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选择职业越来越成为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最近，一位清华博士生坦言对科研了无兴趣而宁愿去做中学教师。当事人如此诚实，让局外人对事件本身难以作太多的评说与断语。但如果不像看热闹那样凑得那么近，而站得稍微远一点，倒是可以对此事件折射出的现象与问题作些许深入的思考。一边是导师的惋惜、困惑乃至无眠，另一边是“听话的好孩子”淡定的挥别，导师对学生的认知何以与学生的真实想法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师生无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分属不同的时代：导师的观念打上了“大时代”的烙印，认为科研的好苗子不做科研意味着国家的投入几乎白费；学生的观念则带有“小时代”的色彩，不仅在意成就感，更强调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会感到幸福。无论你能否接受，当下主流的“Style”，就是这种追求平常幸福感的“小时代”。事实上，好苗子放弃科研已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不久前还听说一位北大的博士生在某航天技术研究院和某中学做选择时，周围同学建议的选项大多是后者。
    “听话的好孩子”不以科学为业是其个人的选择自由，但对国家而言却真的伤不起，以“听话”为导向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方式必然会导致智力资源的“内在流失”。培养“听话的好孩子”是一种偷懒的办法：教育者通过软硬兼施使受训者服从与跟随，受训者以模仿他人替代发自内心意愿的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受训者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创新意识与探索动机。他们要么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要么认为想要的也不过是别人想要他做的。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人生不是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现在想起来，自己之所像很多中国的标准学生那样没有实现少年时做一名科学家的理想，是因为我们认为最有力的观念教育仅仅是用他人的意识和动机来激发自己，而没有在自动自发的自我意识与内驱力之中实现真正的自我激励。就这样，很多科研好苗子的智力资源在未离开科研之前就早已“内在流失”了。
    在庆祝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曾谈到科学殿堂中三种人的不同动机，即智力上的快感与雄心壮志的满足、纯粹的功利目标以及类似于信仰和爱情的探索激情。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受前两类动机主导的。不论是面对“学而优则仕”的“痼疾”还是“一流人才搞工商、二流人才做科研”的“流俗”，科研部门必须顺势而为，通过有力改进软硬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至于第三类动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才是真正推动科学探究的精神动力，具有这种动机的人“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对此，教育与科研主管部门应该意识到，教育与科技的产业化对个人的创造性和科学研究的纯粹性与专业精神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谓教育产品与智力资源首先是有情感和意志的人，而不单是知识的载体和产业的要素，提高智力投入效率的根本之道还在于人。要使中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关键在于人的创新意识与探索动机的培植。为此，必须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培植和保护这类探索的动机，使探索的激情成为科研好苗子的默认配置，让以科技为业者真正具有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和以科学事业为天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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