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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纪念：旧文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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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SARS众茫茫，不思量，何相望。”本月是非典十年之际，特此以旧文二篇纪念之。有兴趣的专业人士，也许对我们的文章《“北京市SARS 流行的特征与时空传播规律”，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0年第40卷第6期，页码：776-788》感兴趣，请见后。
痛定思痛：《杨焕明的心痛》之反思
欧洲开会回来之后，最关心的就是“非典”的情况怎样。在众多的消息中，报道《杨焕明的心痛：面对SARS 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见2003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和《杨焕明的痛和科研之难》（见2003年5月28日《光明日报》）让我反复读了几遍，心里非常钦佩杨焕明教授的直言求是精神，深为中国科学家失去了一次理应领先的机会感到遗憾，同时也为科研体制和资源分配中的问题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和拖延感到痛心。
痛定思痛，却引起自己的反思。面对“非典”，中国科学家真是打了败仗了吗？到底什么是“非典”的科研之战，这场战斗结束了没有？想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回答“胜”与“败”的问题。
《杨焕明的痛和科研之难》是这样开头的：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国外专家撰写的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这两篇经过学界评议的论文的发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战结束，中国科学家败北。“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这是近段时期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话里隐隐透着他的心头之痛。
除了不要染上非典之外，自己所学专业很难对非典防治作什么贡献，更是没法弄清什么是非典研究的关键之战。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我关心的倒不是谁先测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也不在意《科学》杂志先发表了谁的文章。我最关心的是早日见到有效的防非典疫苗和治非典药品。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现在中国，可有一天反过来我们却要从其它国家高价进口疫苗和药品，用于非典的防治。艾滋病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发于非洲，并在许多非洲穷国成蔓延之势，但这些国家却负担不起西方昂贵的防治药品，有的政府只好靠提倡其实就是不治疗的“替代疗法”来安慰民心；而且艾滋病药品居然占了某些国家援助非洲的很大部分。中国当然不是非洲，我们也负得起药费，但谁又愿看到此剧在自己的国土上重演？从这一点考虑，虽然不知道非典的关键科研之战在哪里，但还是觉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没有结束。所以，从事非典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还必须同心同德继续努力：“战争”没有结束，许多战斗甚至还没有开始，虽有暂时的挫折，但千万不能未战言“败”。
这件事情虽然反映了我们科研体制和资源分配中的许多问题，但也迫使自己再一次思考什么是合适的科研评价体系，如何处理权宜之计和长久战略，怎样明确阶段目标和最终目的。对于许多学科来说，或许在《科学》、《自然》和其它SCI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应过度过广的强调其价值。况且还有更多的学科，此类SCI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当“饭”吃，有时充其量是“调味品”而已，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工作的最终甚至阶段性目的。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不是什么科研工作都该做的“通行证”，更不是凡是科学成果就得支持奖励的依据。科研成果在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之前，很难说是什么生产力。设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学》、《自然》、SCI，以文章为最终目的，而且占用大量的资源，今天热“非典”，明天炒“经典”，那时科技非但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恐怕更可能会成为第一“反”生产力。
在当今的时代，一支扎实精干从事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工作的队伍，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国防上都是维持发展国力的根本。对于这支队伍，也许可以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并以SCI为指标，特别对于基础性纯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中科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从基因研究中心到基因研究所、从水稻基因排序到非典病毒基因排序、都是这方面的成功决策和重大成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状态下，这支队伍确确实实是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意义上的“精锐部队”。但相对于广大的科研大军，其人数毕竟还是少数，其作用毕竟只能是主导与攻关而不是全部和最终。“阳春白雪”般的水稻基因排序相对于“下里巴人”式的杂交育种研究工作，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国家应当有不同的评价系统使“少数”与“多数”都有自己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各司其职，各行其道，而不是大家都得“挤”上同一部“电梯”才能有“提升”的机会。
