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终于唤出有识之士关于人才之现实与根本问题

 至今始终认为人才是中国机器人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也是制约快速发展的瓶颈。相信机器人一定会普及，问题是代价。

 《南方周末》之“被炒上天的机器人怎么落地” 文中称:

“在前述 ‘2015年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机器人寿命平均8000小时，而国外同行约在5万－10万小时之间。尹荣造拿出手机，用计算器算了一下，8000/24=333天，‘机械手都是24小时运作的，我们产品的保修期是18个月，按照他这个说法，机器一年不到就没了，那我不早就倒闭了？这些人到底懂不懂行业啊？’ ”

图1. 源自OFweek机器人网“2014年8大数据看透中国机器人产业悲喜剧”

“8000小时”的数据论坛上许多专家用过。例如，科技部"十二五"服务机器人重点项目专家组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iTR服务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主任王田苗教授也引用过(见图1)。但此处“寿命”是指机器人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8000小时”的数据本人也用过(见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50119/3802258.shtml , 《财经》杂志第418期，2015.1.19)，但非引自前述论坛，而是引自《2013年机器人行业分析报告》(外资机器人平均无故障MTBF是5-8万小时，发生大修概率是8-10年，维护成本就相对较低。国产机器人的平均无故障MTBF是5000-8000小时，发生大修概率是10个月至1年左右，维护成本相当高，见图2)。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我不知道，但以自己的经验，如果按《南方周末》一文所说的24小时不间断连续运作，个人认为国产机器人连平均 8000个小时也很难达到，外国也难，决定MTBF的加速实验不是这样算的!

图2. 源自《2013年机器人行业分析报告》

下附三篇有识之士关于人才之现实与根本问题的报道与讨论

 ABB人物 | 顾纯元：机器人换人，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三部委思考机器人产业未来 人才短板成发展瓶颈

 被炒上天的机器人怎么落地

ABB人物 | 顾纯元：机器人换人，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来源：人民日报 

导读：机器换人不是不需要人了，我们现在缺的恰恰是人，缺的是技术型的人才，技术型的技工、技术型的工程师。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行业和企业的长期共同努力。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却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如今，“机器换人”在全国多个省份广泛展开，各个地方政府“机器换人”的热情很高，有的还给予了高额补贴。

推广和应用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技术，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更高产能并提升产品质量，帮助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从而跨入更高效、更智能化的发展新阶段。

工业机器人的柔性生产技术可以帮助制造业提高生产灵活性，缩短产品生产周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智能制造中物料浪费的减少、能耗和废品率的降低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高效益，也有助于缓解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压力。

例如，在格力电器的珠海工厂中，ABB生产的机器人已被用于搬运、码垛、机床上下料、钣金冲压等自动化生产线，帮助车间提升30%的生产效率。在汽车制造行业，ABB为长安福特提供了最新的柔性车身总拼定位系统，多达6种车型的车身可以共用同一条生产线完成制造，多种车型生产的快速切换只需18秒。

中国无疑已经是世界工业机器人最大的市场。尽管如此，我国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仅有30台，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还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我国刚刚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工业机器人也成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从我们参加“机器换人”进程的经验上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对许多制造类的企业而言，我们就是把机器人白送给他，他都不会要，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很好地使用。

工业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才的发展，随着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高速发展，人才问题日益突显，工业机器人供应商、集成商和终端用户都处在求贤若渴的状态。

机器换人不是不需要人了，我们现在缺的恰恰是人，缺的是技术型的人才，技术型的技工、技术型的工程师。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行业和企业的长期共同努力。

三部委思考机器人产业未来 人才短板成发展瓶颈

机器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工信部和科技部开始不停地思考着机器人产业的未来。杨海成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总工程师，但他另外的两个身份更能引人侧目，他还是智能制造重大工程联合论证专家组组长、科技部“十三五”先进制造规划专家组组长。

因为正在制定中的“十三五”先进制造规划，在过去的一年中，杨海成和他的专家组做了不少调研。

“‘十三五’先进制造规划的9个重点任务中，就包含智能机器人。该规划的总体思路是探索高端、跨域发展；强化基础、增强能力；两化融合、转变方式；绿色制造、持续发展。”杨海成透露。

