侯是只知学问不知其他。及至我们到西安上学，侯对学问的专注才在我的心中有了具体的印象。那时候，老师还担任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的所长。有一次，我们正在进行学术讨论。突然有人敲门，送进一张学校召开处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当然，这是经常的例行会议。使我们吃惊的是老师当时的反应。他接到通知就说了一句：处级干部是什么？我是教授！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视教授本职高于行政职务，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一身多职的学者可以如此自然地表露。

  老师视学问如生命，但和学生的讨论却是平和、民主的。我在西安学习和工作有13年之久，在这期间，有一个阶段我不住在学校附近，而且当时也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络。基本上我是每周去一两次学校，每次向老师报告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每次都是我在黑板前随意地讲，有时是在说明某个想法如何地走不通。每当这时，老师都是耐心地听者，偶尔插几句话，却每每切中要害，令看似无路可走的障碍瞬间化解。后来，老师年纪渐高，他讲东西的时候便多起来，可以体会到他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我们自然也很理解他的急切。然而在学术的讨论上，我们却从不轻易地顺从，时而也有激烈的争论，而老师看来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争论。这样的经历对我现在自己的教学影响极大。

  和老师接触日久后，渐渐感觉他其实并不是象外界传说中那样的书呆子。有一年，一个师弟准备结婚，按当时的规定，这是需要导师签字批准的。可能是师弟觉得这是私事，不好意思去找老师。所以，在一次电话讨论学问结束的时候，师弟顺便说了一句：“老师，我准备结婚，导师的签字我找别人代签了吧。”谁知老师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那怎么行？我要是不同意呢？师弟顿时怔住，不知怎样才好。老师接着又是一句：你总得给我恭喜你们的机会，是吧？有一次在CCAST举办学术活动的时间恰逢世界杯足球赛在进行。午休时大家多在讨论足球，而老师有时竟然也参与讨论，而且还可以说清谁赢了谁，是几比几，令我这个从不看球的弟子在一边汗颜。

  我和几个师兄弟业余喜欢谈论历史，有时这种话题会带到餐桌上。这时如果老师在场，他也会参与讨论，而我们受益最多的是他谈到的关于国共早期的历史以及他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我们知道了顾顺章的叛变如何影响到中共早期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侯镜如老先生后来的人生历程，知道了平津战役如何迫使老师中断了在北平的学业赴台，知道了老师怀着一腔爱国热忱乘坐1949年最后一班台港直通轮船从台湾到达香港在辗转返回大陆的经历，知道了老师虽然爱物理如生命却在抗美援朝的1951年毅然中断在清华的学业报名参军，也知道了他在历经磨难终于在1966年即将研究生毕业时又遇到导师被迫害自杀的故事。后来的事情不用老师自己说，我们都知道。他申报院士的努力多次失败，而在77岁高龄他又经历了同时丧子丧孙之痛。从老师的经历我们知道，原来一个人的际遇可以这样不平坦，而有着这样不平坦际遇的老师却依然充满向上的热情。

  老师一生大部分时间工作在西北。可以想见由于资讯、交通和地方经济等方面的制约，在西北的科研资源和工作环境是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的。但在物理界任何时候谈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理论物理有个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有个侯伯宇在那里。老师也知道西北的环境对年轻人的发展是个制约，因此极力推荐师兄弟门出国学习和发展，一时间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几乎所有的博士生、博士后都有出国访问的机会，在西北大学成为人人称羡的景观。

  老师的身体一向很好，在校园中走路比年轻人还快。到杭州开会时他还借了在当地工作的师兄的自行车，骑起来自然也是飞快。我想，他这样快，大概是为了节约时间用来思考学问吧。我和师兄弟们私下聊天时，大家都认为，以老师的身体素质，活到九十几岁是没有问题的。是以当年初听到老师因病作了手术时，我依然认为他可以顶过去。我甚至乐观地和几个师兄弟筹划，到9月份，老师满80岁时，我们应该怎样为他祝寿。可是到了暑假结束，听到的消息越来越不妙了。9月中旬，听到老师再次住院。10月初，准备去探望。10月6日，噩耗传来，老师竟已长逝。

  有人说，老师这一生太累了，经历的痛苦太多了，让他安息吧。而我则宁愿相信，我们整个宇宙的历史，就象是一个路径积分，从宇宙的起点到未知的终点之间，所有的历史都在发生，我们自己恰好不幸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中，在这里我们可敬的老师和我们永远地分别了。而我最大的希望，则是至少存在这样一个历史，在那里，老师远离一切痛苦和磨难，他和他心爱的学问依然快乐地在一起，直到永远。

赵柳

2010年10月19日

于南开大学物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