这次“非典”的确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许多方面的不足，我们必须“吃一堑、长一智、革故鼎新、消除弊端”，才能在科技和其他方面赶上并且领先于人，使科技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次在欧美开会时，许多国外同事对我们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抗非典的能力、速度以及其彻底程度感到吃惊甚至“unbelievable（难以置信）”；没有想到中国的街道居委会制度能在抗击非典上大派用场。但愿这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开端。不过非典疫情能在初期不利的情况下被迅速抑制，说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和决心进一步改革自己。多难确实可以兴邦，可谁又想或需要“多难”呢？我们需要的是高效务实的日常运作机制和特殊应急制度，既能有序的使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又能避免很高的代价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处理像“非典”之类的公共危机，不管是来自健康、经济还是来自军事、政治等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国富民强。
抗击“非典”，不是为了“非典”，而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和健康，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这是我们真正所要的，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以此开始，相信有朝一日今天的“非典”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章“经典”。
附：
改革评价方式是根本
桂文庄
我非常赞成王飞跃教授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是非典首先出现在中国，可有一天反过来我们却要从其它国家高价进口疫苗和药品，用于非典的防治。从这一点考虑，虽然不知道非典的科研之战在哪里，但还是觉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远没有结束。所以，从事非典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还必须同心同德继续努力：‘战争’没有结束，许多战斗甚至还没有开始，千万不要未战言‘败'。”王教授还说：“对于许多学科来说，或许在《科学》、《自然》和其它SCI杂志上发表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应过度过广地强调其价值。况且还有更多的学科，此类SCI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不能当饭吃，因为它们不是研究工作最终甚至阶段目的。科学技术的确是第一生产力，但这不是什么科研工作都该做的‘通行证'，更不是凡是科学成果就得支持奖励的依据。科研成果在没有得到实际应用之前，很难说是什么生产力。设想如果大家整天都在想《科学》、《自然》、SCI，以文章为最终目的，而且占有大量的资源，今天热‘非典'，明天炒‘经典'，那时科技非但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恐怕更可能会成为第一‘反'生产力。”
有一点，我不是完全同意。王教授写到：“在当今的时代，一支扎实精干从事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工作的队伍是维持发展国力的根本。对于这支队伍，完全可以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并以SCI为指标”。中国科学院在新时期办院方针中规定：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从科学院的定位上讲，科学院主要就是要做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但是科学院的工作，决不能用纯学术水平来评价，更不能简单地用SCI指标评价。评价的根本指标，是你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对科学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王教授大概指的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这样的工作，学术水平的评价，在最顶级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文章，当然是更重要一些，但是也不能如此简单地评价。真正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当然不能马上要它说有什么意义或用途，但是，它一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能够对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对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有意义的，许多成果，终究会对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最近李国杰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要以“产出的影响为导向”，来决定科研的规划与项目的选取，来评价科研工作的价值。我认为说得非常好。技术成果要这样评价，其实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要这样评价，只不过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以表现出它的“影响”，得到人们的公认。现在的评价方式，一方面可能是管理者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做了一点工作马上要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急功近利思想的表现，与资源分配方式也很有关系。这是我国（也许是世界性的）学术界的大问题。需要从改革科技评价和资源分配方式等根本问题上解决才行。
附桂文庄简介
桂文庄，研究员，1985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副主任、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副局长、局长，现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本文发表于2003年6月24日《科学时报》观察版
民族的重望：当“非典”成为经典的时候