同样还在制定中的“智能制造重大工程”，其任务的总体框架为“231”创新框架，即2大平台、3大装备、1大基础。其中，3大装备为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3D打印。

在工信部层面，工信部装备工业部司长张相木不久前表示，要组织力量编制“机器人‘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图”。同时还想利用一些渠道，把机器人的发展，特别是在研发或者提升产业能力方面能够尽可能争取列入国家支持计划。现在在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智能制造面临很大的压力，面临很多的挑战，因为别人已经完成了工业3.0，现在在搞工业4.0，中国有很多的企业还处在工业2.0的水平。

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则直接挑明了政策的时间点——“制定我国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计划于今年10月底完成。”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此前也表示，下一步要鼓励更多企业研发生产机器人。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孙立宁表示，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项目》，集成、本体、关键部件等，有30%补贴。

国家“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专家、天津大学黄田较为乐观：“在机器人领域，国家部委在‘十三五’期间，应该会有更大的投入。”

地方政府先行+技术破局

在产业政策上，地方政府迈开的步伐比部委更快。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宝纯告诉记者，天津市刚刚发布实施了“天津市智能制造重大科技专项”。

“计划3年累计投入1亿元经费面向全国从事机器人科研生产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征集智能制造重大科技项目，确定了‘3+2’的主要任务，分别是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基础和关键零部件以及‘机器换人’和‘制造业信息化’两个示范工程。通过专项实施，计划打造5—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100家‘机器换人’示范企业。”李宝纯告诉记者。

在此政策作用下，截至目前，天津市机器人产业园已引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多家院校及科研院所近20个“863”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同时引进了韩国都林机器人、爱智微、瑞思、天瑞博等多家机器人研发生产企业，基本形成了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态势。

在东莞，该市通过了《东莞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年)》，该规划提出到2020年，东莞将力争全市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产值达到700亿元，东莞将研究设立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建立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推广补助机制。

能让地方政府有信心的一个原因是机器人开始有点“争气”了。在一直为人诟病的核心零部件方面，有了技术突破。

工业机器人的关键部件主要由减速器、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三大部件制造成本的占比分别为39%、28%、22%，其中关键部件减速器的制造成本占机器人总成本的近40%。目前国际机器人所配套的减速器中，RV减速器的占比在70%以上。

近日，江苏泰隆集团联合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历经4年艰苦攻关，突破国外技术垄断，攻克RV机器人用减速器国际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成功摆线包络精密减速器等四款高精密减速器，实现了国产机器人用精密减速机国产化的重大突破。

2000人＝全行业研制

就在不久前，中南建设宣布进入机器人领域，除此之外，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宣布进入这一领域。这直接导致了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激增。林念修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六百家企业研发生产机器人。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判断今年应该要突破上千家。“现在人才总量不够，结构也不合理。一个不能证实的数字是机器人相关联的企业有数千家，而研究机构只有上百家，专业从事研发制造的人才只有2万多人。”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孙立宁说。

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顾纯元也称，当前，机器人的发展瓶颈并不是产能，而是市场没有足够的人才。该问题得到了学校和企业的一致认同，天津一家职业学校的教授希望能搭建一个全国性培训平台，机器人太贵，单靠学校自身搞不起，学生也很难有锻炼的机会。

“很多企业缺人，从而导致研发跟不上，规模也做不大。有钱也很难招到人才。”河南一家企业高层说。

“未来要培养大国工匠才行。”黄田也很无奈。机器人产业人才紧缺到了何种程度？一个侧面的案例或许能说明问题。重庆的一家职业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学生所在的班级就会被冠名，二年级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被企业抢光。李佐军表示，要在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技术和产业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提高劳动力队伍的素质和技能水平。

被炒上天的机器人怎么落地

来源：南方周末

 机器人概念在中国资本市场被炒成风口上的猪，但实际上，大部分机器人公司还是在低端挣扎，缺乏核心技术。事实上，仅仅有概念、园区土地和政府补贴，并不能产生一个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行业。

 “我就坐在他旁边，明显感受到血肉之躯发出了钢铁的力量。”广证创投副总经理王彦和参会的人们调侃道。

 2015年5月23日，在广州证券举办的一个主题为工业4.0投资策略的沙龙里，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朗特）董事长尹荣造，在用三分钟时间介绍自己公司时，这位大约1米65、戴着无框眼镜的湖南人，笑眯眯地从正常语音语速跳转为男高音，朗诵《伯朗特梦》一诗，接着清唱一曲《伯朗特人》，中途破音让现场笑成一片。

 在此前4天，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明确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计划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机器人正是要推动突破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

 《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第二天，A股市场机器人概念股就有十余只涨停。尹荣造的伯朗特，则是新三板市场上颇受券商追捧的机器人概念股。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的数据，2013年中国购买了全球1/5的机器人，首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买家。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5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5.6万台，约占全球市场总销量的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2年，沈阳金杯汽车公司找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AGV机器人。15年后，脱胎于该研究所的新松AGV与通用汽车全球采购部签订AGV机器人供货合同，结束了中国机器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历史。

 但在核心零部件技术缺失的情况下，中国机器人公司时至今日仍然在低端徘徊。

“草根”机器人

 从广深高速公路大朗、松山湖出口下来，进入大朗镇辖区。据大朗镇官网数据，这个位于东莞市东南部、118平方公里的小镇上，登记企业总数有31060家，沙步村是大朗镇下辖的28个社区（村）之一，有50多家企业，主要是手袋厂、五金模具厂、毛织厂。

 沙步村公路两边多是三四层、红色外墙的小工厂单体建筑，伯朗特有着两间厂房、一栋四层办公楼的院子，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

 此前，伯朗特也就是在沙步村村口租了个约300平米的场地，2012年3月才搬到现在的地址。《伯朗特人》和《伯朗特梦》，还被印在了办公楼大门口、浅黄色的外墙上，用的是蓝色字体，一左一右呈对称状，最底下两行文字甚至记录了它们的原创、定稿时间。

 不仅尹荣造，伯朗特的董秘刘舒燕在向到访的投资人、媒体介绍公司时，也会唱起这首《伯朗特人》的厂歌。她还牵头为这首歌编了一支舞，每个周一早上公司全体员工升国旗的时候，歌、舞、诗，都要练习一遍。舞蹈动作主要在手上，乍一看有些像是机器人。

 2014年1月伯朗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新三板）挂牌以来，尹荣造表示迄今已经接待了260多位前来学习经验、有意上板挂牌的企业。

 尹荣造生于1980年，2000年中专毕业于湖南常德机电工程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先后在广州、东莞工厂里做过钳工、钣金工、搬运工，经常挨师傅骂，2002年，他成为东莞一家台资企业一名卖机械手的业务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深圳区业务经理，2008年5月，他和公司的东莞、中山、广州三名业务经理共同创办伯朗特。

 尹荣造还记得，2002年向客户推销机械手的时候，很多人看到模型还不知道机械手到底是什么，甚至还有制造部的主管问这是不是飞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那时候人工很便宜，要把机械手卖出去，就像卖保险一样难。”

 第一笔业务，只卖出去4台，还是卖给一家日资企业高管创办的公司。

 2008年创业，制造业也面临金融危机，人们对机械手的接受度已经改观，“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在考虑买机械手了，只要再推它一下就可以了”。

 创业前半年，伯朗特并没有自己的产品，租了一个小铺面，主要是倒卖二手机械手、代理日本品牌，甚至还找人代工，此后决定自己敲敲打打生产。

  2011年10月，在一个用铝型材搭起的办公桌旁开股东会，尹荣造提出2015年公司要上市，当时听者多不以为然。其实，尹荣造对资本市场完全没有概念，直到一年多后的2013年1月，他的一位法律顾问问他，究竟是想上主板、中小板，还是创业板？尹荣造坦承自己也不懂，反问，“有什么区别吗？”

 2013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由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扩大至全国。第二天上午，尹荣造收到这位律师用短信发来的这个消息。当时他正好在广州一家职业学校演讲，他在演讲里说，“我感觉中小企业的春天来了”。