三周之内，三顾洛杉矶机场，三次的感觉却大不一样。一下飞机，拿着人手一份的关于SARS的警告，心里从第一次的莫名其妙，第二次的放松释然，直到第三次隐约的内疚和不安。
四月十八日是计划好的回北京时间。临近返程，我十分关心有关“非典”的各种消息，月初卫生部长的新闻发布会，给心里留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阴影。因为自己一直在咳嗽，最担心是在被作为“非典”送进医院。生平还是第一次感到“不确定”的可怕，但为了布置实验室参加国家评审最后答辩的准备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按期返回。做出这一决定的瞬间，心里真的有一种走向战场的悲壮感觉。
有些事真是说不清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不必要惊慌，这次北京之行，除了订票的助理外我谁也没有告诉。临行前的一天的中午，助理给我订了一份中餐，打开“幸运饼干”，我不禁笑了，里面的纸条上写着：“keep your plans secret for now”。笑过之后，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飞机由东京中转北京，每个人可占用几排座，到东京后才知只有三个人的终点是北京，大家无语，加上嘴巴上的大口罩，无形中更增加了心头的压力和恐惧。北京入关时，工作人员用有些惊慌的语调叫住我，并要求我站住不要动，因为自己在健康情况单上注明正在咳嗽。后由医护人员量了两次温度后，才予放行。
北京城明显比过去安静多了，路上也再没有交通堵塞的现象。第二天见到北京交管局的领导，我说看来也不能说“非典”没有任何好处，至少交通变“好”了。接下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电视里都是有关“非典”的新闻与讨论，伊拉克战争已不是焦点。不过，实验室的一位同事倒是提议将“SARS”翻译成“萨氏病毒”，因为“说不定就是在萨达姆的资助下研制出的。”一周之后，北京多处被隔离，非典在北京和全中国已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自上而下的全民抗非典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但我却又踏上了回美的行程。回前的夜里，吃了两种止咳的药，生怕在机场上出现什么问题。
回美以后，开始了两周的“自我封闭”。这期间，网上，报纸，电视里关于非典的报告和讨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特别是网上，一会儿是“SARS改变中国格局”，“SARS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一会儿是“制裁新加坡的吴作栋”，一会儿是“SARS中的中国——社会推动政府”，还有什么“北京人恐慌了，北京人傻了，北京人非典了”。不过，一份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停止对SARS使用‘非典’一词——笑谈中国特色”，使我感到大可不必。首先是先有国内的中文“非典”之称，后有英文的SARS缩写，而且SARS与“杀死”也太接近了，在对语言和数字十分“忌讳”的中国，用“非典”的确要比用“萨斯”好，就像用“仙逝”而不用“暴缢”一样。按作者的逻辑，美国早应改成“恶”国（America）或者“油”国（USA）了，特别是在伊拉克一战之后。许多事，大可不必太政治化，还是多些平常心为好。
至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以洪涛院士的衣原体结论否定中国的院士，更是在错误的时刻批评了错误的对象。固然不能否认目前中国院士制度有弊病，但在非典事件中也不能看不到还有像钟南山那样的院士存在。当电视主持人问钟院士这么大的年纪，又是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这样不顾生命危难奉献时，他的回答竟是：为了一个未知数，就是要搞清是什么引起这场疾病。这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连救死扶伤都听不到，但却使我不由的肃然起敬，为中国有这样的院士感到自豪。说错误的时刻批评了错误的对象，是因为非典事件说明国家还必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说明很多事情必须“依靠”，而不是“重视”科研人员的结论去制定政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共识，但非典事件说明科学技术有时甚至还是第一生命力，第一生存力。
在一切都迈向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看到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网络全球化中的计算机病毒，现在，广东的一个病毒，已演化成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问题是堵不住的，公众知情了，往往会引起事件从坏向好的转折，非典就是典型的例子。必须制止信息的层层作假，报喜不报忧，否则就是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威信为代价，给一些官员提供掩盖过失甚至逃避罪责的机会，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危机。“多难”虽说“兴邦”，可这种人为放大的天灾，还是没有为好。非典的大规模爆发，暴露我们政府管理体制和文化上的许多弱点。中国应借非典之机深刻反思并设法消除官本位的危害，解决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责任的协调与统一，改革体制，从“领导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引导型”转化，从根本上建立完善有效的现代化危机管理系统。
非典虽然是一次偶发的事件，它不但使我想到以后人类一定要善待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不能再以“什么都吃”为“自豪”了，也使我感到中国社会已到了一个“沸点”，不知能否由此而催生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变”。可惜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衷心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的后代重温历史时，“非典”已成“经典”，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经典篇章。
本文发表于2003年7月11日《科学时报》观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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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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