 4个月后，伯朗特向全国中小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提交了材料。2014年1月3日收到通知，隔天尹荣造就去了深证中登公司做股权登记，成为新三板试点扩容以来第一家来登记的企业。20天后，伯朗特和另外265家公司一起，成为新三板扩容后第一批挂牌企业。

 不得不说，参观伯朗特的厂房，很难唤起“高科技”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大的机械加工、组装车间。2014年初，伯朗特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当时他们共计168名员工中，本科学历的仅6人，大专以下占了78%。

 同年5月入职的研发副总经理罗小青，也就是高中学历。这个出生于1972年的中年人，曾经做过模具厂的编程员、厂长，金属制品厂的工程部经理，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出了伯朗特第一款六轴机器人，他说这款机器人自己在脑袋里想了很多年了。

 不过，借力资本市场，最早4名创始股东平均持股的伯朗特，变成了以尹荣造为主的伯朗特，尹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伯朗特的股价现在30元上下波动，市值约10亿元人民币。

两个风火轮

 伯朗特的对标标的是，在创业板挂牌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

 新松成立于2000年，脱胎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并以该所前所长、“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的名字命名。蒋在公司成立的三年前去世，他的学生曲道奎现任该公司总裁。

 相比其他“半路出家”的机器人概念股，新松从一开始就聚焦机器人产业，它是伯朗特的对标的企业。四年多前的2009年10月31日，新松在深交所正式挂牌，成为创业板首批28家上市企业之一，也成为中国“机器人”第一股，并以“机器人”这一行业名词作为公司股票名称。

 2015年5月26日，新松的市值约为600多亿人民币。一周后的2015年6月2日，新松市值创下历史高点——820亿元人民币。

 2014年，新松的营业收入约为15亿元，约等于伯朗特的18倍。全球机器人巨头、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2014年的营收为43.78亿美元，新松与发那科之间还隔了17倍的距离。

 让尹荣造引以为豪的是，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显示，伯朗特的毛利率都高于新松，2014年更是达到了48.1%，比新松高出12个百分点。尹荣造没有说出的另一组数据是：新松最近三年的销售净利率都在20%左右，而伯朗特2014年最高也只有7%。

 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别人说我踩着两个风火轮，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新三板，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我还不好好用这两个风火轮，岂不是精神病？”

 这个话的背景是，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风口。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劳动者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干“脏累苦”的工作、人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机器换人”的变革。

 相比2008年时候客户签了合同、交了定金，才带着设计师去现场踩点拍照，现在企业只要有订单做，接订单时就要考虑自己产能够不够，机械手、机器人已经被考虑在成本里了。

 伯朗特办公楼和厂房中间的空地上，就堆放着已经打包装箱、等待运走的机械手和机器人。而尹荣造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黄底红字的牌，上面写着：2026年要实现百亿伯朗特、2033实现千亿伯朗特、2058年实现万亿勃朗特，“别人听我说这话觉得这个屌丝是个精神病，就像当年人家说马云是精神病一样。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中国的机器人公司要死一大片”

 “你说客户有没有机器换人的冲动？”尹荣造记得，2004年，一台变频1200机械手要卖7万－8万元，现在更高配的同款产品，售价也只有3万-4万元，机器成本降了一半，而人工成本却从当年800元涨到4000元，提高了4倍。

 面对一批企业的迁移和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政府似乎更急于帮助当地企业完成“机器换人”的转型升级。以东莞为例，2014年8月，东莞市发布了《“机器换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从2014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亿元，连续3年共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最高补贴比例可达设备总额的15%。

 东莞的这一补贴，要求项目设备和技术投入100万元以上。在尹荣造看来，一些被捧上天的样板工程实际利用率不足，或者主要补贴了外资品牌。

 据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市场的工业机器人5.6万销量中，中国本土供应商的销量仅为1.6万台，占比不到30%。2015年5月初，被多家媒体报道的长盈精密东莞松山湖“无人工厂”，采用的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发那科公司。 尹荣造曾在东莞市政府召集的机器人企业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能否在机器人企业实行增值税征17退14，以市场化的方式对机器人实现产业化的企业予以补贴。他觉得最公平的方式就是，“大家有本事就把它卖出去、产业化，这才是公平竞争。”

 这个提议最后以国税和财政收支两条线、地方无法协调，而被婉拒。

 “我们没有奶吃，只能靠市场挤奶，在市场奔跑，向市场要钱。”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让企业制造出企业能消费得起的产品，“机器换人”自然而然就会换过去了。制造企业被市场倒逼，即使没有补贴也一样会机器换人，补贴有助于市场推动，但只是暂时的，最终真正推动还是要市场化。

 尹荣造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机械手可以省下1.5个人工，一个月人工3000元，半年就是2.7万元，基本上一年就可以回收成本。

 补贴政策出台三个月后，2014年11月，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正式揭牌，东莞市政府计划总投资约27亿元，培育运动控制与高端装备企业群、工业与服务机器人企业群和高端消费产品企业群。

 在2015年4月中旬举行的“2015年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上，新松总裁、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会长曲道奎介绍，中国目前有约40个机器人产业园区，约60家有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500余家机器人相关企业。2015年预计会增加到800家。

 不仅东莞，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柳州、洛阳、广州、长沙、哈尓滨、天津等地方陆续都出台了机器人相关政策，包括中兴通讯、长盈精密等上市公司都试图跨界涉足机器人行业。

 “太火爆的行业，是比较令人担忧的。”东莞市机器人协会会长蒋仕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机器人行业发展太快，但是基础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反而可能得不到足够关注。很多大公司采取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军机器人产业。

 一位从事机器人相关研究二十年的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很多上市企业收购机器人相关企业，其实它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做机器人，只是为了拉高股票，“我们很害怕，这会把机器人行业做死了”。

 这位专家表示，两年后，中国的机器人公司要死一大片，现在都是靠国家政策在圈钱，这位专家认为，“大家都是在做系统集成，而没有核心技术。”

低端生存到何时

 东莞市机器人协会会长蒋仕龙，是固高科技（东莞）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也是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港产学研究基地运控控制应用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

 1996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是多指机器人的抓取操作，当时觉得自己学的东西离现实太远、太超前，是“屠龙之技”。现在，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我们的机器人技术跟国外比要落后。”

 在各国竞相推出的以智能制造为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机器人成为其中重要一环。“高端失守，低端混战”，前述专家表示，却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现实。

 由于起步晚，在机器人产业上游，核心零部件如控制器、伺服系统、传动结构、传感技术等都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在机器人产业的中游，即利用上游零部件，设计机器人结构和控制箱，做一个标准机器人——机器人本体，面对直接国外厂商竞争，压力非常大。绝大多数中国机器人企业，集中在产业下游，即系统应用集成部分。

 大部分机器人本体代理商，同时也是系统集成商，甚至有些代理商也宣布要进入机器人本体生产制造，在各地机器人产业园圈地圈人。

 2014年，伯朗特在原来办事处基础上新设立了6家分公司，并设置了分公司利润和总公司8∶2分成模式，以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扩大市场份额，以防同行挖角、留住人才。

 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机器人的价值不在于本体，而在应用价值，机械自动化在于应用，用起来了才有价值，没用起来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但他也知道，本体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终究受制于人。

 伯朗特给他们最新研发的六轴机器人定价在十万以下——临近成本点，目的是要让企业给他机会。客户考虑到性价比，就算机器有问题也可以接受。尹荣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也许我的机器还会”撞机“（指机器人可靠性不够，导致整个生产线停下来），但只要有机会做，就有机会去完善。”

 在前述“2015年国家机器人发展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机器人寿命平均8000小时，而国外同行约在5万－10万小时之间。尹荣造拿出手机，用计算器算了一下，8000/24=333天，“机械手都是24小时运作的，我们产品的保修期是18个月，按照他这个说法，机器一年不到就没了，那我不早就倒闭了？这些人到底懂不懂行业啊？”

 在蒋仕龙看来，国外工业机器人产业主要应用是在汽车和高端装备两个领域，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新的制造工艺需求、产品制造需求大部分是在中国。这对机器人本体，对机器人运动、算法、应用都提出了新要求，必将催生很多新的机器人企业、新的机器人本体。这是国产机器人发展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